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幸运儿之外，所有其余的人，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个时间点，都要做“贼”，在某个一时刻，他们在一定的价格下比其他任何人都付出更多。在接受捐款学术机构里，温和地压制自己言论的温顺教授拿到的工资要比同样位置上另一个直言不讳的教授更多。当一个政党在辛勤劳作的群众面前摆满了饭碗时，它提供的选票比反对党可疑的美元更多。即使是放债人，也不屑于仅接受较低的利率而对此沉默不语。And when a political party dangles a full dinner-pail in the eyes of the toiling masses, it is offering more for a vote than the dubious dollar of the opposing party. Even a money-lender is not above taking a slightly lower rate of interest and saying nothing about it.这就是一个拼命的社会中利益冲突的纠结，人们不可避免地成为“贼”，经常是违背自己的愿望，经常是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这样的“贼”。某地区的几个行业里，劳动者在要求提高工资时，不知不觉中就把该地区里没有获得提高工资的工友打成了工贼。在旧金山，理发师、洗衣工和送奶车司机的工资涨幅如此之大。老板们立即将这笔工资提高加到了他们商品的售价中。理发、洗衣和牛奶的价格也都上涨了。这降低了无组织劳动者的购买力，实际上降低了他们的工资，使他们成了“贼”。因为英国工人不愿当工贼，也就是说，因为他限制自己的产出，以便和自己收到的工资水平匹配，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美国老板就有可能对英国老板做“贼”，因为美国老板手下的劳动者对自己的产出限制较少。由于这一点(当然还有其他原因)，美国老板和美国劳动者对英国老板和劳动者的食物和住所条件都大吃一惊。英国劳动者今天饿死了，原因之一是他不是个工贼。他实行的是“悠哉悠哉”的手段，也就是“磨洋工放轻松”。为了收获最多付出最少，在许多行业中，他所从事的劳动只占他所能胜任的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在曼彻斯特的西屋电气工厂大楼里就有这么个例子。英国人的限制是每人每天400块砖。西屋公司引进了的美国承包商，在六名进口的美国工头的协助下，这位英国瓦匠迅速做到日均1800块砖，最多2500块砖。但是，英国工人的“磨洋工”政策，是一种非常光荣的付出最少收获最多的手段，也是英国老板的政策，却遭到了英国老板的不满，因为他的生意生存受到了美国“贼”的威胁。从工厂制度的兴起开始，这位英国资本家欣然接受了这个理论，无论他在哪里找到机会，他都试图付出最少，得到最多。每当他享有市场垄断的时候，他就在世界各地这样做，他在国内对受雇于他的工厂的工人也施以同样原则，像消灭苍蝇一样摧毁他们，直到《工厂法》的通过。今天英国最令人自豪的一些财富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追溯到它们的起源：来自工厂城镇的悲惨奴隶。但现在，这位英国老板感到愤怒，因为他的劳动者对他采取的政策与他对他们采取的政策一模一样，但如果机会出现，他还会采取这种政策。然而，“磨洋工”对英国劳工来说是一件灾难性的事情。造船业因此从英格兰转移到苏格兰；制瓶业从苏格兰转移到比利时，石英玻璃制造从英格兰转移到到德国，产业一个接一个转移到其他国家。一位来自北安普敦的记者不久前写道：“工厂开工了一半，第三次……没有罢工，没有真正的劳资纠纷，老板和工人一样，都在遭受严重失业的痛苦，曾经属于他们的市场现在都是美国的了。”这位倒霉的英国劳工似乎是进退两难。如果他付出最多，收获最少，他将面临可怕的奴役，这曾标志着工厂制度的开始。如果他付出最少，收获所能允许的最多，他就会把工业赶到其他国家，最后直接没了工作。但是，美国的工会工人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而根据他们的工会道德，他们有很多值得羞愧的地方。他们热情洋溢地鼓吹短工时、高工资，工时越短、工资越高越好。他们对工贼的憎恨就像爱国者对卖国贼的憎恨，基督徒对犹大的憎恨一样可怕。但面对这一切，他们都是庞大的工贼，就像美国是“贼”一样。尽管他们都吹嘘自己的工会和崇高的劳动理想，但他们几乎是这个星球上最彻底的工贼。一个因为熟练程度和高超的工作技巧而一天拿4.5美元的美国工人是会把一个一天只拿0.9美元，并且工时更长的“工贼”用工贼的方式赶走的。在这个例子里，五个工时更长的中国苦力产出的价值比一个美国工人在工资相同的情况下更低。这位美国劳工最肆无忌惮地伤害了他在海外的兄弟劳工。正如卡森先生所展示的那样，一名英国钉工每周能拿到3美元，而一名美国钉工每周能拿到30美元。但英国工人每周生产200磅钉子，而美国工人每周生产5500磅。如果他像他的英国弟兄一样“公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按照英国工人的工资标准，他将得到82.5美元。事实上，他每周向他的英国弟兄顶了79.5美元的活。Schultze-Gaevernitz博士已经证明，德国织布工每周生产466码棉花，每码成本为.303美元，而美国织布工每周生产1200码，每码成本为0.02美元。但是，可能会有人反对，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机械设备得到了更多的改进。非常正确，但仍然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美国劳动者超群的精力、技能和意愿。这位英国劳工忠于“磨洋工”的手段。他明确地拒绝用机器做大洋彼岸工贼该做的活。马克西姆先生观察到他的英国工厂有一种浪费的手工劳动过程，他于是发明了一台机器，证明这台机器能够取代好几个人。但是一个接一个的工人被放到机器前，无一例外地，他们的产量不比一个手工工人多，也不比一个机器操作者少。他们遵守了工会的命令，从容不迫，而马克西姆则绝望地放弃了。英国工人既不会像美国工人那样高速运转机器，也不会运转那么多。一名美国工人会“同时关注三台、四台或六台机器或工具，而英国工人则被他的工会强迫将注意力限制在一台，以便给其他六个人提供就业机会。”但是，对于工贼行为，对现象人们没有什么责备。除了极少数例外，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工贼。强壮能干的工人得到一份工作，并且因为他的力量和能力而保住了这份工作。他之所以保住了它，是因为出于他的力量和能力，他给自己的工资提供了比虚弱和能力较差的工人更高的价值。因此，他便欺负了他那虚弱和能力较弱的工人弟兄。他为老板支付的工资提供了更高的价值。上等的工人欺负下等的工人，因为他是这样的人，自然而然这样做。一个人因出身和教养的缘故而强壮而能干，而另一个因其出身和教养的缘故就不那么强壮或能干了。这与一个国家欺压另一个国家的原因是一样的。那个国家有幸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更好的阳光和土壤，有不受阻碍的制度，有灵巧聪明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必然会欺压在一个不太幸运的国家。正是美国的幸运让她成为了一个强大的“贼”，就像一个人出生时背部挺直，而他的兄弟出生时驼背是他的幸运一样。付出最多，收获最少是不好的，做工贼是不好的。做“贼”这个词受到了普遍的谴责。另一方面，不做“贼”，付出最少，收获最多的行为，普遍被贴上吝啬、自私和不像基督徒的烙印。所以整个世界都像英国工人一样，进退两难。做“贼”是背叛，不做“贼”是违背基督精神。既然付出最少，收获最多和付出最多，收获最少都是不好的，那还剩下什么选择呢？公平仍然存在，也就是付出多少拿多少，以同样的东西换取同样的东西，既不多也不少。但是，这种公平，按照目前的社会构造是不能实现的。当今社会的本质并不是一个人付出多少拿多少。只要人们继续生活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为了食物和住所而拼命挣扎(也就是说，为了生存而拼命)，那么工贼就会继续存在下去。他“求生”的意志将迫使他存在。当他做工贼，工作更长时间，拿更少的工资，他可能会被他的弟兄们藐视和嘲笑，他可能会被那些人用砖头和棍棒殴打，但熬过这一切，他将坚持下去，收获最少，但付出的比他们所付出的更多一点。 红棉浪潮是一个青年思想交流的平台，我们秉持进步主义和国际主义立场。 我们的主要议题有且不限于:时事热点 哲学、经济学、心理学、历史文艺批评地方民俗文化、都市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