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言
江苏地方志材料中曾经记载过晚清道光元年(1821年)的江南大瘟疫,据一本叫做《垂虹识小录》的小册子记载:
道光辛巳六七月间,江浙大疫,初起足麻不能伸,名为脚麻痧,又名吊脚痧,患此者或吐或泻,骤如霍乱,甚至顷刻殒命者,日数人。
按照这个描述,这场江浙大瘟疫,在表现症状上就是霍乱。其实,这场瘟疫并不开始于道光元年,也不始于江浙地区。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在岭南地区的很多海运大港,如汕头、海口、琼山、合浦等地,开始爆发霍乱症状的严重瘟疫。疫情发展十分迅速,很快沿海北上,从宁波、上海登陆江南地区,波及江南的十府一州50余县。
瘟疫抵达江南,并未停止蔓延,而是沿运河传入山东,从陆路由安徽、江苏传入河南。在河北则由陆路和运河双重渠道传播,到达北京后沿陆路进入东北。这场瘟疫的规模罕见,波及范围前所未有,“南自杭以至闽广西,自金陵以至江西两湖北,自山东以至直隶竞无地不然”。
不仅如此,这种瘟疫的危害程度和致死率同样很高,“死者枕藉”,“须臾不救,有一家伤数口者”,穷人家甚至是“全家病殁,无人埋葬”。根据亲历者的记载,染病者的症状非常恐怖:
凡染此病者,类无六脉,其死不过一两日,不死即瘥,偶有病至十数日死者。其泄泻一如无肛门收束,粪直下,色白略同米汤,泄两日,虽肥人必瘦,筋收则四肢拘挛,手足各指倩人扯拔。如不胜死,则膀肚肉欠过腿挛,手臂肉欠过腋下,肋骨条条冈起,周身之肉不知消归何所。
如果按照现代医学知识解释,这场瘟疫是霍乱弧菌引起的真性霍乱。但是,缺乏现代医学常识的中国人只能从症状上对其命名,称之为吊脚痧搐筋症、翻症、蛣蛛瘟等。
面对这场瘟疫,清廷的应对政策还是比较传统的,王朝治理术从来无法超越它的知识天花板。道光元年八月,朝廷“又以时疫流行,发广储司银二千五百两,分给五城,为制备药料棺槥之用”。当年顺天乡试,“著展期一月,于九月举行”。
但是,当时朝廷的传统有限救济还局限于京畿和北方地区,无法达到疫情真正严重的南方地区。即便是治疗,当时中国的传统医学治疗手段也对这种可怕瘟疫无济于事。民间乡绅施医施药,有诸如“服四逆汤,刺手足腕青筋出血”,“用鞋装砖石打病人四肢”等奇葩偏方,但大多无效。
瘟疫流行,自然导致各种奇葩谣言疯传。其中一种,说瘟疫来自于西瓜、茄子。据经历者回忆,“当时人恐惧, 讹言四起, 千奇百怪, 不可备述。 然俱得之耳闻. 未敢遽信。 惟西瓜中切出蚰蝎, 茄中破出毒虫, 则是予所亲见, 斯以奇矣。”这样荒诞的谣言,不仅民间百姓相信,甚至公权力机构也信之不疑,“西瓜人不敢食,有司亦出示禁卖,每每破瓜,其中辄藏毒物”。
除了西瓜、茄子,日常生活中的鸡也成为了这场大瘟疫的责任者。有些地方传言,是鸡的腹中有毒虫,因而导致瘟疫,“传言鸡生距, 腹有物如蛇蚓, 啄人影即疾, 民间鸡杀殆尽。”
除了这些以日常生活中寻常事物来解释瘟疫起因的谣言,还有一种将瘟疫与鬼神联系的更为复杂的谣言。譬如,以道教符咒解释疫情,“辛已之疫前半年, 已有谣言云自龙虎山传来符咒, 将有鬼夜半叫门, 应之即吐血而亡, 需遵书符咒避之乃免”。
在缺乏信息公开和信息传播力度的传统帝制中国,这种瘟疫在谣言的作用下又会被无限放大。嘉道之际的这场大霍乱,死亡率固然很高,但是直接因疫病而死的人数可能有限,但是“传闻已甚一时”,江南富饶之地一度被人视为丰都地狱。谣言造成的社会恐慌可能比瘟疫本身还要恐怖,甚至某些地区还出现了“因疫甚恐怖竟至自经”的现象。
对于视百姓为“牧”之对象的朝廷而言,瘟疫的危害不过是仅仅是统计数字的民众生命而已,谣言的治理才是执政者真正在意的事情。故而,抓拿造谣者远比救济霍乱瘟疫受灾民众更为重要。
道光元年七月,御史李德立上奏称:“东省瘟疫流行,比户传染。德州等处,有匪徒乘间倡言,七月初一二日,有鬼打门,应者必死。遂致居民互相传惑,终夜仓皇。”
道光皇帝对于这种制造谣言、传播谣言的不法匪类,态度是非常果断鲜明:“访拿布邪言为首之犯,严刑惩治!”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