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史视野下的晚明书信研究
文/车祎[1]
古代中国社会主要依靠书信进行远距离通讯，这些书信通常被称为“书”或“尺牍”。晚明时期，文人间书信往来尤其频繁，大量书信专集编纂刊行，流传至今的晚明书信类总集、别集、墨迹文献多达千种。这些文献除了文学、艺术价值之外，还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史学界方兴未艾的“日常生活史”研究能为我们充分解读晚明乃至整个中国古代书信文献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
晚明文人书信的内容
晚明文人的书信里写了什么？当时不少选家曾尝试给书信分类。从日常生活史的视角来看，这些五花八门的分类恰恰归纳了书信所能发挥作用的各个领域，也勾勒出晚明文人对自己日常生活世界的认知边界。归纳起来，晚明文人书信所书写的日常生活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以衣、食、住、用为主的物质生活。书信往往附有颇费心思的伴函礼品，授受之物与书信语言形成了妙趣横生的互文，体现晚明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如冯梦祯、屠隆、李日华、张岱等文人书信中，经常可以看到各类馈赠、求索、答谢活动，所流通者多为古董（如汉鼎）、时鲜（如岕茶）与奇货（如玉面狸），也有当地的特产、布匹、衣饰等。各种书信选本如《古今振雅云笺》《尺牍双鱼》等，也多辟有“馈赠类”，有赠谢食物、花卉、文具、古玩等范文，供读者模仿，可见礼尚往来的风气。礼物往来的背后，少不了请托干谒等现实目的，由此揭示的晚明文人交际网络值得深入研究。书信中也书写了晚明文人的居住环境，体现了各自的癖好习惯和贫富差异，如袁宏道喜好“香且净”的楼居，汤显祖“必不可北”的南方情结，祁承㸁父子的“构园之癖”，以及屠隆“半亩园”的苦中求乐。贫富之间，可见文人心态的变化，在晚明那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贫”与“富”的矛盾空前凸显。
二是以阅读和议论为主的闲暇生活。书信显示，晚明文人日常阅读十分之“杂”——稗官野史，传奇小说，无所不读，而且积极地传抄、刊刻。如在袁宏道的书信中，我们能看到他从董其昌处借阅《金瓶梅》的经历，他对此书赞不绝口，认为胜过枚乘《七发》（《锦帆集》卷四《董思白》）；他还因为谢肇淛将此书久假不归而写信催促：“《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不见还也？”（《未编稿》卷三《与谢在杭》）。又如祁彪佳留下的数千通书信中，有一百余通专门谈论戏曲，反映了他对戏曲文献的搜集、抄写、校勘与收藏，《远山堂曲品》与《远山堂剧品》背后的苦心孤诣跃然纸上。书信也为晚明文人的自由表达提供了文体庇护，文人在这种庇护下，议论时事、臧否人物。如汤显祖书信讥讽议论之语，体现了傲然独立的冷静立场；又如邢侗书信的“击齿时事”（《来禽馆集》卷二六《与王百穀》），则体现了一个书法家心怀家国的一面。
三是以家庭和社会关系为中心的情感生活。夫妇诉情书信暗示了“夫为妻纲”的传统伦理向平等与伙伴型情感关系的转变，如祁彪佳和商景兰夫妇，堪称现实中举案齐眉的模范。闺阁书信婉曲地表达了女性的主体诉求，如邓志谟编纂的《丰韵情书》，辑“室家情书”一卷，以宣扬“夫妇情好”。家书中的父子关系出现了平等对话与自我剖白，如庄元臣家书，于琐事之中见父子深情。家庭之外，情郎与情妇的调情书信公然刊刻，情书成为可以复制、模仿的范本，在社会上流通、阅读。王穉登与马湘兰的往来书信传抄，成为一时文坛风雅。男同性恋书信也开始涌现，如《尺牍青莲钵》《如面谈》《尺牍争奇》《洒洒编》等书信选本选入不少男性间情书，反映了当时社会性爱风气的开放与情感取向的多元化。在五伦之中，朋友被提到最重要的地位，如李贽、公安三袁、汤显祖等皆“以朋友为性命”。
四是以生、老、病、死为主的生命周期。晚明文人密切关注身体变化，关心疾病、衰老与死亡。在书信中，晚明文人记录疾病体验与医疗过程，交流养生经验。如冯梦祯的《快雪堂尺牍》，堪称一本“病历簿”。从书信来看，冯梦祯患有严重的疟疾和目疾，疟疾反复发作，严重时多方寻医问药，历经数月才康复（《快雪堂集》卷三二）。又如《刘宗周全集》和《祝子遗书》中，收录了刘宗周和祝渊师生间二十余札讨论治病与用药的书信，是一份详细的“诊疗记录”，其中强调的身心兼治的医疗方法颇具启发意义。目睹死亡，濒临死亡，又使晚明文人书信中增添了伤感和孤独的气氛。公安三袁继承了家族遗传的羸弱体质，导致他们对疾病和死亡格外敏感，尤其在袁中道的书信中，随处可见亲友死亡的阴影与离群的孤独。锺惺一生体弱多病，他甚至多次在暴病之际写信给朋友交代后事，他一次又一次地做好了死的准备，却一次又一次地与死神擦肩而过，这造就了他敏感古怪的性格，也成就了他的幽深险僻的诗风。而在易代之际，面对生死抉择，黄道周、侯岐曾、祁彪佳等人的书信又呈现出大义凛然的士人风骨。
书写策略与士人心态
与“写什么”相伴随的问题是“怎么写”和“为什么这么写”，即晚明文人书信的书写策略及其背后的文人心态，以下从三个方面分别论述。
第一，晚明文人书信的物质书写十分频繁，其背后是对物我关系的深刻反思。他们一方面注重发掘物质背后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也注重物质与当时情境、自身遭际的特殊关联。物质代表的不仅是情义与心思，也是趣味、生活方式和身份意识。对物的沉溺与对物的超越往往是一步之遥，以物为寄，是晚明文人普遍的价值取向，他们并不正襟危坐地拒斥物质，也不趋之若鹜地热衷于物质，而是在物的环绕中破除物的迷障。如袁宏道关于“五种快活”（《锦帆集》卷三《龚惟长先生》）的书写，实际上是在叩问物的边界，探讨物我关系，在得失之间揭示物的虚无本质，因此，他才会感悟“损事之乐”（《潇碧堂集》卷一八《龚惟学先生》其二）。物是虚无的，又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个意义上重审“百姓日用即道”等言说，更能落到实处。在物质中重新发现“道”的日常性，是晚明文人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
第二，晚明文人书信作为私人书写，其中虽然有很多真心话、实在话，却也有不少自我表演、虚与委蛇的成分，不能保证所写皆是真实，因此往往要结合文人身份、放在具体语境中理解，或将其他书信、史料放在一起对读，方能看透文字所掩盖的真实意图。尤其是涉及公共事件时，文人多受到立场、偏好等影响，从自己的角度做出阐释。例如关于李贽之死、屠隆淫纵等事件，当时文人众说纷纭，哪一个说法更接近事实真相，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仔细甄别，力求从私人阐释走向公共阐释。此外，在晚明文人书信中，有一类书信本应保密，写信人在结尾处叮嘱“幸秘之”、“看过火之”，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书信反而完整地保存下来，有些还刻入了文人别集。通过这些书信，我们能够寻绎晚明变幻莫测的政治局势，隐微曲折的文人心态，或可补史之缺；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公共空间对私人空间的挤压、型塑。
第三，晚明文人书信充满了对立、矛盾的表达方式，这体现了晚明文人普遍的焦虑心态。在面对物质生活时，他们既无法摆脱欲望的纠缠，又渴望达到不为物役的境界，在形而下和形而上之间来回摇摆，因此，当汤显祖因不满官场，拂袖而去之后，又在书信中感慨“辞官速贫”（《玉茗堂尺牍》卷三《答山阴王遂东》），然而，他所谓的“贫”，远远不是一贫如洗，只是一句矫情的修辞。在面对文字应酬时，文人们一面叫苦不迭，一面又乐此不疲地写文章，因为这种应酬就是晚明文人的存在方式，虽然应酬文章中也产生了不少佳作，但应酬文章之多之频，严重影响了晚明文人日常创作的风格和水平。在面对出仕与归隐时，晚明文人既向往山水佳趣，又放不下权力的诱惑，以至于效法前人“吏隐”故事，不无位居下僚的自嘲之意。在面对生命终极意义时，晚明文人也十分矛盾，在世俗与宗教之间徘徊不定。这就是晚明文人的风貌，在他们的心中，一种矛盾、纠结、焦虑的情绪挥之不去。
晚明文人书信的价值
在厘清了“写什么”和“怎么写”的基础上，晚明文人书信的独特价值就得以体现。我们可以说，晚明文人书信是晚明社会的一面镜子，是理解晚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线索。每一个个体的活动，都与国家、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私人话语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公共话语的影响，同时，社会公共话语也是无数私人话语的舆论体现。书信作为私人话语的重要形式，体现出国家、社会和个人在日常生活领域的互动关系。通过晚明文人书信与晚明其他史料的对照，我们既能够体会公共话语对私人话语的渗透，也能够清晰地看到从私人话语走向公共阐释的轨迹。书信在两个人之间的传递，是私人话语的真情流露，是大时代投射在个体生命中的阴影；而书信的刊刻，标志着它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空间，对舆论产生干预，成为公共阐释的重要来源。因此，探究晚明文人书信“写了什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探究“怎么写”，以及“为什么这么写”，以此深描历史、理解当下。
总之，书信作为晚明文人日常生活中私人写作的典范文类，全面地展现了晚明文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从日常生活史视野研究晚明文人书信，是对书信文体的充分运用，是一种“回归生活史和心灵史的古代文学研究”（廖可斌语）。曾经，书信伴随晚明文人的生命历程，书写下波澜壮阔的生命画卷；如今，人们藉由书信，探索晚明文人的日常生活，也为当代日常生活和人生价值追寻意义。
- 全文完 -
[1] 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1月14日。
作者简介
车祎
车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专职博士后。主要从事元明清散文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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