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后现代哲学维特根斯坦系列的第4集。
昨天在后现代哲学日签里,我跟大家分享了维特根斯坦的这样一句话:“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所做的各种分类:他们根据云的形状对云进行分类。”
有几位朋友留言,说觉得分类还是很重要的,我们当然不否认分类的重要性,但是有一个问题的核心往往被我们忽略,那便是我们要区分科学领域的事情,和人文领域的事情。它们是两条平行线,没有谁可以统摄谁,并且思路完全不同。
面对人生的议题,“科学的思维”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又在多大程度上有害?这是需要我们深入并且一点点反思的事情。分类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对人的分类,尤其是心灵和心理领域的分类,我们可能要格外格外地小心谨慎。
今天又是颠覆三观的一天呢!你准备好了吗?
我在咨询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渴望“被看到”。这里的被看到,可能指被理解,被肯定,被认可,被赞美,或者至少是被听到,被了解了。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多少关系里能有这种“被看到”的感觉呢?可能少之又少。
你可能会问:为啥这种体验这么少呢?为什么它不是每天在任何关系里都会发生,而是在极少数的情境和关系中才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呢?
换句话说,“看到”与“被看到”,缘何如此稀有,以至于很多人经常感觉不被看到,被误解,被否定,被忽视,甚至觉得自己是“有病的”,“有问题的”呢?
这里我们要回归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视角。
我们以为自己解决的是一个关于“实在”的问题:比如遇到了渣男怎么办,我自己爱无能怎么办,我觉得很自卑对自己没有信心怎么办,我处理不好跟他人的关系怎么办,伴侣拒绝过性生活怎么办,孩子不听话怎么办……
我们以为事情就是自己认为的如此这般,我们对于它们的描述是“准确的”,是“对的”,是“反映客观事实”的。因此,剩下的工作,就变成了一种“科学式”的工作: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成因—提出解决方案。
但如果我们从根源上就把事情给本末倒置,用充满了令人误解和混淆的方式描述了问题呢?维特根斯坦对哲学和心理学领域的最大贡献,便是他在所有人探讨问题的基础上,后退了一步,直接指出,我们的语言和“实在”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换句话说,我们描述事情的语言,并不是描述这件事情的“唯一方式”。对普遍性,真理,和同一性的追求,是我们在科学领域做的事情,照搬照抄到人类的心灵领域,一下子就失效了,原因就在于此:我们以为自己描述的是“事实”,是“真相”,是所有人都应该有同样理解和解读的东西,但恰恰事情并非如此。
所以维特根斯坦邀请我们退回去,看看自己是如何使用语言的。问题并不是“真实的就在那里”,而是我们描述问题的语言,把我们引入了深渊。而我们笨拙地试图“解决问题”的过程,让我们进一步深陷在“问题”之中,无法自拔。
你觉得我在胡说?
好,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美国心理疾病诊断手册(DMS)里出现的“心理疾病”总归是真的,是真实存在的吧?但真的如此吗?且不说DMS之前把LGBT人群病理化,作为有“性取向问题”,或者“性别认同障碍”的“心理疾病”,然后后来又删掉了的做法,是多么让人质疑。我们就说说现在最流行,最普遍,你也经常怀疑自己有没有的“抑郁症”。
“抑郁”这个东西真实存在吗?你也许会说:当然啦,我抑郁的时候吃不下饭,不想起床,觉得干什么都没劲,也提不起兴趣,这些东西都真实存在呀。那我想再进一步问问你,你说的抑郁,包括导致你抑郁的因素,抑郁对你意味着什么,抑郁对你的影响,所有这些东西,会跟另一个人一模一样吗?
很可能不会!那为什么你这个叫“抑郁”,他那个也叫“抑郁”,或者说有大量的人每天被诊断为“抑郁状态”呢?在科学中,我们关注的是相似性,普遍性和统一性。我们把这样的方法照搬到了人文领域,企图用比如医学模型来解决“心理问题”,却发现越来越多的人“病了”,他们成为了“病人”,成了“有问题的人”,而解决的办法,却不在他们自己手里,而是在那些权威和专家手里,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让人绝望?
美国就以身试法,造就了这样的一种局面。现在,美国已经成为全球精神疾病类药物的最大消费国和产生国。用福科那句百试不爽的话问:这其中谁在获益?这些大型的药物生产商们当然希望美国的心理疾病诊断手册可以统治全球,从而让全世界人都成为他们的“病人”,获得持续的利益。当然实际上他们也是这么做的,在【像我们一样疯狂】中,作者非常深入地描绘了这些大药厂是如何做到让一种心理疾病在一个国家或者是地区流行的,比如让抑郁症在日本流行起来(现在看来,他们在中国也已经成功了,不是吗?)。
日本的文化很特别。他们其实对于那种有些伤感,不那么亢奋的情绪,是非常接纳的,甚至觉得那是有文化,有修养的人才会有的一种比较高尚的情绪感受。而美国的药商们,通过宣传“抑郁”就像是“情绪感冒”,成功改变了日本人的文化和认知,让这些原本不觉得自己有病的人,“患上”了心理疾病。
从这个例子里你会发现,对于我们的心灵领域,对一件事情的描述可以是多维度和多视角的,而不是唯一的。在自然届和科学界,我们可以说,那里放着一张桌子,桌子就是桌子,你不会对它有其他的描述方式和命名。但在心灵领域,并没有哪个东西完全对应着所谓的“实在”。
比如你跟我说灵魂,灵魂这个词显然真实存在,但是灵魂的所指物是什么,你说得清楚吗?你所理解的灵魂,和另一个人理解的,相同的吗?当你说灵魂的时候,一个信仰基督教的人,或者一个信仰佛教,犹太教或者印度教的人,会跟你有不同的理解吗?
回到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并不是在否认说“抑郁”是子虚乌有的,而是说这种情绪或者心灵的状态,是一个很模糊的东西,我们是在语言的使用中用它的,但是如果你不用这个词描述,换一个词,也未尝不可。
比如刚刚我说到,在日本,那种现在可能被称为是抑郁的情绪,在从前他们的文化里,反而是一种高尚的象征,它没有被污名化和病理化,自然也就不会成为“问题”。而我们也知道,情绪状态是流动的,是暂时的,就像天空中的云一样,当我们用平常心去看待它,甚至看到它的好处时,它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其他的情绪和状态。“高尚的情绪”和“心理疾病”,这完全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描述方式,你说哪个对呢?
如果你用科学的视角去探讨这件事情,你就一定会问对错。但如果你用人文领域的视角,从语言是如何被使用的角度看待这件事情,对错就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你也许会问。重要的是,哪种描述方式给了我们更多可能性和自由,哪种描述方式又框死了我们,让我们动弹不得!
北大哲学系教授韩林合曾经在他的书【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解读】里说过:
“首先,世界和人生根本就没有本质,因此也就谈不上它们可说不可说的问题。其次,包括他(前期的维特根斯坦)在内的传统哲学家们都误解了他们的工作的性质,总以为他们是在谈论独立于语言和概念框架的事物的本质,但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描述世界的方式,一种新的表现体系。而且,在没有弄清这点时,他们所做的工作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语法误解和混淆。新哲学(后期维特根斯坦所从事的哲学)所能做的最有价值的工作之一,便是澄清并去除这样的误解和混淆。”
所以上文的例子里,我们也并不是在否认美国心理疾病诊断手册本身,而是做一个提醒:它仅仅是一种新的描述世界的方式罢了,但绝不是唯一方式,更不是真理,这里也包括所有的心理学理论和概念框架体系。在我们跳进去把自己“对号入座”,觉得自己“有病”之前,对你如何描述这件事情,保持觉察和警觉。
所以是什么阻碍了我们去真正看到自己或者他人呢?
至少一部分上说,是我们觉得事情就是自己认为的那样,理解这件事情,只能从我们的那种方式出发去理解,而抱有其他视角的人,都是“不对的”。
科学范式的理解方式,诱惑我们去用“对错”的视角思考问题,戴上非此即彼的有色眼镜(你不是“对的”就是“错的”)。从此我们无法脱下自己观点的外衣,把自己的观点,变成了需要被誓死捍卫,辩驳和守护的东西,进而无法听到任何与我们相左的声音,也就无法进入另一个人的视角中了。
“……哲学家们总觉得科学的方法就在眼前,禁不住要以科学的方式提出问题,回答问题,这种倾向实际成了形而上学的根源,并引领哲学家们进入完全的黑暗。”
—维特根斯坦
这里维哥所说的哲学家们,就是在探讨人生议题时的我们。
在这里,理解自己和理解他人,都同样困难。
我们先来说说理解他人。
人人都渴望被理解,还有被接纳。但轮到我们自己理解别人的时候,却发现我们根本做不到。那么理解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或者说,为了能够理解另一个人,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
当然,就像合作对话的创始人贺琳.安德森所言,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理解另一个人,但却可以不断靠近,尝试着去理解另一个人。
(1)not-knowing的态度
Not-knowing,直译过来是“不知道”。但我们不是真的不知道,而是说不抱着以为自己知道的心态,去聆听另一个说话。
当然现在主流文化的倾向正好是反的—主流教育我们要成为专家,对于任何问题,我们都要能够立刻给出答案,说得条条是道,最好听起来逻辑严密,有理有据,这是主流视角下,一个有能力的人,应该表现出来的样子。
但这种倾向,这个充满诱惑的成为专家,成为答案提供者的诱惑,恰恰成了我们真正理解和看到一个人的最大障碍:
别人的故事只说了一半,我们就急着打断,给建议,给反馈,就好像我们已经“掌握了事情的真相”;
我们不会对话,只会辩论。别人的想法对我们没有影响,两个(多个)人聊完之后,我们只是更加坚定了自己是“对的”;
越是在我们熟悉的领域,我们越是感觉到自己知道答案,所以别人说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听不见……
所以贺琳才在合作对话中一次次地提到not-knowing的重要性,也是我在从前的文章中反复强调的,学习放下我们自己的预设,假设和自以为知道的东西的重要性。
讲一个禅宗里的小故事。
南隐是日本明治时代的一位禅师。有天,有位大学教授特来向他问禅,他只以茶相待。他将茶水注入这位来宾的杯中,直到杯满,而后又继续注入。这位教授眼睁睁地望着茶水不息地溢出杯外,于是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他终于说道:“已经漫出来了,不要再倒了!”
“你就像这只杯子一样,” 南隐答道。“里面装满了你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你不先把你自己的杯子空掉,叫我如何对你说禅?”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只满溢的杯子,空不下来,也就没有空间留给别人的想法。教授往往是这个状态的,因为学了太多知识,反而让知识成为了自己知见的天花板,让自己学过的那些理论和概念框架,成为自己看待世界的唯一视角,那副有色眼镜和那件脱不掉的衣服。
为什么你觉得已经认识了多年的人“没什么需要再了解”的了?比如你的伴侣,你的父母,你的孩子,包括你自己。因为很多时候,你已经活在了自己对他们(和自身)的偏见中太久了,你一次次用同样的视角,同样的滤镜看到他们,然后一次次忽略掉那些不符合你偏见的东西,最后,想法就固化了,成了横亘在你们中间的一堵墙,让你无法真正地去看到和理解。
贺琳说,即使是认识了很久的来访者,每次跟这个人的对话,对她来说都是新的。她会带着就像是第一次认识这个人的目光一般,去好奇,去提问,去尝试着理解。
(2)带着质疑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所有想法(和理论)
最具有后现代精神的,非质疑莫属了。这里的质疑并不是一种怀疑论,觉得一切都不可靠,一切都不能信,而是说我们要意识到,自己理解和描述事情的方式,只是众多理解这件事情方式中的一种,而非唯一准确或者正确的那种描述。
这里当然也充斥我们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尤其是当别人的价值观跟我们的特别不同时,我们要格外小心。
在对话中我经常会遇到来访者跟我讲述出轨这件事情,不管是他们自己出轨,还是伴侣出轨。如果我站在道德的高地上评判他们,我们的对话就无法进行下去,因为我心里的某个地方,一定有想要改变他们,让他们“回到正轨”上的冲动。
但真正的对话不是这样的。如果换做是我自己,我可能不会那么做,但这并不妨碍我尝试着去理解,在对方的脉络中,他们选择这么做的来龙去脉。所以理解也并不意味着认同和赞许,而是先把自己的价值评判放在一边,听听别人是怎么看的。
在一次次对话中,我渐渐放下了自己的绝大部分评判和预设。比如出轨这件事情,每个人的故事都是独特的,但你总会发现各种各样新的视角:比如在关系里不被认可;在自己原本的关系里只能固化地以某种样子出现,在新的关系里却可以释放另一个自己;没有性生活,对方也拒绝探讨,而在新的关系里第一次享受性爱;从前因为“将就”而结婚,现在却非常想要尝试一次爱情的感觉……
很多时候,在不断尝试理解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在不断清扫和整理困住我们的那种描述方式。用贺琳的话说,一个老的故事,在我们的好奇和问询下,以新的方式被讲述出来,便有了新的可能性和力量。
所以现在在对话中,不管对方提前告诉我她的议题是什么,不管我从前听过多少次类似的议题,我都不会以为自己真的知道和了解对方的处境,不会在对话之前,产生任何对她议题的建议,答案,理论和方法。即便是真的有,我也会把这些想法放在一边,想办法去理解她真正想要告诉我的,而不是我以为我听到了的东西。
开头我们引用维特根斯坦时说到的“给云分类”便是如此。对于人生届的议题,我们对自己的分类,要万分小心。当一个人说她是“不安全型的依恋类型”时,请记得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描述方式,不要让这个描述,吞没了其他可能性:有“安全”的时候吗?在跟谁的关系里感觉到安全?在什么样的关系里感觉到安全?感觉到安全的时候,自己和对方分别做了什么,增加了安全感?……
(3)理解是一个持续的,不断更新的过程
我们对一个人的理解(包括自己),会随着我们生活经验的发展而持续。同样一件事情,比如离婚,失恋,或者失业,在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和发生了5年之后理解,很可能非常不同。
刚失恋时你可能觉得这是最糟糕的事情了,但结果就是在失恋之后,你每天焦虑失眠,担心自己找不到男朋友的那段时间里,你第一次开始关注自己的成长。结果5年后的现在,你不仅在一段美好的关系里,还能够更加成熟地处理关系中你从前处理不了的困境。现在再回头看之前的失恋,你可能会说:幸好那个时候分手了,不然我也无法遇到这么好的伴侣,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反思和成长。
我想再举个例子。
从前西方人觉得我们古代的东方人真是太low了,竟然没有逻辑学,竟然没有笛卡尔系统下的一整个“严密的科学”,从而进一步觉得我们是比他们“低一等”的“人种”,是“进化程度更低的种族”。的确,从中医和西医的发展史来看,你就会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
中医讲求的是整体直观,是把我们的整个身体看作一个完整的系统,彼此协调地去研究的,并且在中医里,身体,想法,情绪,甚至我们所处的环境,关系,社会都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对事物关联性,和整体直观的把握,正是中国古代哲学非常核心的思维方式。
西医则不同,西医的发展脉络,就是典型的科学范式的发展:把身体细分成各个部分,然后仔细研究各个部分的内部构造,为每个器官,每块肌肉建造因果关系的理论。你可能会说,西医也会研究身体各个部位之间的联系。没错,但这种联系,仍旧是局部的,而非整体的,就像我们去现代医院里看病时,分类到让人头晕目眩的各个科室一样。
从前西方人完全站在自己的视角看中医,会觉得中医怎么那么“不科学”,那么“乱搞”,一点“科学依据”都没有(直到现在我爸也是这么看待中医的,所以他拒绝看中医,也拒绝吃中药)。但是现在我们慢慢理解,这两种看待身体的方式,没有哪种是唯一正确的,它们只是思维方式不同,但不代表一种一定高于另一种。这次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反而是中医在康复过程里起了很大作用。那些西医达到不了的地方,中医反而能够到达。
同样,站在西方美术发展史的视角看待中国画,会觉得怎么这么“随意”,透视关系都不对,也不够“写实”,所以很多习惯了西方美术的人,看中国画,都觉得看不惯(我从前也是)。但你会发现,中国画的透视关系不是“不对”,而是用了跟西方人不同的方式罢了。
传统西方绘画是定点透视的(站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点上去画画),而中国画也是散点透视,整幅画里,有很多个视角看到的风景,比如【清明上河图】,就是画家在整个区域来回走动的时候,把看到的风景绘制在一幅图上的结果。再比如【富春山居图】,甚至把整个一年四季的景色,都绘制在了一幅画里,这样的绘画方式,当然是传统西方绘画无法理解的了。
有趣的是,随着西方艺术的发展,他们的艺术家们也在试图打破传统的,定点透视的方式。比如毕加索后期的绘画中,就是我们熟悉的抽象派画法,便在一张图上,融合了几个视角里的图像,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毕加索画的人物的脸,似乎被分割成了好几个面的原因。
从上文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我们之所以狭隘地觉得对方“很 low”,很可能是站在自己的框架,自己的评判体系和标准里去看待别人的结果。
如果我们能够走出自己的框架,去理解一个跟我们非常不同的视角,就很有可能发现一片“新大陆”,一系列从前没有看到的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理解的原因之一。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