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术的思想6分钟前
陈忠｜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本文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2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城市化的推进、城市社会的进入，深刻地改变了世界，使人们不断遭遇新的现实、新的问题；也深刻地改变了知识生态，使知识生态更为复杂、多样，面临新的危机及机遇。在城市化对当代知识生态的诸多改变中，城市哲学的兴起与转换是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
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为重要标志，西方的城市哲学勃兴于 20 世纪中后期。其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数十年的城市化，西方率先进入城市型社会，在空间扩张、财富增长、社会发展的同时，空间权利、生态危机、贫富悬殊、机会不均等问题日益突出，以城市为中心的事件、冲突、动荡频发。我国的城市哲学研究兴起于 21 世纪初，其背景是：启动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我国当代快速城市化，到 21 世纪开始表现出复杂性、辩证性。一方面，我国用 20 年左右的时间，达到了西方国家用了一两百年才达到的高城市化率，可谓成就巨大；另一方面，时空压缩、时空拓展、时空套嵌相交织的城市化，也使我国面临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情感等层面的城市问题，可谓十分复杂。
列斐伏尔
回顾我国城市哲学的十年历程，可以发现正在发生重要的转换：从译介国外著作、借助西方思想资源反思中国城市问题，到开始产生具有我国本土特点的城市哲学范畴；从在已有理论与传统经典文本中挖掘对现实有用的城市研究的资源，到立足中国城市问题建构自身的城市理论；从相对情绪化的关注、批判、反思城市问题的影响，到切入、剖析中国城市社会的内在机理；从某个学科方向的哲学同仁相聚进行城市问题反思、城市理想构想，到不同学科与领域的专家一同讨论如何应对城市问题、建设更好的城市社会。这种转换说明，经过十年的发展，我国城市哲学研究正在不断成熟，正在成为助推城市社会理论自觉、方法自觉、行为自觉的重要领域。
城市哲学的“现实与问题”基质
2020 年出版的《城市哲学手册》为我们了解城市哲学特别是当代西方城市哲学的总体面貌、构成特点等提供了重要文本。在《城市哲学手册》的作者们看来，城市与哲学具有内在关联，哲学从其源头就具有城市性。一方面，以希腊城邦、城市为场域，在多样与聚集的市场、市民、交换、交往等城市语境中，才诞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学家；不同时期的哲学家都同其时代的城市具有内在联系，可以说，正是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特质的城市孕育了具有不同特质的哲学。另一方面，不同时期的哲学家也对城市、城市性、城市问题进行了不同维度的沉思，对什么是合理、美好的城市进行了探索，为人们的城市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念、态度。当代城市的发展为城市哲学的勃兴提供了重要契机，城市哲学的显学化，也将为人们重新反思、确认哲学的生活性、语境性、现实性、问题性，提供重要思想资源，为推动哲学脱离象牙塔状态及回归生活提供重要契机。
只有不断地关注现实、反思问题，哲学之树才会常青，才具有真正的价值与意义。人们在面对生活世界时所生成的现实感、问题感，是所有哲学得以生成的深厚土壤、深层动力，现实性、问题性是哲学特别是城市哲学的第一属性。关键在于，不能停留在指认城市哲学具有现实性、问题性这个层面，而需要进一步具体揭示城市为何会激发人们的问题感、现实感，为何会激活、激发哲学的现实性、问题性，具体激活了人们的何种现实感、问题感以及哲学的现实性、问题性。没有这种具体探索，所谓的哲学具有现实性、问题性，现实性、问题性是城市哲学第一属性，将只是一个抽象的论断，一个停留在个案枚举层面的“恶”论断。停留在个案指认、个案枚举，不上升到范畴、理念、方法论的层面，城市哲学将无法获得知识的正当性、理论的合法性。
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把哲学、形而上学归类于物理学之后，对四因说等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论述。之所以采用如此叙事策略，其重要原因是哲学知识无法归类于任何一种有具体对象的知识，哲学方法无法归类于已有的方法。哲学是有关对象、世界的深层原因、深层结构、深层可能的知识和方法，提供的是一种关于对象、世界之整体性、综合性、前提性、可能性的知识、方法与态度。哲学的使命是揭示人们遭遇对象世界时所面临的根本性、前提性问题。黑格尔关于现实性与合理性关系的论断，对我们认识哲学的这个使命有所助益。黑格尔认为：“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论断中所说的现实，不是指偶然、无规律的现实对象，而是作为规律性的现实性。这里，现实性与规律性是等价、同一层次且互相依存的概念。一方面，现实性是规律性，也就是作为现存世界本质的规律性，没有规律性的现实对象只是不确定的杂多；另一方面，规律性也就是现实性，离开了可感受的现实对象世界，规律性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者说并不真正存在。在从后思索的意义上，可以说，从古至今，哲学所从事的是探索人们所遭遇对象世界的根本现实性、规律性。
古希腊城邦遗址
世界不断变化，人们所营建的对象世界变化且不断加速。当人们已有的认识能力、认识工具箱无法同不断变化的对象世界相匹配时，对象世界在人们的眼中就是一个问题对象，一个人们不知其机理、机制，无法有效应对的问题世界。所谓对象世界成为问题世界，也就是对象世界的现实性、规律性还没有被人所把握。当人们把握了对象世界的规律性、确定性、现实性，也就具有了认识和改变对象世界的信心、能力、工具。哲学所努力探索、呈现的正是对象世界的规律性、现实性、确定性。当人们具有了认识对象世界的工具、能力、信心，对人而言，对象世界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世界，而成为一种具有现实性、规律性的世界。
现实性与问题性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一种相互转换的关系。当人们把握了对象时，对象呈现为现实性，当人们没有把握对象世界时，对象就呈现为问题性。现实性是人们把握了对象世界真实性、本质性、规律性的状态；问题性是人们没有把握对象世界的真实性、本质性、规律性的状态；现实性是对象世界相对人而言已经呈现其真容、规律的状态，问题性是对象世界相对主体而言没有呈现其真容、规律的状态；现实性是一种肯定意义上的主体能力、主体状态，问题性是一种否定意义上的主体能力、主体状态。哲学的重要任务和使命，正是克服问题性，达至现实性。现实性与问题性是哲学生成、发展的张力两极。现实性是一种实现了的哲学状态，问题性是一种有待实现的哲学状态。哲学变迁的逻辑，也就是现实与问题、现实性与问题性相互转换的逻辑，一个人们不断克服所遭遇对象世界的问题性，不断接近所遭遇对象世界的现实性的过程。
评判一种研究是否从问题性达至了现实性，是否成为哲学，其重要标准是看这种研究是否形成了能揭示所研究对象特点和规律的概念、范畴、命题、话语体系。正是通过把所研究、遭遇对象世界的现实性、问题性予以概念化、范畴化，哲学不断获得自身的知识合法性、相对独立性。而在把握现实性与问题性、形成自身知识话语的过程中，哲学又始终需要与对象世界、感性的生活世界保持关联。离开了同不断变化的对象世界、生活世界的感性互动，哲学将成为远离生活的空知识、空方法，失去进步的基础、运用的可能，成为一种传授“死知识”“死方法”的学院派哲学。近代以来，由于知识生产的不断专门化、学院化，哲学逐渐成为脱离对象世界、感性生活，传授已有专业知识，而不去发现新知识的所谓专业领域、专业学科。这种专业化、学院化的哲学进路，虽然对传承、传授已有哲学思想、哲学知识、哲学方法有意义，但无以生成同已经变化了的世界相适应的新的方法、范畴、理念。重回城市社会等现实、感性生活世界，对重新激活哲学的生命力具有重要意义。当代城市社会的不断推进、城市问题的不断出现，为哲学的当代复兴与新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
城市哲学的“现实与问题”机理
哲学是对世界、生活、对象的概念化呈现。哲学的生成、发展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主体条件，二是对象条件。所谓主体条件，也就是主体的认识能力、认识需要被激活；也就是具有认识潜力的主体面对对象世界，发现自身已有的范畴、观念、方法无法把握对象世界；发现主体相对于对象而言的问题性，以及对象相对于主体而言的问题性；发现面对新的对象，主体需要重新调整、升级、确认主体自身的认识与行为方式。所谓对象条件，也就是对象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已经展开，成为对主体有重要影响的对象性世界，成为人们亟须把握其现存在性背后的现实性、本真性、规律性、趋势性的问题对象。具备这两个条件，也就是现实性、问题性被同时双向激活，人们同时性地遭遇了主体与对象两个维度的现实性、问题性；既遭遇了对象之现实性、本真性的不明，遭遇了对象世界成为问题性对象，也遭遇了主体自身之已有能力的不足、问题、缺失，需要重新认识、升级主体自身的认识与实践的内在现实性、内在规律性。城市是使人们同时性地遭遇多维现实性、问题性的重要场域。对哲学而言，兴也城市，败也城市。诸多形态的哲学生成、繁荣于城市，也退化、衰落于城市。
其一，哲学起源、生成、繁荣于城市。柏拉图指出，哲学起源于惊讶，起源于人们对多样未知世界的不可遏制的好奇。城市是多样异质文明要素的空间化聚集。城市以其聚集起来的多样、异质性文明要素，多样的主体、观念、产品、生产与生活方式等，催生、激活了人们的好奇心。这也是为什么思想者、哲学家往往生成于城市的重要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所有的哲学都是城市哲学，所有的知识、文化、科学、艺术都是城市知识、城市文化、城市科学、城市艺术，都具有城市性。也只有在城市这个高度聚集、高度异质化的语境中，知识、文化、科学、艺术、哲学才可能持续生成、传承、传播、发展。
而知识、文化、科学、哲学、艺术一旦生成，也会成为反哺城市、助推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知识和城市，相互生成、相互促进。不同类型的思想者、文化人、科学家、哲人在一个城市生成、聚集，会使这个城市获得重要的知识、方法、理念力量，使这个城市成为智慧之城、创造之城、永恒之城。雅典等古代城市之所以成为人类文明的永恒高地，其重要原因，正在于它们曾经汇集、聚集、生成、成就了那个时代的诸多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对什么是合理、正义城市的思考，使古代希腊城市成为知识世界中的永恒之城。多样知识、多样哲学生成于城市，其汇集也会成就城市，使曾经厚待知识与哲学的城市成为永恒之城。广义上，城市哲学也就是哲学本身，所有的哲学都具有城市性。狭义上，城市哲学也就是以城市为对象的哲学，城市哲学是对什么是合理、美好、正义城市的一种沉思。
其二，包容的城市才会生成哲学。哲学生成于城市，但城市只是哲学生成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并不是所有类型的城市都会推动知识与哲学的发展。哲学从来不会孤立发展，任何一种形态的知识都不会孤立发展。回顾世界文明史、人类知识史，虽然哲学生成、繁荣于城市，但只有一些特定的城市才会催生有影响的哲学。但凡哲学繁荣的城市与区域，其艺术、文学、科学、建筑学等也一定是繁荣的。只有那些具有文明多样性、多样异质文明有序聚合的城市，才会成为文化之城、知识之城、艺术之城、哲学之城。这其中的内在机理在于：那些有幸同时具备文明多样性、文明异质性以及文明共同性、文明秩序的城市，可以不断地打开现实、打开问题，使已有对象世界的多面性得以呈现，并不断生成新的对象世界。面对这个丰富性、复杂性得到打开且持续打开的对象世界、城市世界，人们会被动或者受动性地产生把握对象世界之本真性、规律性、确定性、前提性的需要、冲动、欲望、动力，发现自身已有的知识、方法等的问题和不足，努力谋求解决这些问题和不足的方法，以实现人与世界的具体和解、具体统一。
现存性、现存世界的复杂化，是现实性、本真性、规律性得以呈现的重要条件。面对这个多维复杂的感性对象世界、城市世界，不同的思考者会发展出不同类型的知识范式、知识形式，以表现、表达其所把握、理解到的对象世界的现实性、规律性，从而生成多样、不同类型的艺术、科学、宗教、哲学。由此，城市成为艺术、科学、宗教、哲学同时繁荣的城市，成为推动知识进步，推动艺术、科学、宗教、哲学等发展的场域。也就是说，只有具有文明与文化包容性的城市才会催生多样知识领域的繁荣，才会催生哲学的繁荣。
其三，专业分化适度的城市才会繁荣哲学，否则，不仅危害哲学，也危害城市。城市，特别是包容性的城市，为思想者的生存、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为哲学等不同知识门类的专业化、持续发展提供了综合条件。但专业分化过度、专业固化的城市也会造成哲学的衰落。城市促进专业的分化，专业的分化又反哺了城市的发展，成为推动、规范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历史与现实中，一方面，专业分化有过度细化的倾向，被细分的不同专业之间往往会缺少交往、互动、融通，成为相互隔离的专业；另一方面，不同的专业也往往会实践性地成为被不同群体、利益集团所掌控的圈子、行会，所谓的专业往往会成为某些人谋求利益的旗号与涂层。社会领域包括知识领域的专业化，有利于社会与知识的进步，但专业化一旦走向利益化、隔离化，就会阻碍专业本身的发展，阻碍知识进步，阻碍城市与社会整体的发展。
知识领域的过度专业化，使知识领域同不断变动的感性生活、对象世界相脱节，从而失去体悟、切入、把握对象世界之问题性、现实性的条件与可能。专业分化的过细、固化、圈子化、利益化，使所谓的专业知识研究失去了现实感、问题感，失去了知识进步的根本动力——现实性与问题性之间的张力，从而使不同的专业领域包括哲学，进入一种死寂无活力的状态。反思知识史、哲学史，诸多时期的文化创新、哲学进步，之所以往往并不产生于已有的处于中心地位的大学等专业机构，其深层原因是，处于所谓中心地位的知识单元成了过度专业化、相互隔离并被深刻领地化、圈子化的名利场。只有合理、适度、有弹性的专业化，才会保持、推进哲学等知识领域的繁荣与发展。
城市哲学的“现实与问题”升华
城市是一种多维度的张力存在。一方面，城市是一个杂多世界，日益具有文明的多样性、异质性；另一方面，城市又是一个有机世界，在杂多的背后存在一定的秩序、共性。一方面，城市是一种注重历史留存的传承空间，诸多传统在城市中得到更好的保存；另一方面，城市又是一个变化迅速的空间，影响重大的变革与创新往往生成于城市。一方面，城市具有诸多的私人空间，人们在城市中获得更多的私人性；另一方面，城市又具有诸多的公共空间，要求人们更加具有公共性、公共意识。已然存在并不断增多的城市张力，为城市哲学的当代生成提供了重要契机、需求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会自发生成优秀甚至合格的城市哲学。只有用具有知识、实践、历史合法性的哲学的方式切入城市世界，以有针对性的范畴、范畴群具体呈现城市的多重内在张力，这样的研究才可能生成真正意义上的、有价值的城市哲学。
反思哲学史，诸多研究之所以成就了哲学经典，其重要原因是深刻地呈现了社会生活的内在张力，并将这些张力以哲学范畴的形式予以表现。比如，康德的几大二律背反，其意义正在于以范畴群的方式具体呈现了早期现代性、近代社会的内在张力；维特根斯坦等的语言哲学，其意义在于揭示了语言与言语、语言与世界的张力；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其重要意义在于以存在、此在、定在等范畴，具体揭示了现当代社会与生活的内在紧张与张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哲学的特点与意义、生命力和价值，正在于能否把握并以概念、范畴的方式具体揭示人们在生活中遭遇的内在紧张、内在张力，能否以范畴、范畴群的方式具体呈现对象世界、主体性内部及其相互关系中的现实性与问题性、理想性与实在性、可能性与规范性等张力，特别是把人们在已经变化了的时代所遭遇的新问题、新张力以概念、范畴的形式表现出来。能否生成新的范畴、新的概念，是新语境下能否实现哲学创新的重要标志。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根本要义，正在于“直面时代问题”与“用范畴呈现时代”这两个层面的统一。勇于直面现实生活、时代问题固然重要，但如果仅限于感受、发现问题，而不能以范畴概念的方式揭示时代、揭示问题，无法提出有价值的新范畴、新话语，这样的研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研究，其本质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无法为人们看清新的对象世界提供理论、方法、价值支点。是否切入时代的现实性、问题性，并生成呈现时代问题、张力、规律的新范畴，是衡量一种研究之价值与水平的重要标准，也是评价城市哲学研究之价值与水平的重要标准。
反思当代城市哲学研究可以发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一方面，西方的诸多城市哲学研究者已经具有比较自觉、深刻的现实意识与问题意识，努力切入城市世界，对城市世界的治理、市民、环境、正义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关注，努力寻找城市世界的现实性、本真性、规律性，努力克服既有哲学面对新的对象世界时所表现出的无力、不足、问题；另一方面，一些西方城市哲学研究者已经提出了一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城市世界之内在紧张与张力的新范畴、新概念，比如，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哈维的“时空压缩”、吉登斯的“时空拓展”、希尔兹的“文化拓扑”等。也就是说，目前的城市哲学研究在发现问题、呈现问题这两个维度上，都已有所成就，这也是城市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被人们所接受的新兴的部门哲学，并具有一定跨学科影响的知识史正当性、哲学合法性的原因。
但也应该看到，目前的城市哲学研究也存在一定问题，比如，用情绪表达代替理性分析，对知识增量的贡献不足等。其一，情绪化研究的问题。一些研究没有自觉区别情绪表达与哲学研究、学术研究之间的不同，把表达对城市问题的满足与不满作为言说的重点，而不是把分析问题本身、具体呈现现存城市世界的规律性、具体解决城市世界的问题性作为重点。这种研究，表面上使用了一些概念，但没有切入城市社会的内在机理，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涂层化、没有真正价值的城市哲学。其二，知识增量不足的问题。提升知识增量有两种方法：一是激活哲学中已有的传统范畴，赋予其新的含义，比如列斐伏尔对空间范畴的新运用；二是从其他领域引入或提出新的范畴，比如希尔兹从数学中借用拓扑概念并创新性地提出的“文化拓扑学”。这两种方法看似不同，实则一致，其特点都是从现实生活本身出发盘活、转用、提出概念，而不是从已有范畴、体系、方法出发，把既有的概念套用在现实中。反观当代日渐繁荣的城市哲学，仍存在一种倾向，就是戴着已有体系哲学的眼镜看待正在深刻变化的城市世界、城市问题。这种研究看似研究了城市社会，其实质却是在城市世界中重新发现那些已有的方法、范畴、概念。情绪化与理论创新不足，既是当前城市哲学得不到进一步推进的重要表现，也是其重要原因。
生活是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推进城市哲学研究的创新，需要真实切入城市现实与城市问题，需要树立更为自觉的现实与问题意识，需要对城市哲学的使命与任务有更为清醒的确认。从对象向度看，城市哲学的重要任务是具体揭示现存城市世界的问题，具体呈现现存城市世界的内在趋势、运行机理、发展规律；从主体向度看，城市哲学的重要任务是揭示已有哲学范畴相对于鲜活城市世界研究的不足与问题，并努力创造性地激活、引入、提出新的范畴、概念，以具体呈现城市世界的内在紧张、内在张力、内在机理。努力提炼反映时代问题之共性、对象世界之时代个性的范畴、命题，为身处城市时代的人们提供更为合理的城市知识、城市方法、城市态度、城市理念，是城市哲学具有知识合法性、实现了知识与理论升华的重要标志。没有这种升华，城市哲学将只是一种无法通达必然、不断追逐偶然、看似时尚实则浮夸的存在，是一种用偶然、不稳定的方式表达偶然不稳定情绪的伪研究，而不会成长为可以同诸多经典哲学形态相比肩的哲学构成。
城市社会是公共性与私人性的结合，但同传统社会相比，城市社会的诸多领域更具公共性。城市哲学具有知识合法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其日益具有公共性，能够为诸多城市主体的研究、生活等提供一些基本的范畴、态度、方法，助推不同领域与主体的城市研究、城市生活。提出反映城市社会一般问题、为诸多城市主体和城市研究领域所认同并使用、具有公共性的范畴与范畴群，是城市哲学成立的重要标志。切入现实与问题不是停留在现存问题、现存情绪的表面，而是努力揭示现存问题、现存情绪之中的规律性，并以概念的方式予以表达。真正的切入是一种打开、剖析、推进，而不是简单的反映、反感或屈从，更不是对个人情绪的表达。如何具体地切入和剖析现实，是城市哲学也是整个哲学始终面临的问题。
城市哲学的“现实与问题”回归
哲学的最高境界、质朴境界是回归、回馈现实生活，以经过反思的理念、理想、理论，反哺、干预、改变、助推现实生活，使现实生活更为合理。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之所以反对公式化的哲学研究，其根本原因也正在于这种脱离感性具体的所谓哲学研究，并不具有改造世界的可能。城市哲学的真正价值、深层合法性，是能够反哺、回归感性的城市世界，助推、改进城市世界的构成、运行、治理，营建更具合理性、更具正义性、更多人可以幸福生活的城市世界。不是所有形态的哲学、城市哲学都具有切入、助推现实的资质。对于希望干预、助推现实城市的城市哲学而言，需要对自身的研究进路、研究特点、构成形态等进行自觉的反思、反省、确认。克服研究的抽象性、树立有限性美德、注重集体行动、尊重地方性智慧，对提升城市哲学的行动、实践资质，实现从观念向生活的回归，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克服知识抽象性，树立从具体出发的总体城市观。城市哲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发现、总结、凝结人们的城市智慧，形成反映城市主客观世界及其关系之本性、规律的范畴、命题，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城市、营建城市。城市哲学是城市知识与城市智慧的结合，范畴、范畴群是城市哲学的形式，城市智慧是城市哲学的本质。形成和保持城市智慧的重要路径，是走进具体，克服抽象性，不断形成有助于真实解决城市问题的总体城市观。城市是多样异质文明的空间化聚集，当代城市社会，多样异质构成要素间的关联日益复杂，几乎所有的城市问题都不是孤立的，而同城市整体具有系统或非系统的关联。这样，解决某类城市问题，既需要把握这类问题本身的机理，也需要厘清这类问题同整个城市生态的关系，以避免在解决某类问题的同时，催生出其他的问题。同时，每个城市都是一个有自身个性的具体总体性。虽然所有的城市都是总体性城市，但每个城市的总体性又有不同。这样，营建同具体城市相符合的总体城市观，对提升城市哲学的实践与行为能力就尤其重要。不同的城市各有个性，又存在共性。具体把握城市的共性与个性，形成立足具体的总体城市观，对克服城市哲学的情绪化倾向、提升其实践资质、保持其智慧性，具有基础意义。
其二，克服自我无限性，树立以有限性自觉、知识美德为底蕴的城市态度。从起源、变迁与作用看，哲学只是诸多知识领域中的一个小的知识部门，并不具有绝对的至上性，不是凌驾于其他知识与学科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哲学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从全面而具体的生活出发，对已有知识与科学的前提、边界、基础、方法、态度等进行批判性沉思，以保持知识与科学不断进步的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掌握着绝对的真理，可以成为指导其他知识与科学的君主。任何知识、任何科学、任何学科都只是对世界、对象的某种向度、层面、阶段的不完善知识，都具有其深刻的有限性。是否对自身的有限性有深刻的自觉，是衡量一种研究、领域、学科是否具有知识美德的重要标准。对城市哲学而言，尤其需要有限性自觉，需要确认并夯实以有限性自觉为基础的知识美德底蕴。城市哲学离不开对各类城市问题的关注，离不开对城市建筑与规划、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政治学、城市人类学等诸多城市研究的学习与借鉴。城市哲学只是诸多城市知识中的一个门类，城市哲学并不具有凌驾于其他城市知识之上的特权与资质，城市哲学具有深刻的有限性。如果城市哲学失去了对其他城市知识、城市科学的尊重，也就走向了知识的自大、狂妄，
其三，克服行动非理性，树立以集体理性行动为导向的城市发展和治理观。改变对象、助推对象，需要一种有效的行为与行动策略。反思文明史，人类之所以不断推进文明进步，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断形成以理性为基础的集体行动策略，不断克服情绪化、非理性的个体与集体行动，使行动按照更为合理的方式推进。正如韦伯所揭示 :理性化就是制度化、机制化，也就是以制度、机制的方式克服了行为的随意性、情绪化。制度理性是近代以来社会发展得以不断加速的一个重要原因。非理性、情绪化的行为，受到主体自身的偶然因素及外部环境偶然变化的影响，具有随意性、不连贯性。理性化的行为，以经过反思、商讨的规则与制度，超越、克服了个体及群体的情绪，使行动在制度的约束下按照符合发展规律、发展目标的方式推进。行动特别是集体行动的非理性，是造成文明破坏甚至战争的重要原因。城市是诸多领域的聚集，其发展与治理更需要克服行为特别是集体行动的非理性。超越以个体任性、少数人任性为基础的城市决策、城市治理，实现城市行动的理性化，对城市的良性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城市哲学的一个重要使命，是探索以理性制度、理性的集体行动为基础的城市发展观、城市治理观，为城市发展、城市治理提供规范性底蕴，而不是以伪哲学的方式放大城市行动的情绪化、非理性化。不断探索适应城市社会变迁趋势的城市理性、城市制度、城市行动，具体探索更为合理的城市制度、城市集体行动、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方略，是城市哲学的重要使命。
其四，克服理论自负，尊重、提炼以地方和语境为基础的城市实践智慧。城市社会的合理化、不断进步，既需要顶层设计，需要从整体、宏观层面推动变革和治理，更需要从地方与语境出发，尊重地方性智慧、语境智慧，不断合理化、完善城市决策、发展、治理的运行机制。城市是一种由诸多具体、地方性的单元、要素构成的复杂巨系统，其具体构成、运行机理往往只有那些长期处在其中的微观主体才真正了解。推动城市社会的合理化，尤其需要从语境、地方、机理出发的实践智慧。正如《现实感》的作者以赛亚·伯林所认为，有效的历史研究尤其需要现实感，现实感也就是一种实践智慧，一种立足语境发现规律、应对问题的能力。“如果说使我们能够洞察实际的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现实感或历史感就是对细节的熟悉，那么所有的理论相反地处理的是一般属性和理想化了的实体——它们处理的是普遍性的东西。”对城市哲学而言，切入城市现实，尤其需要克服理论上的自负、自大，尊重不同层面主体在具体城市生活与实践中所形成的实践智慧，通过真实地进入、切入城市生活，对已有的城市实践智慧进行反思与总结，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实践智慧基础的城市理论、城市治理原则。尊重并培育地方感，真实地切入具体有个性的城市问题，从实际出发提炼有针对性的城市方略，是深化城市哲学研究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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