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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追责，不如从根本上反思：“对生命的慈爱”，是如何从现代日本消失的。——小林照幸
据佐藤春雄的观察，日本的朱鹮每十年会迎来一次大的变化。昭和初年，日本政府将朱鹮指定为“天然纪念物”；昭和一十年代，朱鹮因战争而被人们淡忘；昭和二十年代，佐渡朱鹮爱护会为代表的保护组织成立，朱鹮重回人们视野。之后每十年，对朱鹮的保护就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95 年，佐藤春雄坚信将会出现新的变化，而春雄所期待的变化，则是朱鹮在日本国内的首次产卵和孵化的成功。小绿和凤凤于 4 月 4 日起开始交尾，并成功产卵。但是，小绿突然死去，所留下的五颗卵也孵化失败，意味着日本产朱鹮的血脉就此断绝。唯一存世的日本产朱鹮小金，也已无生殖能力。凤凤于 6 月被送归中国。春雄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所期待的日本产朱鹮将迎来的巨变，竟是彻底灭绝。
小林照幸， 1968 年出生于日本长野市。明治药科大学在读时，凭借非虚构作品《毒蛇》获得 1992 年第 1 回开高健非虚构文学奖奖励奖（当年无获奖作品）。此后开始从事写作。 1999 年，《朱鹮的遗言》获第 30 回大宅壮一非虚构文学奖。
著有《丝虫——誓要根除难治之症的人们的记录》《绘神之人——田中一村》《死贝》《害虫歼灭工厂》《姬百合：来自冲绳的信息》《梦之箱：被杀死的宠物》等。
后记（节选）
基于一个极为简单的理由，朱鹮在我心中一直占据着一席之地。
我上小学的时候，常在各种媒体上看到朱鹮，对它颇为熟悉。尽管我从没见过朱鹮振翅高飞，但感觉就像已见过无数次。由于数量稀少，它被指定为特别天然纪念物、国际保护鸟。这增添了它在我心中的分量。
我想，恐怕许多人与我有相似的经历。
高中时代，人工增殖的过程屡屡被报道。“作为国际保护鸟和特别天然纪念物，朱鹮是一种极为重要的鸟类。日本国民有义务将它从灭绝的边缘拯救回来。”“朱鹮濒临灭绝，每一个日本人都应对此负责。”——我对此类口号甚为不解。
即便我试图理解它的重要性来自数量稀少以及 Nipponia nippon ——这个代表日本的学名，然而，为何人们要为保护朱鹮而不遗余力？
我曾想，就算朱鹮从日本消失，我们也不会遭遇多大的麻烦。那人们竭尽全力增殖朱鹮的努力到底意味着什么？
但与此同时，我也感到有一种重要的东西蕴含于保护朱鹮之中。这种东西超越自然保护与特别天然纪念物的范畴，令我难以释怀。
1997 年 2 月，英国克隆羊问世的消息震惊世界。媒体大肆报道称，若仿效此法， 1995 年死去的最后的日本产雄性朱鹮小绿，将从自己的细胞中重生，朱鹮将重返佐渡的山野。我因而陷入关于生命和伦理的思考之中。
同时，佐渡人与朱鹮是如何相生相伴的，也深深地吸引了我。彼时，我脑海中浮现出佐藤春雄和高野高治二位的名字。知道他们，是在一本杂志的朱鹮专刊上，其中有一篇追忆朱鹮的文章。我当时是个初中生，并不相信日本曾有过佐藤和高野所追忆的二十多只朱鹮齐舞的时代。
其后，我通过电视和报纸，了解到他们二位为朱鹮所做之事。佐藤先生踏踏实实地观鸟，拾粪，呼吁保护朱鹮，并担任“佐渡 TOKI 保护会”会长；高野先生在担任“朱鹮保护中心职员”之前，便已开始为朱鹮投食。
围绕朱鹮，见仁见智。鼎沸的人声散去，佐渡岛上，春雄、高野与朱鹮相生相伴的故事却余音绕梁。虽然我曾对朱鹮怀有疑问，但他们的故事拥有超越学术知识的说服力，让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认同和共鸣。
1997 年 3 月中旬，我赴佐渡与七十七岁的佐藤先生、八十四岁的高野先生会面。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尽管我的年纪只相当于他们的孙辈，且是初次见面。我们的对话从早上 9 点持续至晚上 7 点过。
佐藤先生的家位于两津市，加茂湖北岸。在他家里，有他辛勤收集的大量的粪便标本、脱落的羽毛，以及关于朱鹮的剪报、各种书籍杂志、宣传板与海报等，珍贵的资料云集，可谓朱鹮博物馆。
自从得知佐藤先生其人，我便有一个疑问：“‘朱鹮灭绝’已经说了好多年，为什么还要站出来保护它？”这也是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
“我把朱鹮看作是生命，而不是鸟。”
佐藤先生微笑，平和地讲了这第一句话。接着，他简短地答道：
“人命是命，朱鹮的命也是命。如果因为横竖都是一死，便置之不理，那人也不需要医疗、福利了。可是，人与人之间，对待病人，我们必定是要帮助，是要安慰的。”
虽然知道朱鹮行将就木，但他作为佐渡人，愿意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支撑佐藤先生的，是人心，是爱。
我多年来的疑问有了答案，同时，也终于悟到了蕴含于保护朱鹮之中的那个“重要的东西”。佐藤先生用“人心”为保护朱鹮注入了新的意义。在他眼里，时至今日，朱鹮也并不是所谓的国际保护鸟或特别天然纪念物，而是“生命”。
高野先生的家在新穗村公所附近，那里也存有大量关于朱鹮的资料。虽听闻他反复住院，但他却非常健康，声如洪钟。从生椿的生活、保护中心的日子再到今天，关于朱鹮，他无所不谈。看得出，聊起朱鹮，他无比的开心。战争刚结束，他就在生椿开始投食。“儿时的伙伴饿肚子，我得帮帮它。”这就是高野先生对于朱鹮的情愫，是一种关爱。
佐藤先生和高野先生向我提到了宇治金太郎，并将夫人佳代女士介绍与我。拜访她位于真野町的家时，适逢她的亲戚在场，他们向我讲述了宇治先生的为人以及捕获小金的往事。我还有幸得见了在朱鹮保护圈广为人知的那块蜡烛。当那块小小的“护身符”出现在我眼前，我竟莫名紧张，不由得双手合十。
与高野先生会面的三天后，他再次住院。他于 5 月回过一次家，其余时间都在医院，直到 7 月 27 日故去。向他请教朱鹮之事的，我是最后一人。现在想来，我所听到的，便是他关于所爱朱鹮的“遗言”。
高野先生去世后，我与佐藤先生见了三面。我也再次去到宇治家中，在“护身符”前合掌。我还去了谷平、生椿、宇贺神社以及那片可眺望真野湾的农田，置身于佐渡的春夏秋冬之中，聆听佐藤、高野、宇治的喜怒哀乐交织而成的乐章。
朱鹮必定是一种通人性的鸟，我想。
完全捕获行动之前，五只朱鹮在大平山的上空盘旋，向佐藤先生告别。
宇治先生因忏悔捕获小金而到宇贺神社祈愿。在他最后一次祈愿时，小金化作残烛与他相会。
在朱鹮保护中心，高野先生竭尽心力照顾小金，直至离职。如今，小金是最后一只日本产朱鹮，它入所已三十年，创造了世界鹮类饲养的纪录。对于曾与小金朝夕相伴的高野而言，小金的健康便是对他最好的祭奠。
他们三位对小金的爱是不求回报的。而小金以它自己的方式报答了他们。
通过与佐藤先生、高野先生的对话，我强烈地感受到时代的两面性。
现在，朱鹮作为日本自然保护的象征，受到媒体持续关注。然而，高野先生在生椿投食、佐藤先生成立佐渡朱鹮爱护会的昭和二十年代，纵然朱鹮是天然纪念物，但日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无暇顾及朱鹮。
朱鹮保护活动起势的过程，与朱鹮数量减少的过程是同步的。随着物质的丰裕，朱鹮数量减少，保护活动兴起。总而言之，当今日本，林林总总的野生动物保护活动，正是始于朱鹮。
回顾这一过程，尽管它面临空前的挑战，但保护活动的起点是十分质朴的——“对于生命之爱”。然而，“学名”和“国际保护鸟”的光芒却逐渐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朝着朱鹮的保护与增殖这一目的，却爆发出各种不同的意见与争论，呈现出不知为何而保护的混乱世态。
这与今天的日本颇为相似。
假如小金死去，媒体必将推出特别节目，安排特别报道。实际上，准备工作已在进行。届时，社会上将出现各种声音，它们的核心意思必将是寻找日本产朱鹮灭绝的罪魁祸首。“责任在政府，因为政府虽指定朱鹮为特别天然纪念物，却未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人们过于倚重学者的观点。”“在开发与保护的取舍上，佐渡呼吁的力度还不够。”议论不外乎这些方面，而结论必定是，受惠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个日本人都应该对此负责。而在我看来，与其追究责任，不如利用这个机会，从根本上反思： 佐藤先生所言的“对生命的慈爱”，是如何从现代日本消失的。
同时，我也希望人们能重新认识到，“自然与人和谐共生”的意义。
题图来自：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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