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02 11:02
编者按：人际关系，甚至是出于非经济原因维持的联系，为获取信息并提供经济担保提供了便利，例如购房、找工作等。这其中带来的经济效益远超出个体范围，当个人纽带促进信息和知识交流时，积极影响将渗透到社会层面。本期推送Esteban Ortiz-Ospina发表于Our World In Data的The importance of personal relations for economic outcomes一文，列举了人际关系对经济效益的多方面影响。
这是社论前沿第S1683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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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然实验：柏林墙倒塌后的经济复苏
衡量人际关系的经济影响是困难的。这是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两个方面通常紧密交织在一起，社会纽带促进了经济互动，但与此同时，出于经济原因产生互动的人也可能成为了熟人，甚至朋友。为了克服这一困难，经济学家康拉德·布尔沙尔迪（Konrad Burchardi）和塔雷克·哈桑（Tarek Hassan）研究了一个历史事件，柏林墙倒塌，该事件开启了新的经济互动，而以前东西德之间只有非经济的社会联系。Burchardi和Hassan研究了这种变化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整个德国的收入都有所增长。但是Burchardi和Hassan的有趣发现是，至少一个东德亲戚有联系的西德家庭的收入增长比没有东德亲戚的家庭要高出六个百分点Burchardi和Hassan认为与东德有联系的西德家庭在抓住东德的新经济机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种与东德人的社交联系使他们能够获得有价值的经济信息，关于当地需求状况，以及提供给投资者的东德资产质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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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和求职
德国统一的独特情况表明，最初与经济利益无关的社会纽带对于经济成功至关重要。关键机制是人际关系使我们能够抓住新的经济机会。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生活中都经历过这种情况。最好的例子是找工作：人脉是人们找工作的最常见方式之一。
在《人类网络》一书中，经济学家马修·杰克逊（Matthew Jackson）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以帮助解释社会联系如何影响权力、信念和行为。关于工作网络和社会资本，他写道：“如果你曾经努力找工作，你并不孤单。没有关系密切的朋友或家人，在任何行业都很难成功。找一份工作而不与已经在公司工作的人有某种私人关系，这比规则更为例外。”
作者使用互动式图表呈现出了多个欧洲国家找工作的途径，该图显示了按国家划分的求职方法的分布。这里以西班牙为例，有84％的求职者依靠朋友，亲戚，工会等人找工作。这是最常见的求职方法。各国之间存在一些差异，但即使是占比最低的比利时也约有38％的人依靠人脉来找工作；相比之下，在希腊和拉脱维亚，约有90％的求职者都依赖人脉找工作。
除此之外，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对美国的研究数据显示，虽然互联网是求职的重要资源，但66％的受访者仍表示，他们在最近求职时依靠与密友或家人的联系。即使在数字求职平台时代，亲友仍然是找工作的常用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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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促进国际贸易
人际关系还可以提供信息和社会担保，对于跨国界的贸易活动也可能是有价值的。政治科学家Anna Lee Saxenian 分析了1970年代移民到加利福尼亚的中国和印度工程师的传记。她发现，随着这些移民在个人职业生涯中表现出色，他们开始利用自己与本地区亲戚和朋友的社会联系。这使他们可以将重要的业务外包给很多硅谷公司。Saxenian认为，通过将硅谷公司与印度和中国低成本高质量的劳动力联系起来，他们对硅谷的成功至关重要，并且对本国崛起成为全球IT服务行业的主要枢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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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通过集聚效应影响经济成果
企业和工人集中在“产业中心”的部分原因是社会联系创造了经济外部性：集聚导致了更密集的社会联系，这对生产率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柏林墙的倒塌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柏林分裂后，西柏林的经济活动从著名的“米特区”转移到历史悠久的商业区。结果，那里的房地产价格相对于远离隔离墙出现的新经济领域有所下降。隔离墙倒塌后，城市内的经济活动分布再次迅速变化：旧商业区开始重新出现，经济活动又转移回历史中心。这是Gabriel Ahlfeldt等在《Econometrica》杂志上发表的一项计量经济学研究的结论。
（温馨提示：点击查看大图）
以上三张地图显示了柏林土地价格的演变，这些地图来自Ahlfeldt及其合作者，以图形方式说明了隔离墙对经济活动地理的影响。垂直比例衡量相对土地价格，较高的标高（用深色阴影突出显示）表示较高的价格。左图显示了1936年，西柏林有两个土地价值很高的地区，并且都靠近市中心（它们都是战前中央商业区周围同心圆的一部分，位于中央）。1986年，我们看到了较小的峰值。我们看到，由于隔离区不再是商业和零售活动的重要中心，因此在分割之后，就完全消除了最接近隔离墙的战前高峰。最后，在2006年，我们再次看到了更高的高峰；我们发现最接近隔离墙的区域正在重新崛起，成为高土地价值的中心。
这种演变是密度经济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西柏林靠近旧中央商业区的区域在分隔期间生产力下降，但在统一后不久又恢复了生产力和吸引力。在隔离墙倒塌之后，数十年来一直无法获得的知识、公共资源以及贸易合作机会，突然变得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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