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ce & Technology
论电子表格:
理性管理的技术化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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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兰珺｜
摘 要：表格是在现代社会理性化进程中发展出来的一种信息处理技术。现代表格的出现往往伴随着现代社会制度的建立，而制表技术的发展最终也通向了计算机的发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理性管理需求的刺激下，功能强大、使用便捷的电子表格工具被开发出来，表格也从一种曾经局限于特定行业的专业工具变为一款无处不在的大众软件。在我国，电子表格作为一种理性管理的工具，深深参与了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发展和以“技术治理”为导向的行政现代化进程。但理性管理的技术若想发挥正向作用，就要有相应的环境支撑，否则技术只能以异化的方式发挥效能。
关键词：理性化；表格；电子表格；理性管理
本文已刊发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如需引用或转载，请以纸质版或下方电子期刊为准，并注明出处。此为微信推送版。
现代社会的运行正伴随着各种表格机器的运转。十分遗憾的是，对于这台如此重要的机器，恐怕很多人都有着相当负面的体验。我们或是直接参与着其填喂和美化，以“表哥”“表姐”自嘲；或是间接为了其中某项指标填进去、算出来、排起来更好看，在惊心动魄的“内卷”运动中，消耗着人们宝贵的生命和友谊。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本文主要从表格这一信息技术的角度切入，把表格放在理性管理“技术化”的视域中，讨论异化何以借表格发生。
一 | 表格：理性化进程的工具 |
表格并非新鲜事物。梳理人类文明中的表格发展形态，基本可分作两类：信息处理表和数学算表。表格发展史是信息处理表随现代社会的运转发展兴盛的历程；同时也是算表随制表技术的机械化、自动化走向衰落并最终被计算机取代的过程。信息时代的电子表格，就生长在这兴、衰交汇点。
（一）信息处理表
（乌尔王朝中央牲畜仓库表公元前2028年，现藏霍恩考古博物馆）
（乌尔王朝中央牲畜仓库表（前四行汉译））
人类历史上已知最早的表格就和官僚机构的管理活动密不可分。它是在两河流域出土的公元前2028年的一块泥板。泥板上用苏美尔语的楔形文字记录着乌尔王朝中央牲畜仓库4种牲畜的数量。这个表格看似平淡无奇。但如果把它与该地出土的绝大多数其他仓库记录做比较，就会发现，相较于“张三：三头山羊、五头绵羊；李四：四头绵羊、五头羔羊”这种把性质和数量信息、不同种类的信息混在同一线性维度展现的原始记录，表格用行、列二维结构组织信息，一是分门别类，一目了然；二是质、量分开，方便计算，确实提高了仓库管理效率。
诸如上面的信息处理表，在古代文献中是比较罕见的。只有到了现代社会，它才具备大规模出现的可能。如果夸张一点说，各种表格的发明和使用过程，就是现代社会及其“数目字管理”方式诞生和运转过程。比如，157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合法化了利息并对其做了10%的限定。此后人们逐渐接受了利息观念，这才有了公开出版的复利表。后来，随着现代保险和金融业的兴起，产生了精算这门将风险管控融于金融投资的数学分支。其开山著作同样晒出了一张表格——寿命表，该表显示着1000个1岁的孩子随着年龄增长（从1岁到84岁）的存活数量递减情况。如何利用这些数据，结合复利函数，计算出该地寿险年金定价？正是这一问题，通向了精算学，而精算学则是现代金融和保险业的基础。到了19世纪后半叶，人们则在寿命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辞职、退休、残病等信息，制作出了多重递减表，用以辅助养老金等现代社保制度之建立、运行。
（哈雷精算论文中的寿命表）
说起人口数据，就不得不提现代治理术，根据福柯的研究，现代权力运作机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家对“人口”的治理，这必然会伴随着民政登记、人口普查等人口制度。比如，在1836年英国《登记和婚姻法》推动下，英国注册总署（General Registration Office）在1837年成立，负责监管人口出生、婚姻、死亡登记。该署统计部门在海量注册文献的基础上，编制出了人口情况报告，尤其是利用死亡证明制出的死因分析表，更是推动了英国现代医疗和公共卫生制度的发展。
（英国统计总署制作的男性死因表（局部））
以上仅举出了经济和政治领域的部分示例。各种表格的发明、运行，正伴随着现代社会机制及其数目字管理方式的建立、运转。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它能够以规范化、标准化、量化的信息处理——包括信息采集、整理、呈现、分析——方式，推动经济理性和国家理性的发生和运转，而表格也以这样的方式深度参与着韦伯意义上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在这里，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制度彼此支撑、相互强化。因此尽管信息处理表很早就有，却必须等到现代社会，才能真正迎来它的时代。而它也将随着现代社会理性化进程的深入继续发挥作用。
（二）算表
在信息处理表中，有一种特殊表格——算表。它以行、列二维结构的方式记录着一些重要函数/公式的计算结果，供人查找使用。算表同样历史悠久。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算表是约公元前300年（战国晚期）的清华简《算表》。或许算表最初出现，只是因为人们偶尔发现表格的几何结构与算数结构存在着着某种对应关系，但随着计算在人类生产生活中的作用愈发突出，算表发展出了愈发复杂的功能，最终演化为一种重要表格系谱。
（清华简《算表》，战国晚期，现藏于清华大学）
那么算表是怎么制作的？我们常说“神机妙算”，可以想象，最早的制表者确实不乏配得上“神”“秒”的人类精英。但随着生产工艺的发展，制表活动越发原离“神”“妙”，朝着机械化、自动化方向前进。其中最重要的节点就是普罗尼（Gaspard Riche de Prony）的计算工厂和巴贝奇（Charles Babbage）的差分机。同样制作对数表，普罗尼深受《国富论》关于劳动分工的启发，他于1790年代组建了一个由数学家、数学工作者和大量普通计算员（computer）三类劳动力组成的“计算工厂”。利用差分法，复杂的对数计算被拆分为加、减运算的组合，这样就能以更少成本，雇佣仅具基本加、减计算能力的普通人从事曾经十分高端的制表劳动了。正是这个主要计算工作由普通工人承担的计算工厂，产出了史上最蔚为壮观的对数表，同时也让“计算工厂”这种组织形式，成了此后一段时间大型制表项目的样板。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就是美国于1930年代大萧条期间，作为再就业工程的一个子项而发起的数学表格项目（Mathematical Tables Project），该项目继承了普罗尼式计算工厂劳动分工的精髓，巅峰期曾聘用200个失业者构成的再就业团队，为二战时美国的科学研究和军事活动提供了大量制表和计算服务。
（作为再就业工程的“数学表格项目”1940年代位于纽约的办公室）
（巴贝奇设计的差分机1号模型）
另一位深受普罗尼启发的是巴贝奇，据巴贝奇自传，因不满市面上对数表中的错误，他才产生了用更不容易出错的机械替代人，制作和印刷数学表格的想法。 他把这一设想写进了1822年给英国皇家学会的一封著名书信《将机械应用于计算和印刷数学表格》，文中提出普罗尼以“差分法”为依托的制表工业流程，完全可以被搬到一台巴贝奇命名为“差分机”的机械装置上实现。在差分机制造过程中，巴贝奇又产生了分析机设想，他发现织布机常用的穿孔卡可以很好地充当计算输入装置，于是又设计了包括处理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输出装置，能进行任何数学运算的分析机。虽然这两个机器在巴贝奇生前都未能成功造出，但后人正是在用“机电”而非“机械”实现巴贝奇设计的过程中发明了计算机，也因此巴贝奇常常被称作“计算机之父”。众所周知，此后计算工作逐渐被计算机取代，辅助人们计算的算表也退出了历史舞台。有趣的是，巴贝奇最初为制作算表发明的机器，竟最终通向了算表的衰落。
行文至此，或许我们可以比较自然地看到，在表格发展史中，计算机上的表格软件正位于上述两个系谱的兴衰交汇点。或者说，制表的自动化发展不仅通向了计算机，也最终“吞并”了表格的算表系谱，让自带计算功能——或者说“内置”算表——的电子表格，在原理上成为了同时能够继承上述两个系谱、综合多种功能的人类历史上迄今最强大的表格工具。理解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Excel类表格软件的各种公式和函数功能，作为一种内置的计算模块，用户直接调用它就可进行各种计算，再也不用额外求助算表了。这样看来，电子表格软件的出现似乎是表格兴衰史中的一个必然。而它也将携带着表格发展历程中两个系谱的遗产，迈入21世纪。
（Excel 表格以“函数”形式体现的计算模块）
二 | 电子表格： 理性管理趋势下表格的大众化发展 |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数字社会的到来，信息的采集、整理、呈现和分析与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愈发紧密，虽一直不乏各种专业数据库软件和数据分析与可视化工具，但目前最普及的数据分析软件，恐怕还是诸如Excel的大众电子表格。那么问题来了，尽管现代社会各个层面的理性化进程，很多都与表格密不可分，但表格在它绝大部分历史中，毕竟只是少数专业人士才有使用需要的工具。那么，这些年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不仅让表格飞入寻常百姓家，也让其“飞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一）电子表格软件的发展历程
电子表格软件的发展历程，可以用VisiCalc、Lotus 1-2-3和Microsoft Excel三款不同时期的代表性软件说明。它们分别在1981-1983年、1984-1989年和1990年至今，垄断了电子表格市场，基本上代表了表格软件之诞生、性能走向成熟、使用更加便利三个阶段。
（VisiCalc的早期版本）
电子表格软件的发明者布里克林（Dan Bricklin） 同时有着数学、计算机科学和工商管理背景。他1978年在哈佛商学院念工商管理硕士时，经常要完成一些金融分析作业。苦于抱着计算器笨拙地进行纸笔演算，又深知恐怕只有很少人有能力通过编程解决问题。布里克林开发了一款电子表格工具，让不会编程的人也能利用学校的商用计算机（当时个人电脑刚刚兴起）从事数据分析工作。在一位教授的建议下，他还把金融学常用到的函数作为内置模块加入到该工具中，这就形成了最初电子表格软件的基本功能：行列结构+计算模块。
（与AppleⅡ绑定出售的VisiCalc）
正是在这个程序原型的基础上，后来的VisiCalc被迭代出来。尽管1979年发布时，VisiCalc只是一款在单色屏上显示数字和文本的简单工具，但其革命性不仅波及使用它大大提升工作效率的金融、财会、管理领域，也拓展到个人电脑的发展这一计算机技术应用本身。历史证明，最早瞄准AppleⅡ——个人电脑发展史中最成功的产品之一——开发和发布的VisiCalc，确实提高了个人电脑的市场接受度。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个人电脑、打字机和VisiCalc常常作为套餐绑定出售，特别为中层管理人士厚爱。
（Lotus 1-2-3的图形化展示功能）
说起个人电脑，就不得不提到1981年IBM推出的PC，由于过于成功，“与IBM兼容”几乎是当时所有软硬件的生存策略。在这一背景下，一上来就紧抓IBM PC市场的Lotus 1-2-3逐渐取代了VisiCalc。总结Lotus 1-2-3的成功，除赌对了硬件，更重要的是其性能上的集成性、模块性和拓展性优势。Lotus 1-2-3是一款融电子表格、数据库和图形化展现于一体的“三合一”软件。与此同时，它还支持各种模块化操作。其最大创新之一宏工具（Macro）能够将一组操作存储在单元格中。激活宏，这些操作就会重复播放，将重复劳动自动化。Lotus 1-2-3还有着突出的拓展性。根据Lotus杂志，1987年底已有约500家公司围绕Lotus 1-2-3创造了1000余款插件。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自由汰选的插件竞争机制，能够留下来的产品，承载的都是广受用户欢迎的拓展性能。
（与Windows 2.0捆绑出售的Excel 2.0）
功能如此强大，生态如此完备，Lotus 1-2-3又为何退出了历史舞台？原来，Lotus 1-2-3主要运行在以DOS为代表的字符操作系统上。与此同时，微软的Excel却依托Apple OS和Windows等图形操作系统发展起来，并最终取代了DOS时代的表格霸主Lotus 1-2-3。1984年，第一代贯彻GUI理念的个人电脑Mac上市，当时Mac自带的表格软件就是与微软合作开发的Multiplan。而微软则在与Mac合作的过程中，认识到了GUI的战略价值，在它自己研发的DOS尚风靡市场之际，就已把主要研发精力转移到新一代图形操作系统。1985年微软发布了Windows 1.0，同年还推出了自家的图形交互表格Excel。1990年，与Windows 捆绑出售的Excel随着Window 3.0在操作系统市场上的全胜，逐渐成为GUI时代的表格软件霸主，并随着计算机的进一步普及，成为了装在千家万户电脑上的表格软件。
从仅能在黑白屏上显示行列数据的简单工具，到拥有强大函数、图表、数据分析功能的综合软件，电子表格的发展是性能不断提升的过程；同时，从让不会编程的用户借助计算机从事金融分析，到让不懂字符交互的用户使用PC进行表格相关工作，电子表格的发展又是使用门槛不断降低的过程。正是在这一升（性能）一降（使用门槛）中，电子表格试图将其强大能力带给每一个普通人。那么问题来了：普通人为何需要电子表格？
（二）理性管理趋势带来需求
在反思“理性管理”的名作《卓越之路》中，两位作者对60-80年代美国商学院的情况作了以下描述：
在商学院上学，如果不会运用数字（也即做一点随便哪种类型的量化分析），你就岌岌可危了。很多人因为害怕末考时计算器没电，会带不少富余电池或计算器。如果“策略”这个词曾经意味着一个让我们在竞争中表现惊艳的好想法，那么今天它则意味着：数字上的突破、市场份额百分比、学习曲线理论……以及将所有这一切放到计算机上来分析。
这里说的正是促使布里克林念工商管理硕士时写出第一款电子表格软件的商学院环境。原来，自管理学诞生到VisiCalc发明的年代，西方管理学一直被由泰勒的科学管理、韦伯的科层组织、管理科学学派和系统学派等“理性管理”思潮占据。理性管理大多注重决策之科学、权限之清晰、赏罚之分明、规章之系统、组织之有序，尤其强调管理之定量化和标准化。虽然80年代开始，“理性人”假设危机、日本家族式管理的成功、知识经济的发展需要等，也让西方管理界兴起了非理性管理的思潮，但各种反思和调整都无法阻挡理性管理成为西方管理思想和实践之主流。
正是这一把管理建立在数据、量化、标准化上的倾向，促成了引文中工商管理教学的“计算景观”，而正是这一计算景观，不仅从美国商学院蔓延至美国商业界，也在美式理性管理经验的输出中，扩张到整个世界。具体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现代法制、企业、金融、财会、货币、统计、人力资源管理等制度的支撑，上述计算景观和理性管理体系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完善，在中国生根发芽。“财报压力”“冲KPI”“XX别低头，GDP会掉”，经管财会术语进入百姓日常语言，各种指标生产实践也影响着寻常巷陌里的喜怒哀乐。
与此同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少不了“理性管理”的介入。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整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理性化、现代化进程，构成了我国行政改革的主要导向。“为保障政府治理成效，加强政府规范化管理，避免寻租现象发生，以文本汇编、资料留存、工作记录等为主要内容的工作方式在科层组织中发展起来，并最终形成了格式相对统一、流程相对完备、记录相对清晰的台账管理制度”。最初被用于项目和企业管理的台账被正式引入政府管理，并随着信息化建设的全面铺开，从纸质转化为电子形态。数字台账成为当下主流，构成其重要组成部分的电子表格，也在孕育它的商业土壤之外，找到了另一片更有作为的用武之地。强大的科层体系、指标系统、表格工具捆绑在一起，构成了组织-管理-技术的巨型理性机器。
正是在如此背景下，表格作为曾经专业人士的专业工具，在其诞生4000余年之后的数字时代终于实现了了大众化。而理性管理也在这个过程中，借着电子表格的大众化，愈发朝着“理性管理的技术化”方向发展。
三 | 理性管理的表格化：技术先行及其后果 |
生活在当代中国，填表一定在不同程度上构成了你的日常。治理政绩要看台账，公司业绩要看财报，个人成绩要看绩效表，表格似乎统治了世界。作为人类自己创造的理性技术，表格在今天反倒以理性和管理的名义，扭曲着人类自己的生活。
无论是否愿意，理性化进程一旦启动，就不可逆转。与其批判理性管理，不如在其内部反思哪里出了问题。本文认为，这里核心症结在于，表格作为理性管理的技术，相对于理性管理的环境，近年来发展得太迅猛。理性管理若要真正普及，其技术与环境就必须齐头并进。如果只有技术表现突出，那么理性管理就只能以技术化——在今天也即“大众软件化”——的方式“瘸腿”出场。如果沿用“西学东进”中关于器物-制度-文化的表述，这里的问题就表现在：器物过于先进，在不相适应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中，就只能以扭曲、异化的方式发挥作用。如何理解这个判断，我们不妨回到理性管理的原创文本、发明了泰勒主义的《科学管理原则》。
（一）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
说起理性管理，人们通常首先就会想到量化、标准化、绩效化三个关键词以及由它们组成的管理技术体系。它确实首先来自百余年前泰勒的科学管理实践。但泰勒在《科学管理原则》中，却这样提醒：
迄今为止科学管理的发展情况值得警惕。千万不能把管理的机制，错误混同于管理的实质或其背后哲学，同样的机制有时招灾，有时却带来福祉。当它服务于科学管理的原则，它就能产生最好结果；当它被错误精神伴随，就只能遭致失败和灾难。
原来，当时美国工程管理界大多仅从类似上文描述的技术角度理解和应用泰勒的科学管理体系，一度引发劳工关系紧张。讽刺的是，泰勒当初就是因为不满于传统压力式管理常常引发此类冲突，才走上了科学管理的探索。那么，科学管理在其普及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泰勒写下《科学管理原则》，一个重要动机就是纠正人们以技术化的方式片面理解的科学管理，澄清完整的科学管理。
在泰勒看来，除了量化、标准化等技术改进，科学管理还应包含以下三原则：
（1）用科学替代对工人的个人判断；（2）科学挑选和培训工人，为此每个工人都该被了解、教育、培训和尝试，而非让他们自我挑选、随意发展；（3）为了让工作以符合科学法则的方式开展，管理者和工人要亲密合作，一起工作，而非把问题都留给工人解决。如果应用上述新原则，而非像过去一样仅仅只靠工人自己的力量，那么管理者和工人在每项工作的日常运转中，都将几乎以各自擅长的方式，平等分担责任。
这三原则主要强调的是管理者自身的责任以及管理者和员工的紧密合作。甚至在泰勒最初的设计中，管理者需要对工人进行因人而异的培养，为他制定每天的工作量，督导他按照新的科学法则而非因循旧习开展工作。因而科学管理不仅意味这一套管理技术，更需要管理者和工人一起，并排奋战在各项工作日常第一线。这就需要相关制度设计（比如雇佣更庞大、专业的管理者团队）和配套文化建设，而泰勒在这里尤其强调的是思想上的变化，工人要以全新态度对待工作、同事和管理者，而管理者更要以全新的态度，对待其职责、同事和员工。
不难想象，泰勒这套融技术、制度和文化于一体的科学管理“理想”很难落实。虽然人们常说泰勒主义及其发展主宰了此后近一个世纪的西方管理世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管理常常被简化为一套量化、标准化、绩效化的管理技术，即便有制度配套，也很难有文化跟进。在最差情况下，它则被生造成一套自上而下颁布的、有时或许并不那么“科学”的绩效指标体系，把所有问题都压给员工解决，导致工人过劳产生的各种冲突和问题，恰恰走向了科学管理原则的反面。
（二）治理技术的异化
此时再让我们回到本节开头的研判。表格延续的其实是上述在理性管理诞生之初就已伴其左右的问题：也即技术、制度和文化发展上的不匹配。表格作为一种理性化的现代管理技术，比起现代管理制度和文化，本就得益于信息时代而发展得更快，更重要的是在治理的现代化改革中，作为技术的表格，相对于制度和文化显然更好操作、控制，也更易引进、落实。因而，电子表格就十分自然地冲在众多管理实践的最前面。在治理方式上，无论权力的布局和运作机制是否有实质改变，有了各种科学、理性、系统的表格，治理似乎就披上了“现代化”的外衣；在治理成果上，无论情况是否真的有所改善，有了表格里规范、标准、好看的数据，至少也能做到第一眼“看上去很美”。如此“瘸腿”的“内虚”的表格式治理近年来愈演愈烈。《半月谈》梳理的基层治理十大问题，其中“处处留痕”“材料论英雄”都直接与表格有关。中纪委机关报刊更是呼吁“精准扶贫莫成精心填本”，警惕借助表格体现的“公权力运行中的内卷现象”，可见表格式管理/治理的危害之大，已经引起有关部门关注。
讨论该问题，我们需要明确一个前提，“中国政府自上而下层级间的行政管理体制，一直实行的是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下达目标、分解任务、量化考核的目标责任制”，也即压力型体制。 正是压力型的老体制与技术治理之新趋势的共同作用，难以避免地构成了当下的表格生产景观。必须承认，一方面这在程序技术上，助推了科层体系的理性化进程，人们通过层层表格落实责任、记录过程、展现成绩，积极作用值得肯定。另一方面如果只是治理技术发展和表现得过于突出，其它却跟不上，也难免产生一系列表格异化现象。
比如，今天之所以有很多基层公务员忙于填表、无暇做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表和发表部门自身“条块分割”，导致同样的数据在很多情况下要多次填入不同部门下发的多套表格。但其实，借表格软件最基础的功能，就能从一张数据完整的基础工作表中选择不同数据项，生成符合不同需求的子表。这里的关键问题显然不在于技术落后，而在于部门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方式阻碍了数据共享和表格自动生成功能的发挥。另一个常见的原因则是治理主体责任心不够，要素完备的表格只充当了其施政过程中“程序正义”的外在体现，在出现问题时又成了管理者推卸责任、自证清白的理性凭证。这里的实质问题显然不在表格，而在于表格被“形式主义”这一痼疾“捕获”，成了形式主义的手段。不难看出，上述这些现象贯穿着这样一个主线：治理的技术最终影响了治理的效能。而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正在于技术被其环境——常常由制度和文化构成——限定。在一些情况下，技术只是被环境局限，这不仅让表格很难发挥真正的现代治理效能，反而使之成为让事情看起来更规范的“包装”。
五 | 结语 |
这里再次强调，表格本身是无所谓对错的。其实，在表格发展史的大部分时间中，表格基本上是在一个理性化的整体进程中，与其相应的环境共同发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技术与环境就更容易相得益彰，彼此增强。只不过近年来，表格似乎发展得过快过好过繁荣，而真正能让其发挥正向作用的环境，却有待建设，甚至慢慢培育。那么，什么是这样的环境，又该如何建设这样的环境？在当代语境，这是一个有着足够意义，同时又有着足够难度的问题。至少在常常被我们贴上“万恶”标签的泰勒主义的最初“理想”中，这样的环境，需要标准和指标的制定者足够了解业务，与一线员工走得足够近，与他们共同担当，甚至一起在具体的实践中探索和调整合理的执行方式。如果我们把这个“理想”挪到今天，“将一个庞大的行政体系置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具体经验和问题之上，而不是丧失与基层社会的亲和性”。就要反思如何“表格机器”随着人们真实的、鲜活的、变动的经验运转，随着人们真实的、鲜活的、变动的喜怒哀乐运转。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电子期刊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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