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一个毒品团伙？

摘要

学术系统依赖于存在一批“局外人”，他们愿意放弃（当前的）工资和就业保障，以换取终身职位所带来的不确定的安全性、声望、自由和相对较高的薪水。本文基于美国、德国和英国的数据，研究了学术就业市场在很多方面如何类似于一个毒品团伙，其中局外人不断增加，核心人员则在减少。

引言

在2000年，经济学家Steven Levitt和社会学家Sudhir Venkatesh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芝加哥毒品团伙内部工资结构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作为蓝本被Levitt（和Dubner）改写为畅销书《Freakonomics》中的一章。这一章的标题（“为什么贩毒人员还要和他们的妈妈住在一起”）基于一个发现：团伙内收入分配极度倾斜，顶层毒枭收入远远超过工作在街头的底层贩毒人员，后者甚至低于合法低技能工种（比如在麦当劳工作）的员工。这些学者计算出的基层贩毒人员的时薪为3.30美元，远低于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最低工资水平。

如果考虑到被敌对团伙射杀、被监禁或受到自己组织的殴打的风险，你可能会想知道为什么有人愿意在如此低的工资和糟糕的工作条件下工作，而不是去麦当劳找工作。然而，团伙在招募新成员方面毫无实际困难。原因在于，对于留在体系内的人员来说，继续从事这个行业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未来财富的前景，而不是目前的收入和工作条件。换句话说，底层贩毒人员放弃目前的收入以换取（不确定的）未来财富。底层成员愿意面对这种风险，努力登顶，那里的生活很好，金钱源源不断。虽然他们成功的几率非常低（他们的死亡率非常高），但他们愿意“要么发大财，要么死在发大财的路上”。

随着不断涌入市场并准备被剥削的新的底层贩毒成员，贩毒头目可以变得越来越富有，而无需将财富重新分配给底层。有一个不断扩大的基层“局外人”群体，他们愿意放弃收入以换取未来的财富，以及一个小的核心“局内人”群体，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以底层大众为代价来保障自己的收入。我们可以称之为“赢家通吃”的市场。

学术界：一个双重劳动市场

学术就业市场在许多方面的结构都类似于一个毒品团伙，有一个不断增长的“局外人”群体和一个日益缩小的核心“局内人”群体。即使在学术界，被子弹击中的可能性相对较小（除非你对学生论文评分非常苛刻），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类似的动态。学术界只是这种趋势的一个例子，但它几乎影响到各个劳动市场。当前，劳动市场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我们所称的“双重化”。双重化，即稳定就业的局内人和不稳定就业的局外人之间的分化加剧。几乎在世界各地，学术系统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一个“局外人”群体。他们愿意放弃（当前的）工资水平和就业保障，以换取终身职位所带来的不确定的安全性、声望、自由和相对较高的薪水。

Figure 1. Source: OECD

我们如何解释这一趋势呢？其中一个潜在结构因素是在整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合组织）范围内的博士人数的大规模扩张。图1显示了一些经合组织国家在2000年和2009年两个时间点上，博士学位持有者在相应年龄群体中所占比例。正如您可以看到的，这一比例在9年间增加了约50%。在葡萄牙、希腊或斯洛伐克等国家尤为明显，几乎增长了两倍。当然这些国家的起始水平较低，但即使在占比已经很高的国家，增长也是相当可观的：英国增长了60%，德国增长了近30%。自2000年以来，OECD地区的博士学位数量以每年平均5%的速度增长。

因此，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博士毕业生进入市场，希望能够获得永久教授职位，并享受自由和（相对）高薪水，有点像基层的贩毒者希望成为毒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愿意放弃在其他就业领域可能获得的收入和安全性，接受不稳定的工作条件，希望能够获得永久教职的工作机会——然而，这些职位的扩张速度远低于毕业人数的增长速度。由于潜在的愿意接受这种工作条件的外部人员的不断涌入，这使得内部人员在研究和出版方面面临日益增加的压力时，能够将一些任务（尤其是教学任务）外包给他们。结果是核心人员的数量在缩小，外围人员的数量在扩大，并且核心人员越来越依赖于外围人员。正是由于这种激励体系，许多国家的大学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一支由拿着临时合同的学者所构成的 “产业后备军”。

学术双重化的不同形式

上述提到的发展是跨越几乎所有先进工业国家的广泛动态。然而，在不同国家（比如美国、德国和英国）之间，内部人群和外部人群的界限又会有所不同。

在美国，根据教育部在The Atlantic上公布的数字显示（下图），超过40%的大学教职员工现在是没有终身聘用的兼职教师或按课程付费的非终身职员，他们没有医疗保险或与标准雇佣关系相关的其他权益。从图中可以看出，终身聘用的教师所占比例大幅缩减。这并不意味着教职员工的绝对数量减少，实际上数量有大幅增加，但总数的增速赶不上不稳定工作岗位上低收入的教职员工在数量上的扩张速度。《高等教育纪事报》最近报道了依赖食品券的兼职教师。文章中提到的人每月的实际收入仅为900美元，可悲的是，这离毒贩的每小时3美元的工资并不远，但这是一份更加高技能的工作。

Figure 2. Sourc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德国是另一个案例，由于学术就业市场的沙漏结构，传统上就存在着一个强烈的内外分化。一方面，在底层的（在读）博士的层面，其条件相对较好；而且近年来由于对研究项目和博士学校的大规模投资，产生了大量竞争激烈的博士岗位，（在读）机会有所扩大。另一方面，在顶层有着好的工作机会，全职教授的薪酬相对较高，且具有很大的自主权。问题在于中间没有什么东西：对于刚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来说，他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空白，他们必须在有限期合同（wissenschaftliche Mitarbeiter）或代课教授（Vertretungsprofessur）中度过几年，之后才能希望在40多岁时获得他们的第一份永久工作——而在20世纪70年代， 这份工作在30多岁时就能拿到了。

图3显示了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入职博士后和得到首份教授职位时的平均年龄，时间跨度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拿到博士学位时的年龄变化不大，但得到首份教授职位时的年龄增加了约5年。此外，必须考虑到存在选择效应（即幸存者偏差）：样本中的人只是那些已经成为教授的人，没有考虑到在学术空白期间退出的其他所有人。一些新类型的职位，如初级教授职位（Juniorprofessuren），已经被创造出来了，但大多数职位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因此并不能等同于终身职位。德国是财政审慎的国家，地方和联邦政府一直不愿意承诺以永久的方式资助项目和职位。

Figure 3. Source: Arendes, C., and H. Buchstein (2004): 22

在某些学科中，终身教授申请（新的）教授职位，（为的是）以（新职位的待遇水平）与自己（当前）的大学协商（并更新）工作条件——这种做法已经变得很普遍，也加剧了（上述）学术空白的问题。结果是，新近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很难与已经建立起声望的教授竞争，聘用过程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因为（对于某一个岗位，需要）许多候选人（依次）拒绝，并且（每一个候选人）还需要花时间进行反复讨价还价。这种做法的主要问题是时间，那些拥有永久职位的学者有时间，而外部人员没有。如果你处于有限期合同上，当一所大学与某人进行谈判且该人最终拒绝（这一整个过程）需要两年时间时，你（作为下一个候选人）无法等待两年。这是一个非常扭曲和偏好圈内人的系统，特别是因为博士学位后的这段时间通常也是人们开始组建家庭的时候。

英国与德国不同，因为它确实为即将完成博士学位的人提供了中级永久职位。英国是欧洲最大的学术市场，讲师职位为相对年轻的学者提供稳定的就业，尽管考虑到生活成本（特别是在伦敦）时，其起薪比其他地方略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高等教育不依赖于大量的外部工作力量。最近，the Guardian报道了英国大学普遍存在的所谓“零时工”合同。这些合同不规定教师/研究人员应该工作多少小时，基本上意味着工作者需要在雇主需要时随时可用。与欧洲大陆相比，令人注目的是英国博士生和教学助理的就业情况更加不稳定。他们为英国大学提供了很大一部分的教学工作，而他们的就业条件比其他地方更加随意。举个例子，当我在瑞士读博士学位时，我基本上是一名受雇于公共机构的教师，有相应的工资、养老金缴纳和福利权益。英国的许多博士生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需要到处申请奖学金，在教学时按小时或按件（批改考试/论文）付费，这种付费在不同的大学甚至同一所大学内都可能不同。

在英国的大学中，通常教学的课时相对较少，至少在Russell-Group的大学中是如此（注：英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组织，由24所具有卓越研究实力和学术声誉的大学组成）。这部分是因为更注重学生的论文和独立工作，同时也部分是因为院系可以依赖那些灵活的劳动力。而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REF，英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项评估制度，用于评估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质量和影响力，并为其分配研究资金）对大学研究和出版物所设定的严格限制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这是通过两个途径实现的。首先，由于研究是最受重视的，这促使资深教授们（把精力用在）争取研究经费和发表论文，从而（相应地）减少教学，并将教学交给临时教学人员。另一方面，一些大学因为REF的需要而宣布了一些临时职位，目的是利用这些临时工的出版物来支持它们的申请。但大学并不保证一旦它们“利用”了这些人之后会继续雇佣他们。

Figure 4 

图4以广泛的方式概括了上述的差异。在我看来，这种内部/外部的分割几乎存在于各地，并且可能在不断扩大。有趣的是，这些分割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么多“愿意接受任何形式雇佣合同”的外部人员，则学术系统无法运转。如果你具有流动性、战略性并关注雇佣条件，你可能希望利用这些差异，并在你的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避免成为外部人。这意味着避免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并在博士毕业后避免在德国就业。当然，雇佣状况不是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但是学术界的终身教职或日益强大的大学管理人员常常拿“声望”或“学习”这些遮羞布为其糟糕的雇佣条件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