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燕京书评(ID:Pekingbooks),整理:张笑晨,题图来自电影《地久天长》
王小帅在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做了题为《电影是对时间的凝视》的大师班演讲,在演讲中他说,拍电影是最快乐的事,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要活泼、开心,要剔除所有不开心的事情。
在王小帅的电影中,时间一直是重要的概念。在他看来,“时间如同凝滞的空气一般缓缓流动。”而一定程度上,电影也是时间的艺术,当我们走进电影院这个“黑匣子”,时间像是静止了,只有电影本身在缓缓流动。
12月9日,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进入后半程,每年的保留项目大师班终于开始。导演王小帅打了头阵,进行题为“电影是对时间的凝视”的讲述。
作为第六代导演领军人物的王小帅,共八次入围三大国际电影节,六次入围主竞赛单元。王小帅处女作《冬春的日子》即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所收藏,更入选英国BBC“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之百部最佳影片”。
2019年,王小帅凭借最新作品《地久天长》创纪录地荣获第69届柏林电影节最佳男女演员双银熊殊荣。此前,作品《左右》获得第58届柏林电影节最佳编剧银熊奖,《十七岁的单车》曾获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大奖银熊奖,《青红》获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
因防疫要求,大师班现场座位相对分散,隔人而坐。但是现场依旧挤满了人,甚至有不少持票的观众只能在后排站着。王小帅直言:“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没想到搞这么隆重。”
以下内容根据王小帅现场讲述整理。
一、需要一部电影成为自己的“身份证”
1989年电影学院毕业,那时候实行的还是分配制。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福建电影制片厂工作。
在我毕业后的90年代,第五代导演已经开始冒头。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熟悉的第五代导演们拍摄出了我们现在奉为经典的一系列作品。而观察这批导演的职业路径,他们都是从小的电影制片厂突出重围,比如说广西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而我分配到的福建电影制片厂,也是一个小厂。我最开始的想法,是看我能不能也复制他们的路线,从小厂的场记、场务一步步走下去。
那个年代拍电影,实行的还是计划经济。电影制片厂的拍片都是有指标的,不能随便拍,而福建电影制片厂一年只有一个名额,如果拍得好就有第二个(很小的可能)。
去了之后,我还是信心满满的,觉得自己能学到一些东西,加上自己对电影的热爱和热情,就去了。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我还是年轻,想法还是太简单。在拍片名额这么紧缺的情况下,怎么可能给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机会?我一看情况不对,就偷偷地溜回了北京。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成了第一代的“北漂”。虽然我在北京有十年的学习经历,但一旦离开再回来就是一个“外来者”。别人都会用奇怪的眼睛看我,就会问:你不是去福建,怎么又回来了?我必须找到留在北京的理由,否则我没有道理留在这里,我需要一个电影让我成为留在北京的身份证。我需要一部电影让我拥有留在北京的理由,就像是《十七岁的单车》里面的主人公必须有一辆自行车一样。
那时候我很喜欢绘画,绘画在那时候也是成了一门很兴盛的艺术门类,但我还是想拍电影,这点没有变。在最开始时,别人问我,你要拍什么,我说不知道;别人又问我,你有多少钱, 我说没有钱。
我甚至不知道在那个时候拍电影需要多少钱,我就问别人,别人跟我说,怎么也得八十万。我当时真的拿不出这八十万,但电影还是一定要拍的。
王小帅的处女座《冬春的日子》把镜头对准了他的高中同学刘晓东和喻红 图片来源:网络
二、“来自青春期的愤怒”
当时我的很多合作者,他们并不是电影学院本科毕业的,只是后来去进修了一下。当时找的团队,很多都是我的同学,比如说刘杰。他原来是电影学院摄影系的,但没做过摄像,我就问他,要来拍电影吗?他说,好。我说:“没钱!”他说,没问题。
那时候因为没钱,我就每天换一个酒店,打游击。看哪个摄制组空出一个床位,我就溜进去。有时候是去蹭大通铺,中间空出一个人的位置,我就挤进去。我们那时候没有条件去挑选人。现在想想,在我的前几部电影时,有点像“新浪潮运动”时一样,更像是一个手工作坊。
我拍的第一部电影是《冬春的日子》,主角是刘晓东和喻红。拍摄他俩,是因为那时候他们是我在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学的同学。我刚回北京,拉拢的都是原来电影学院的同学,还有就是他俩这种高中同学。
在我回北京时,一些朋友已经混出了名头。朋友们聚会时会相互介绍,说这个是导演,这个是画家,介绍到我就是福影厂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么下去我跟这些老同学连朋友都没得做,已经不是一个圈子了。
再有一点,我刚回到北京,目光最远只能到这里,只能找离我生活最近的东西来创作。1994年,一个行为艺术家自己把自己杀死了,引起了全国的轰动。在当时,行为艺术处于被驱逐的状态,所以我就想第一部作品拍拍艺术家群体。拍完之后遭遇各种问题,我也很不服气,第一部电影留下了很多遗憾。
2008年王小帅凭借《青红》获第58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奖 图片来源:法新社
当时很多一起拍电影的人,因为条件特别简陋,甚至产生了自我怀疑。他们就来问我:我们这是在拍电影吗?我有很多同学看到电影的现场都会很兴奋,因为现场有升降机、有灯光。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我也产生了怀疑。我只能不断地给自己暗示,我毕竟是按下了开关,转动着胶片,我拍的就是电影。
那时候拍电影,主要的拍摄对象还是社会或外部坏境,拍外面、拍工农兵。当时的理解就是,导演坐在摄影机前面,就是要记录摄影机外面的一切,不能把摄影机对准自己。在中国的传统中,是不允许把摄影机镜头对准自己的,因为这是“小我”,是狭隘的。但当时对我来说,第一部电影是没有办法拍出去的,我就把摄影机转过头来,拍我自己。我也在生存,我也在认真对待生活,我有我的思考,我就可以拍我自己。
60年代中期、早期出生的人,是幸运和珍惜的。当我们突然有一点自己想法时,遇到了中国最好的黄金十年。在那个时候,比我们年长的人,已经在建立和输出一些东西,我们这些年纪稍小的人就跟在他们后面,没有被落下。奔放的激情,就这么流淌到了90年代。思想里攒的东西,所谓“来自青春期的愤怒”,就这么表达出来了,造就了我早期的作品。
三、一定要把三线的故事拍出来
三线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密码。对于三线人来说,最大困惑就是家乡感的缺失。但是,这种情感密码只存在于三线人之间,一旦出了这个群体,再跟别人说,那就是不被了解的。三线人成了别人口中的“他们”,成了“那些人”,已经成了一种民间的说法。
我的父母是从三线出来的,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最好的二十八九岁时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我的邻居都是知识分子。在三线时,我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慢慢地,我有一种不服气,觉得为什么这些人和事会被忘记,很多人从三线离开之后,因为觉得对自己的人生发展没有好处,也就不提了。再就是国家层面也不说,因为很多工厂都是军工企业,在当时也是没有名字,只有代号,所以有上千万的人没有被提及。
在三线的后代人群里,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导演。我不说,可能就没人说。这么一说,就出了三部。我出来之后,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告诉别人:我们是那个地方的人,我是从三线出来的,而且现在还有那么多人还是在三线,还在经历一个特殊的人生。这是别人不了解的, 或者说是了解后觉得是不可思议的。我内心深处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把三线的故事拍出来。
直到2003年,我拍电影已经十年了,国家的政策发生了一些改变,电影被推向市场,去掉了事业属性,开始正式全部面对市场。在这样的前提下,我感觉可以把日积月累的想法付诸实践。《青红》最早叫《美好的愿望》,其实映照的就是伯格曼担任编剧、奥古斯特执导的《最美好的愿望》,能拍三线就是我最好的愿望。
回到贵阳,眼看着一个个房地产起来,道路、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很焦虑。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现在的工业体系,没有这么好的工业支持去复原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切。当时我的想法,就是现在不拍就永远拍不了了,我经历过的一切将完全成为我的生活记忆,一切都将被抹平。
其实,不是说三部之后就结束了,而是没有可说的了。我们这代人已经做了父亲,他们的孩子也在成长。如果我们去拍十几岁的孙子辈,也就是第三代的三线人。当我们问他,你是哪里人时,他们会直勾勾地盯着你,他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他会去找自己的爷爷奶奶和父母,以寻求答案,这都是直接可以拍下去的故事。
带着“三线三部曲”最后一部《 闯入者》入围第71届威尼斯金狮奖的王小帅 图片来源:法新社
四、创作者需要一颗脆弱而柔软的心
“三线三部曲”做完之后,最大的问题摆在我面前: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从一定程度上说,我是一个没有那么多家国情怀的人,我还是想拍普通中国人经历的一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可以思考得更远,看得到更多的人。我还是围绕着普通人的家乡、身份、家园来拍摄新的故事,还是想把我有限的时间放到这上面来。在一些人看来,这些议题是大的史诗,但我还是在拍普通人,更多地聚焦于家庭,我还是在拍工厂,但不强调这是三线,因为环境被我放大。
《地久天长》,是关于计划生育的题材。拍摄这一题材的电影其实很多,但大部分只说其中的一段,没有一个长时间段的关注。2015年,我在房间里听到了不知道从哪来的新闻,说计划生育结束了,可以生二胎、生三胎。就是这么一条新闻,也没有在社会中引起特别大的反响。而我当时一听到这个新闻,直接定在房间里傻了,我想这个事情还能改吗?还能变吗?
对每一个创作者来说,我们需要一个脆弱柔软的心。我需要去感受愤怒,感受那些不公平,关注普通人的眼神,需要考虑如何跟他们套近乎,建立跟他们之间的联系。还有一点,创作者需要关注现实,原来是靠报纸、电视,现在需要关注抖音、微博。我们面对的很多事情,就像鱼在水里一样没有感觉了,停止是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新关注这些事。
对我而言,从创作作者型或思考型、个人化电影的角度来说,我不需要考虑市场的因素。如果我从电影工业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就必须要考虑到电影工业性和市场化的一面。平衡市场和作者性的问题,不需要放在导演身上。这其实是电影多样性的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导演在商业上非常成功,我觉得应该恭喜他;有些导演可能在票房上不成功,但他有好的表达,那他也应该继续下去。
2019年柏林电影节红毯上的《地久天长》剧组 图片来源:法新社
我一直在反问自己,我拍的电影要不要、值不值得存在?我的答案是肯定的,这样的电影一定不能消失在中国的电影版图中。这些电影目前可能不被重视,但将来一定会被重视,无论是文化、艺术层面,还是民族层面。把眼光放长远,我有信心一定会反转。
目前中国人的娱乐活动太多了,但在欧美还是相对寂寞和孤独,所以我的电影才会在国外获得这么大的反响,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爱看。在这种情况下电影会被关注到,对于国外的人来说,电影院的每张票都是人们绕开孤独的过程。
我很羡慕现在的年轻导演,因为我现在被原谅的可能性少了,拿奖的时候都是最开始的时候拿奖,拍了五六部人家就会觉得还在拍这样的东西。去了戛纳我才意识到,电影是这么神圣。因为一年全球就选二十部电影,有你一个就是很大的荣誉,大家都是盛装出席看你的电影,我一个劲儿后悔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电影绝对不能开玩笑,你要是开玩笑,就有人骂死你。
时间,真的是个很厉害的东西。我四十岁的时候,是不敢拍《地久天长》的,因为当时没有契机,而当社会发生了变化,再根据自己的五十岁对世界的看法才有拍摄的可能。一切都应该是顺其自然,你突然看到其他导演这么厉害,再着急也没用,二十岁的导演无论如何实现不了五十岁导演的思考水准。时间是最重要的,太厉害了。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自己放在自己的每一个过程中去,琐碎的小片子也很厉害,也很有冲击力不断往前走。我们能做的是把我们的压力减到最小,你的片子现在票房现在只有十万,我祝贺你,因为一旦你下一部电影的票房到了十一万,你就进步了。
拍电影是最快乐的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定要活泼、开心,要剔除所有不开心的事情。导演要让摄制组保持纯净,纯净以后你的心就纯净了;你的心一纯净,这个场就好了;如果你不纯净,你在片场着急和暴躁,好像你为了艺术多么拼搏,最后慌里慌张、乱七八糟,这个场就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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