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子
来源:秦朔朋友圈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们耳熟能详;“人才是第一生产力”“资本是第一生产力”……好像也无可辩驳。
如果我说,文化是第一生产力,你会同意吗?
01
日暮乡关何处是
1279年正月,广东崖山,南宋左丞相陆秀夫,望着黑压压围困上来的元军船只,一颗奔波、悬吊了多年的心反而平静下来。他镇定地换上朝服,将国玺系在腰间,伏拜在8岁的皇帝赵昺面前,戚然说道:“国事至今一败涂地,陛下理应为国殉身。德祐皇帝被掳北上,已经使国家遭受耻辱,今日陛下万万不能重蹈覆辙。”
言毕,陆秀夫背起小皇帝纵身跃入海中。大宋最后一缕残阳隐没,随同逃亡的近十万军民,亦纷纷投海殉国,一时间血泪怒海,陈尸百里。惨烈悲壮如斯,历史罕见。
陆秀夫,与文天祥、张世杰,他们为争取民族生存、自尊、自卫而义无反顾,拼死抵抗,直至宋亡最后一刻。史称“宋末三杰”。
这段历史,今人多半已不记得,却深藏于富庶的珠三角。今天,漫步在佛山南海一带,古村村口的“记住乡愁”石刻,大大小小的三忠祠、三忠庙,城市街角的忠义公园、忠义馆……就反复提醒后人铭记这段历史。
佛山南海区,截至2019年,连续6年位列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区排名第二,拥有10万+民营企业,居民存款全国(区县)第一……按理是富庶、“重利轻义”之地,为何还牢牢抱着这段沉甸甸的历史?
义与利如何共存,传统与现代如何共生,国与民如何共进?南海,给出一个饱含时代意义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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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从两宋文明到“有为精神”
广东南海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6000年前,就孕育出新石器时代的“西樵山文化”。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设置南海郡;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设置南海县。近代史上,南海涌现出康有为、陈启沅、詹天佑、邹伯奇、何香凝、罗登贤等杰出人物。“如果说西樵山是珠江文明的灯塔,那么有为水道就是南宋文明的航道,沿途村落就是古典中国的诺亚方舟”,走访南海,南海人无不对自身文化充满自豪感。
走进已有800多年历史的松塘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积德读书”的古训与“记住乡愁”的现代宣言。六十多岁的村民区子广声音洪亮,用浓重的粤普逐一向我们介绍“东山祖祠”“明德社学”、翰林功名石碑群等人文古迹,临走时还郑重地送上村民自编的《翰林名村,金瓯松塘》村志。
仙岗村,则是另外一番底气。村名源自炼丹升仙的葛洪,民间传说中的仙迹、陈氏大宗祠、仙岗书院等人文古迹,与烧番塔、粤剧、青少年舞狮等传统民俗,共铸出绵延不绝的村庄精魄。
此地许多村庄,多源于宋末避兵祸而来的“北方人”,或者干脆就是跟随末代皇帝、宋末三杰流落至此的兵、民,多是不愿做亡国奴、刚烈忠勇之人,伴随着宗族文化等,以“三忠祠”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便也传承下来。
今天,依然村村有宗祠、有底蕴,村村重传统、重读书。村民尽管平时散落各处经商、务工,但每逢祭祖、烧番塔等重大活动,都要返乡参加,令人感叹传统文化的深刻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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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传承不断,江山代有才人,此不赘述。清末,南海人再一次挺身而出。
康有为,南海丹灶人,又称“康南海”,青少年时期,跟随朱次琦等乡间大儒,在西樵山白云洞等地学习,后游历香港,由中学转西学,著书立说之外,更致力于救国图存、变法维新。1895年,其组织“公车上书”,1898年,在光绪帝支持下推动戊戌变法,维新百日即告失败,被迫流亡海外。
史间评价康有为,褒贬不一,但无论如何,与许多知识分子“光说不练”不同, “康南海”有忠有勇,学以致用,大胆实践探索,足以彪炳史册。
康有为的“炒房史”也是今人揶揄的“黑历史”。
康有为出身并不富裕,30岁前一直与家人住在老家80余平米的小房子,自33岁到广州开设“万木草堂”开始,理财本领便一路开挂,买房置业、经商联谊大展拳脚。纵使流亡海外,亦不断置业,至今瑞典斯德哥尔摩郊外还有著名的“康有为岛”。清亡回国后,又在广州、上海、杭州、青岛等城市大量“炒房”“炒地皮”,堪称一代“房叔”。
理财是个人的事,而且,谁又规定了知识分子不能炒房、不能赚钱?
事实上,独善其身、追求学问可以“无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必须“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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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亦不避讳,并著有《物质救国论》一书,主张物质救国、理财救国;今天,位于丹灶镇的康有为博物馆,也并不避讳康有为的保皇、炒房史,充满浓郁的务实主义及商业精神。
戊戌变法十二年后,广州爆发著名的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中,就有南海人13人,南海人敢为、有为的传统,再一次得到验证。
及至改革开放,从著名的鱼米之乡到世界制造业之都,从“把农村搞活变富”的全国样板到“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再到今天的“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南海勇尝“头啖汤”,更始终走在“敢为”“有为”的时代潮头!这份文化积淀,令人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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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回顾历史,中国向来重农抑商、重集权、重民族自豪,也就导致今人对两宋文明的轻视。
除了唐宋八大家中的六大家,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以及史书上的“靖康之耻”、岳飞秦桧,两宋更是中国古代商业、文化、教育的巅峰!
宋代发明了纸币,大力发展手工业、商业。自宋真宗开始,工商税就逐渐超过农业税,至北宋熙宁年间,农业税的比重降至30%,再至南宋淳熙年间,非农业税比例更是接近85%……宋代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非农业税超过农业税的朝代。
伴随着商业发展,社会文明亦达到巅峰——
宋朝科考是真正的全民科考,不仅“取士不问世家”,对“有官人”(官二代)反而还有着更严格的考核制度;
宋朝不再有良民和贱民的等级划分,并取消人口迁移管制,契约制让人身更加平等,城里的雇工、农村的佃户按照契约,自由决定去留;
政治上亦趋于平等,皇帝职责在于修德垂范、选贤任能,治理天下的重任则群臣共担,并取消朝堂跪礼,皇家祖训还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
朝廷体恤商人,建国之初就颁布一系列“恤商”法令,严禁官吏勒索、刁难商贾,官吏如果“滞留(商人)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重者,徒一年”,并邀请商人参与制订商法;
宋代还重视对外开放,开设了20余座港口,设置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五个“市舶司”,并推出中国第一部“海外贸易法”——《市舶条法》,使得海外贸易同步达到巅峰,业务范围远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
两宋时期,伴随着商业文明,社会平等、自由,政治务实、开阔,远甚汉、唐。至崖山宋亡,至元明清,臣与民恢复跪礼,重新抑制商业、闭关锁国、恢复等级,政治上加强集权、高压统治、内乱不断,直至清末康有为变革、黄花岗起义……历史翻开新篇章。
回顾至此,自两宋文明,至近代的“敢为、有为”,及至当前政府号召的“有为精神”“有为水道”,佛山南海,堪称800年精神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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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有为,不非为
宋亡以后,元明清三代日益强化中央集权,工商业基本官办官营,窒息民营,剥夺民财,民间日益缺乏活力,经济日益陷入积贫积弱。
明中张居正改革、清末洋务运动,也都是从强化集权、强化“国营”的角度进行改革,且往往急于“有为”,以至“非为”,尽管正史高度肯定,却都与两宋文明渐行渐远,国家日渐衰落,改革者也功败垂成。
改革必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往往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持续的努力。以底蕴丰厚、改革先行的南海,时至今日,也面临着新的改革压力。
四十年前,中央号召“城市学常州,农村学南海”,彼时的南海就是全国首富县。在改革开放之初,南海率先提出从“三个产业齐发展, 六个轮子一起转”的发展思路,并通过“敲锣打鼓贺富” ,鼓励农民大胆致富,释放出农村巨大活力。而后,一批批“洗脚上田”的农民建厂办企业,打造了中国草根经济原生发展的珍贵样本,成为日后南海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
时至今日,与大多数地方不同的是南海的农民恰似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贵族”,依托强大的集体经济,这里几乎村村都有集体分红,每年每人多则数万,少一点的农业村也有三四千元,此外,集体经济组织还承担着大量的教育、医疗二次报销。
除了集体分红,广大农民往往还有自有房屋、店面收租。更重要的是,从早期“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到今天的民营经济重镇,农民积极投身工商业,从一两台机器的家庭作坊,到109家制造业全国“隐形冠军”,直至敲开农舍大门,还能看到八十岁老太太在自家机器前做着力所能及的针线活儿……“有为精神”“草根精神”是这座城市的基本底色。
然而时代发展至今,集体主义与草根经济带来的弊病也日益明显。
千灯湖是南海城市核心区,也是省级金融高新区。这里金融总部众多,环境优美,高楼林立,房价堪比广州市中心。然而风光纵如千灯湖,驱车往外一公里,就是各种城中村和村级(自然村)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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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珠三角的许多城中村一样,这里生活环境跟城市发展水平不相匹配。村级工业园,也多以低端、低效制造业为主——南海区612家村级工业园占用全区58%的工业用地,但是仅贡献了约10%的工业产值。
集体经济的“土围子”,地租经济的“地主化”,村级工业化的粗放化,成为南海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巨大障碍。“村级工业园改造”也便成为当届政府的核心工作与“政治任务”。
村级工业园改造,“拆”不是问题,毕竟多年来,广大地方政府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拆迁经验。南海政府之可贵,在于政府只做服务而不非为,将“拆”的主体,真正交给了村民和市场。
与许多“中介型”政府一边收地另一面卖地,两边赚差价不同,南海政府提供的是规划引导、市场撮合服务。
离千灯湖不远的夏北社区永胜村,村民以83.38%~93.09%的同意率通过整村改造方案、补偿方案及集体土地转国有土地方案等,而成为佛山市首个旧村整村改造项目。
土地公开交易过程,原本规则就很透明:地价款扣除三金后,以原土地所有者(集体)50%、镇30%、区20%的比例划分,其中归属区政府的20%,政府再通过补贴返还给村庄。期间,政府聘请第三方财监平台、交易平台,确保各种程序公开、透明。
最终,政府协助引入佛山本土房企碧桂园。经过谈判,为集体和村民达成拆一赔三的物业补偿、1500元/平方米拆除补偿、20元/月/平方米的动迁期租金补偿方案。同时,碧桂园承担完税环节,并保证村民先挑物业。而归属区政府的20%地价款,政府划拨回各集体经济社用于回购集体物业,并确保原有集体经济收入不减少。
自此,在政府的全力投入下,集体、村民、开发商均获得利益最大化,整村改造已如火如荼地进行。
纵观夏北社区永胜村改造,地方政府并未高举“政治任务”大旗,也没有一心唯上、唯高大上,而是始终坚持市场主导。具体决策过程,也不需要“XXX领导顶着巨大的压力拍板”,而将权利赋予村民与集体,将权力分散到基层执行者,难能可贵地做到了市场平等与政治平等。
在与各级官员的交流过程中,笔者也深刻体会到南海“积极有为而不非为”的文化活力。
比如当地政府规定,收入向基层倾斜,从根源上鼓舞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各级公务员积极有为、大胆发言、群策群力,又反过来减轻了“领导”的决策压力,让“领导”能更大胆地拥抱市场,“先让市场做,市场不做的再国资做”。
西樵山下的桑基鱼塘,便是“市场不做国资做”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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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数百年前,西樵当地人即在池埂上种植桑树,以桑叶养蚕,以蚕沙、蚕蛹等作鱼饵料,以塘泥作为桑树肥料,形成“池埂种桑,桑叶养蚕,蚕蛹喂鱼,塘泥肥桑”的生产结构,二者互相利用,互相促进,达到鱼蚕兼取的“生态自循环”效果。
在现代规模化生产的背景下,由于自然循环太慢,桑基鱼塘模式逐渐被抛弃。十年前,地方政府为传承传统文化、恢复生态经济,成立镇属企业,筹建“渔耕粤韵文化旅游园”。
文化园市场化运作,以市场价租赁村集体鱼塘/土地约1000亩,以5000元/亩的投入建设200亩桑基鱼塘生态养殖示范区,并建设体验、游玩、采摘区等,已先后投入1.5亿元。
尽管运营多年,尚难以收回成本、实现财务平衡,但“重在文化保育和生态建设示范”,西樵山桑基鱼塘还将持续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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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负重前行,还是轻装前行?
什么是第一生产力?到这里,除了科学技术、人才、资本……我想,可以把“文化”郑重地加上去了。
科学技术会迭代、会落伍,有钱还可以砸;
人才可以撬走,“人往高处走”,自古天经地义;
资本?更不用说,“水往低处流”,天生就是自由流动的。
只有文化,才是真正属于一方土地、一方人的。它不能用钱堆积,它撬不走、也不会抛弃你,而是深植于人们的血脉,由内而外、深刻地影响着生产力三要素,以及可见的人才、资本乃至科学技术,并生生不息。那么,它不是核心生产力,谁又是?
然而文化太漫长,“见效”慢,又难以GDP化,远不如招商引资、房地产、大基建、找块新地建“高新区”,来得轻快,作为管理者如何抉择?
中年危机的另一个名字,也许就叫做“乡愁”。作为个人,作为一个集体如此,作为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
南海今日之成就,何尝不是源自南海人血脉中的商业精神、有为精神、集体主义与草根精神。但纵然如南海,依旧轻快,也无可避免地面临“中年”危机、面临“乡愁”。管理者也清晰地认识到,“南海的问题,跟南海人有关系”,并着手文化的梳理与传承,着手隐形冠军的扶持,着手草根精神的发扬与民企二代的接班,着手生态经济的恢复,令人看到更大的希望。
今天,一个地方的管理者选择珍视这“乡愁”,选择负重前行,选择“改革开放再出发”……其他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