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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或许比GDP更重要,但如何衡量前者?
二十多年前,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Andrew Oswald组织了他所说的世界上第一次关于幸福经济学的会议。他张贴海报,邀请演讲者,并等待与会者入场。但最后只有8个人出现。他说:“在1993年,人们就还没有这一概念。”

大约25年后,人们普遍认为,地球和人的福祉不仅仅来自于经济增长,且国内生产总值(GDP)不足以衡量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相关领域已经有自己的论文集、委员会和学术会议。2015年启动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呼吁重视17个新指标(从可负担得起的清洁能源到性别平等),从而推动各国朝着“超GDP”的方向发展。

罗马全球智囊团俱乐部联合主席Sandrine Dixson-Declève表示,我们目前对繁荣的定义是通过个人富裕程度、资源使用和教育程度等指标来衡量的,而这些指标通常都要支出不可持续的高生态费用。

“越来越清楚的是,所有国家都还处于‘发展’阶段。实质上,无论是被标为“发达”还是“发展中”的国家,都没有在人类和社会繁荣与尊重地球边界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当今最大的生存挑战。”

但是,实际上将替代性繁荣理念纳入政策以改善福祉的尝试(无论是以大量指标还是将其全部归纳为一个指标)都面临着诸多障碍。

“每个人都想超越GDP,但是他们到底想要什么(尚不清楚)……有非常不同的路线,没有标准答案。”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统计学家Marco Mira d"Ercole说。

实验

正在进行的各种国家实验证明了他的观点。例如,新西兰政府于5月份启动了围绕福利的预算,其中优先事项包括减少儿童贫困和支持心理健康。十多年前,苏格兰政府将实现公民福祉,可持续发展和平等“目标”作为施政纲领。其中设置了具体的可达成结果,并对进度进行了跟踪,因此可以追究政府的责任。意大利在2016年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政府选择一系列福利指标,然后根据这些指标来证明其预算的合理性。

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的Fabio Bacchini博士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是我们试图共同编写的新故事。”他还领导了名为MAKSWELL的项目,研究如何将福祉指标纳入政策。他说,主要的挑战来自于建立数学模型,以预测指标因不同的政策思路而发生的变化。

他说,在这方面有几个障碍。首先,要找到一个指标来衡量现实问题的难度。意大利从4个指标开始:二氧化碳排放量可替代环境绩效、收入不平等、平均收入和不参与工作的比率。

第二个障碍是,如果指标显示出改善(例如,如果收入变得更加平等),您怎么知道这是政策的结果,而不是来自完全无关的因素?

及时性也很关键……除非我们能够以与GDP相同的频率(即每季度一次)来制定福祉措施,否则对它们的需求将非常有限。

技术可能有助于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比如通过卫星遥感技术来获取财富和贫困指数。

繁荣愿景

Dixson-Declève认为,如果各国政府认真考虑重新定义繁荣,则欧洲委员会下一个研究资助计划将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变。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这种新的繁荣愿景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需要进行创新以实现繁荣。”

她说,应该给予社会科学更多的资助,鼓励他们进行创新。需要他们找到温室气体减排但不提高社会生产成本的方法,以此向企业和消费者提供经济激励措施。

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

Oswald教授现在是英国沃里克大学的行为经济学专家,他承认目前的态势已经与1993年有所不同,他预言说:“在未来,每六个月的头条新闻里将包括幸福指数。”

本文译自 phys,由译者 majer 基于创作共用协议(BY-NC)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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