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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董一格
责编：钱岳
写在前面
感谢钱岳老师和“缪斯夫人”的约稿，给我一个机会像大家介绍自己的研究工作。去年夏天，我从美国东海岸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取得博士学位，立刻赶赴位于西海岸华盛顿州的University of Puget Sound就任，成为了该校国际政治经济学系的一名助理教授，同时担任Suzanne Barnett当代中国研究讲座教席 (endowed chair)。按说八年寒窗，学有所成，的确应该对自己长时间的研究工作做一个阶段性小结，但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完成从学生到教师的转换，跨越北美大陆搬家，适应一个全新的工作环境……我忙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到了2020年初，我又和所有中国人一样，被新冠肺炎的疫情牵动着神经，过着异域同天的生活。完成缪斯夫人的约稿，正好给了我一个机会，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静下心来自省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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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我不能算是一个社会学的“好学生”，直到取得了博士学位，也不敢说自己完全入了门，甚至有时候想故意半只脚站在门外：这可能跟我的跨学科背景，以及研究课题的史学取向有关。
本科在香港大学时期，我选择了那时候对国人来说比较新鲜的心理学，接受了很基础的统计学和实验设计训练，毕业论文是一个比较文化心理学的题目。当时这个领域有个流行概念：北美人总体上更偏向“独立型自我”，而东亚人更偏向“互依型自我”。我用实验的方法挑战了这一说法，批评它是一种非常二分法、本质主义的分析框架。那之后我就意识到，我真正关心的问题，不是用实证的方式来固化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刻板印象；我真正关心的是一个社会中制度与文化的变迁，以及其中具体的人的处境。
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科学硕士的过程中，我有机会上了一系列人类学、社会学的课程，自由自在地大量阅读了当代中国研究的专著，坚定了要继续做质性研究的想法。有一本印象深刻的书，是当时入职芝大不久的冯珠娣（Judith Farquhar）老师的《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书里面讲到“雷锋”的形象是如何随着中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一种新的政治经济体制而慢慢变化的。我赞叹人类学这种“把熟悉的事物变陌生”的功力，也由此得到启发，开始自己去思考剧烈的社会变迁对中国社会、对其个体到底意味着什么。但具体从什么角度切入，我并不是很清楚。从未出过校门的我，其实是祖国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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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硕士毕业后我在北京反家暴网络工作了两年（遗憾的是这个NGO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切身感受到了在中国做一个女权主义者、游走于体制的边缘，意味着什么。这段经历一方面让我对所有性别议题都更敏感，特别有动力去对它一探究竟；另一方面，每天在商场林立的西单附近上班，我目睹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刚刚开始时，中国一线城市急速的商业化、金融化的进程。这种被消费主义包围的感受让我有些窒息，也让我对自己从未经历过的社会主义中国，更加好奇，渴望自己去一探究竟。
所以当我2011年再申请博士项目时，我的目标就非常明确——找一个学校，那里可以有老师指导我用质性的方法，研究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社会。后来拿到的offer有人类学的，有历史学的，而霍普金斯是唯一的社会学项目。当时我并不太清楚社会学意味着什么，只是很喜欢后来成为了我导师的安舟(Joel Andreas)的那本《红色工程师的诞生》，所以就误打误撞进了社会学系——后来才知道北美社会学学科意识很强，也很美国中心主义，做社会主义中国这种需要用交叉学科方法的题目，是不讨好的。
那时候，“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对于我，都是很抽象的概念，唯一相关的印象，大概就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以及很小时候用过的粮票。我的研究应该从何开始呢？这里要坦白，我的研究也有“me-search”的面相：我的爷爷奶奶是大跃进时期，从农村迁到城市的。爷爷祖祖辈辈种地，目不识丁，被安排在一家国营工厂做后勤工作，靠一个人的工资拉扯了七个孩子长大。我父亲十八岁到二十八岁，也在一家国营工厂工作，他后来离开了工厂，搬到了另一个城市。但我父亲的很多同学、同事，全家人都在工厂里，90年代末的下岗潮和之后的私有化改革中，他们的生活发生了从天上到地下的变化，而我小时候却对这些一无所知。我常常想，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如果我父亲没有改行，那么相同的命运也会是我的，我就是那个时空的一部分，应该为它做点什么。
于是，在博士第一年，当大多数同学都还为读理论而读理论，为学方法而学方法的时候，我已经大概确立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话题！我要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厂的性别关系——此后七年间，我每年都要去我的田野点，一个中部省份老纺织社区（当我开始田野的2012年，这里刚刚完成最后的改制工作），五家纱厂全都卖给了民营企业，厂房移为平地，设备变卖或者运到远郊的新厂区，然后在化为废墟的车间上，平地崛起了新的住宅小区，以及集商店、食肆、电影院、儿童乐园为一体的大型购物中心。巨大的地产广告牌上，代言人成龙开心地说：“回家的感觉真好！”马路对面，是老厂的家属院，50年代兴建的苏式建筑已经破烂不堪，80年代加盖的“厂长楼”也丝毫没有了厂长的气派，楼下是市民自发兴办的集贸市场，商贩的叫卖声和汽车的鸣笛交织不断，包围着仍然居住在这里的老职工们。这些老职工都是我的主要访谈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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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期的研究问题是集中在一个朴素的命题：社会主义的性别体制，对普通女工意味着什么？到底是如口号里强调的那样“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还是如Judith Stacey等社会学者在80年代分析的一样，真正的实践中，很多政策都对父权制度做出了妥协？拥有了和男人一样的工作机会、甚至有时候收入还高过男性的纺织女工，在工作场所是否还是要遭遇很多歧视？她们在家中的地位又如何？
可是在采访了几十个50年代进厂的第一代纺织女工后，我发现一些问题。第一，分析任何一个社会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也包括其他维度的不平等，如阶级、种族），都要有一个参照系。我们的参照系是欧美社会？是1949年前的中国？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抑或是那个从未成实现过的理论上的“平等世界”？在和既有性别研究文献对话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隐含的西方女权的谱系的（从第一波争取选举权，到第二波争取外出工作、性解放，到第三波注重性别和其他社会范畴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在这样一个隐含的标尺下看中国的性别问题，总是有些隔靴搔痒，抓不住要害的感觉。比如，以今天西方女权发展的程度来看中国，的确存在大量的制度和文化层面的暴力、歧视、刻板印象；但如果历史化地去理解，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通过“双职工”制对妇女进行的经济赋权，在当时讲是很进步的。要知道那时的欧美中产妇女只能在家当全职太太，已婚女性不能有自己独立的账户和姓氏。但因为整个社会主义中国被划割在冷战铁幕的另一侧，这些进步性的举措，很少被美国主流话语严肃对待。
第二点让我感到困难的是，即使尽量让自己的研究呈现出现实的复杂性，以避免沦为为某一种政治制度背书的工具，但我的研究能提供的理论贡献似乎也很有限。父权是比皇权或资本主义还要古老的权力。在不同社会，父权制在表现形式上固然不尽相同，但其作用的机理，抽象地说，也无外乎几种（直接压迫、意识形态规训、利益收编、分而治之等等）。如果我的研究最后指向的就是揭示这些机制在某个特定社会时空的运作，固然也是很重要的实证贡献，似乎智识上很难让自己觉得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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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问出新的问题，让这个案例对知识生产有更独到的贡献呢？
我决定暂时抛开“gender”这个框架，从经验材料本身里，去发掘有张力的东西。这一想法的产生，得益于我有幸得到过不少历史学家的指点；尤其国内一些研究共和国史的老师，他们反对理论先行，对材料、细节的敏感性极高。
在田野里，我注意到两个文献里没有提及的东西。第一，是纺织城的新发展。2013年冬天的某天，我去拜访了搬迁到郊区的、已经卖给私人老板的纺织厂。当我进入厂区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很大的富士康的牌子。我很惊讶，纺织厂里怎么会有富士康呢？问了访谈对象才知道，由于纺织业不景气，老板决定把一半厂房出租给富士康，每年吃房租比纺纱更挣钱！这件事提醒我，在大的社会变迁的背景下，研究产业工人，并不意味着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工厂、一个地点、一个行业。在资本快速流动的时代，不但工人在迁徙，生产的空间和生产的内容，也在迁徙！
这一个意外收获，完全打破了主流的“国企改制”叙事：好像那是个“一锤子买卖”，改制之后一个时代就结束了。事实上，从开始下岗到富士康的到来，这个过程延绵了二十年，里面有很多和性别相关的东西，很少被人提及，我应该想办法把它纳入我的论文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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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新的发现，是“职工生活福利”在国企变迁中的重要性。在主流社会学里，劳动过程的研究和福利政策的研究，是两个分离的领域，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厂和工人生活，在空间上的确是分离的。而中国社会主义工厂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表现为单位和家属院一体化的形态。研究单位制的文献固然丰富，但几乎没有关于职工生活福利与性别关系的研究。我的兴趣，就这样从一线女工、女干部的身上，逐渐扩展到后勤部分（托儿所、幼儿园、食堂），这些部门看似边缘，实际却是揭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运作机制的核心场域（我论文的重要论点之一）。
经过反复的自我肯定、否定，最终，我决定拓宽论文的视野，去考察并解释七十年的政经体制变迁中，纺织产业中职工生活福利（以托幼部门为代表）的变化。相比“性别问题“，“生活福利”的视角，不但更契合社会主义时期产业工人的历史经验，而且是一个超越了单一“性别”维度的多议题场域，理论延展性更强，更符合我的研究旨趣。同时，很巧的是，最近几年，美国社会学中关于照料工作（care work）和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的讨论逐渐增多，而我选取的“托幼”服务，能直接跟这些概念进行一种对话，给新的理论生产及时注入一种非西方的、比较的视野。
一旦有了一个能说服自己的理论框架，我后期的田野就做的更加顺利。我的论文以及将来要出版的书，试图讨论这样一个命题：在现代化工业大生产中，车间劳动过程由于能够直接创造价值，被放置在了核心地位；而不能直接创造价值的所有其他活动，都被推到了“背景”里。这些活动包罗万有，包括吃饭睡觉、休闲娱乐，生育子女、赡养老人，生病就医等等，其中很多活动是由女性无偿劳动来负担。马克思当年把这些统称为劳动力的再生产，并默认这些工作应由女性负担；上个世纪初的劳工运动把再生产劳动中的一些内容定义为“福利”，认为应由企业或国家来负担（事实上，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使命，就是再生产的公有化）；这一诉求也催生了战后福利国家的诞生；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又把很多福利项目压缩、商品化。受当下政经形态的影响，托幼、养老这些议题，和“福利“问题并不直接挂钩，而是归属于“照料劳动”这一研究领域，其中尤以照料劳动的市场化、其全球产业链等课题为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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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研究解释了在七十年沧海桑田的制度变迁里，单位主管的“托幼”，怎么逐渐变成了家庭负责的“育儿“，并更进一步成为了妈妈的责任，或者是保姆、月嫂的专职；“职工福利”是怎么变成了“家政”问题。但我并不是简单地用前三十年、后四十年的简单二分，来解释这种变化。事实上，我提出，七十年来，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照料体制”在产业工人中出现过。它们依次是：公领域-积累型（毛泽东时代的单位体制），公领域-分配型（改革开放早期的单位体制），和私领域-积累型（当下以富士康为代表的私有化工厂体制）。
在这里，“公、私领域”这一对概念，指的是照料活动在一个体制里，主要是在公领域里完成，还是在私领域完成。例如，在计划经济的单位里，大部分照料工作就是在公领域进行的（如幼儿园、食堂）；而市场化以后，大部分照料工作则回到了家庭内部，即在私领域进行。“积累、分配”这一对概念则用来定义工业生产与照料（以及广义的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在一些情况下，工业生产积累的财富通过国家进行了再分配，进入照料场域，作为福利提供给工人（如改革开放早期的单位体制）。在另一些情况下，照料场域不但没有从生产部门分到财富，而且其本身还变成了财富积累发生的场所（如在当下的私有化体制中，托儿所、幼儿园不但得不到国家资助，而且还成了一门生意，办私立幼儿园不是为了提供给工人福利，而是为了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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