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个女人住在一间简易房间里，
如一堆堆发出臭味的垃圾。
门口有一张A4 纸写的广告，
住宿24小时：2元。”
90后诗人胡游写的这首诗，是吉林市一处劳务市场宿舍的真实故事。
10平方的小房子爬着蟑螂臭虫，挤满女人。一人多一点的床铺满是补丁和污渍，异味横溢，却是她们在这世上唯一的栖息之地。
离婚，家暴，亡夫，穷困，病痛，辱骂，抛弃……
你能想到的女人最凄惨的经历，在这里统统都能找到。
外人称这里是“2元女子宿舍”，住在这里的女人叫它“大使馆”。她们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大使馆”是唯一的“家”。
女人们都是常客，有人住了几年，有人住了十几年。很少有人离开，大多都是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每个人刚来时都痛哭一场，她们想不通：我明明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这么不幸？
住久了就暗暗发誓：我再也不要回到这里，我一定要多挣钱，睡在干净的床铺上！
可最后，还是天没亮就去劳务市场，抢那些又贱又累的活，工期结束后回到女子宿舍，从衣服最里面掏出皱巴巴的两元房租。
这里很破，很脏，很差，但这里便宜，可保一夜安宁。
没人会笑话她，因为住在这里的女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没家的人。
女儿小芳3岁时，张燕秒住进女子宿舍，如今女儿已经17岁，她还没有离开。
她的腿坏了，爬梯吃力，原本她的床位在上铺，现在只能睡下铺。再过段时间，可能下铺都上不去了。
17年前，张燕秒丈夫去世，草地土房被霸占，为了养活自己和2个月的女儿，她只能到市里来打工挣钱。
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奔波3年后，她找到了这个“2元一夜”的广告牌。
她把这里当家，刚来时愁眉苦脸，总是哭，可哭一会儿就被人呵斥：哭有什么用？
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刚来时谁没哭过？当泪水从皱纹沟壑里划过，除了咸味，还能带来什么？
哭泣不如干活，这是住在这里的每个女人都必须懂的道理。
女儿小芳快要成年了，她不能再和母亲挤在一个铺上，必得另外租一个床位，这意味着她必须自食其力。
打工对她来说并不难，小时候母亲去哪里打工，她就在哪里长大，住过农户家，桥洞，火车站……早就耳濡目染。
难的是，逃离底层。
她上过学，7岁时被送到乡下亲戚家读书，但家里拿不出钱，读了一年半被送了回来。
小芳的学历上白纸黑字写着：1.5年级。
她也想过离开，对妈妈说：“我要走的远远的，再也不回这里，我恨这里。”
为此她上当过，也吃过亏。打工4年，兜兜转转一圈，还是回到了厌恶的“大使馆”。
她饿了，妈妈在等她吃饭。
68岁的宋淑文和小芳截然相反，她不再年轻，不再渴望逃离。
每天绞尽脑汁拼尽全力想的，只是活下去。
为了吸引雇主，她用捡来的铅笔画眉，用捡来的雪花膏涂脸，谎称自己只有59岁，但站在马路旁两个月，还是找不到工作。
她每天盼着有活干，却越盼越绝望。
左眼针扎一样疼，逐渐看不清东西，但她不敢告诉任何人。如果自己又老又病，消息传出去，还有谁会雇自己打工呢？
对她来说，没有工作，意味着死路一条。
有工作，起码能死得慢一点，有尊严一点。
活在“大使馆”的女人，生活也并非只有孤独。
年过60的方淑珍和王淑琴，是一对感情很好的“姐妹花”。空闲时候，她们总是呆在一起。
方淑珍年轻时很漂亮，被家人安排嫁给了一个大自己13岁的男人。48岁那年，丈夫吃喝嫖赌不说，还因为方淑珍不再年轻漂亮，将她赶出家门。
来到“大使馆”之前，她已经奔波了6年，有时在建筑工地干活，有时在陌生的城市迷着路。
来到“大使馆”之后，她再也没有离开过。
她有两个儿子，一个生活困难，一个重病缠身。
大儿子唯一来看自己一次，是找自己要钱。二儿子需要被人照顾，她去了就被儿媳妇撵出门。
60多岁的她无法干重活，为了谋生，只能去医院和托老所给老人端屎端尿，剪指甲喂饭，一个月1000块钱。
儿子靠不住，丈夫是人渣，生活像冰窖一样寒冷，方淑珍唯一感到温暖的对象，是同宿舍的王淑琴。
她们的名字里都有个“淑”字，经历也很相似：王淑琴17岁嫁人，却惨遭被家暴，脖子留了后遗症。
离了婚又再嫁，孕期被男人赶回老家，她只能咬牙独自生下小儿子，又独自把他养大。
王淑琴戴着眼镜，看起来斯文清秀，干起农活来却一点也不怕苦怕累，只是双手因为长期务农烂掉了，能干的活越来越少。
即便这样，她的境况也比很多女人强，因为她有两个在外地当领导干部的儿子，只是他们并不为她养老。
只有实在困难了，她打电话给儿子求助，说动了他们的良心，才偶尔会打钱给她。
导演戚小光是电视台记者，打开“大使馆”的大门，看着这些女人在冰窖里挣扎的群像，他感到震惊，决心为她们拍一部纪录片。
他刻意拍她们的顽强，让观众联想到自己身边上了年纪的姑姑婶婶；却不拍她们的泪水，因为“眼泪只是她们生活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她们生活更大的部分，是拼尽全力活下去。
豆瓣《2元女子宿舍》影评里，有人说看完这部片子后，最深的感觉是“压抑”，随即想问“为什么”？
为什么她们活得这么惨？为什么她们逃不出底层？为什么她们活得这么绝望依然有心思养猫唱歌？
总有人试图找原因：原生家庭不幸的死循环，父母重男轻女的恶果，懦弱性格导致的蹂躏，人格缺陷精神疾病招来的不幸……
但我觉得，没有这么多原因，她们只是命苦而已。
时代的浪潮因为种种原因，将她们推到死角，这厚重的力量，并不是个人可以抵挡掌控的。
关系中存在自我和防御机制，我们会对他人的不幸感到焦虑，这是卡伦霍妮的理论。
为了缓解焦虑，我们会“合理化”不幸，试图从他人自身找出不幸原因。
但其实，她们和普通人没什么不同。
即使处在生活的泥沼里，依然顽强活着。这旺盛的生命力泥沙，经过无数次堆砌成了高墙，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
电影《下海》中，被“下岗”浪潮席卷，丢了工作的张丽娜，听说去法国当保姆挣钱，就抛下家庭借高利贷去了法国。
为了成为保姆，她受尽苦楚，蹂躏和侮辱。一面工作找不到，一面老家高利贷催债步步紧逼。
迫不得已，她沦为了自己最瞧不起的站街女。
电影热评第一是谴责的声音，认为“路都是自己选的，为了来钱快去干这个活该被歧视。”
但我想，站在张丽娜的角度，如果我拥有和她一样的经历，我不一定能做出比她更好的选择。
路是人选的，但造路的是老天爷。不想沿着老天给你的路走下去，就只能逆天改命，但这真的太难。
难到足以让人们放弃希望，变成废人；难到足以让人们放弃尊严，变成咸鱼。
可“大使馆”的女人们，知道自己一辈子都无法逃离这里，还是咋咋呼呼地笑着，骂着，唱着。
她们养了只猫，叫“笑眯眯”；养了只鸭子，叫“企鹅”，都有着美好温暖的寓意。
“大使馆”老板娘“孙二娘”是一个性情中人，30岁被丈夫扫地出门，为无家可归的姐妹开一个宿舍，每天亲自打扫卫生，笑自己是“打工人”。
因为她的努力，“大使馆”有了家的感觉。即使有房客觉得这里“像猪圈”，无处可去时，也还是第一时间回到这里，寻求一夜温暖。
孙二娘知道，这些女人无法逃离底层，为了养活自己同时帮助他人，她决心将“大使馆”经营到80岁。
她是个乐观的人，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求人不如求己”。
这些生活无望的女人，也像她一样顽强，从绝望中寻找希望。
有人即使几个月吃不上一口饱饭，也会攒几个月的钱去美容院纹眉毛；
有人即使刚刚被雇主甩了一巴掌，也会在深夜唱《十五的月亮》；
有人用100元的手机，炫耀说“值1000元”，小小的满足一下虚荣心。
“与其愁眉苦脸地过一生，不如自娱自乐地熬下去。”
点个“在看”，日子看不到头，那就让它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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