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三部曲 | 李沧东与杨德昌

绿色三部曲是《绿鱼》、《薄荷糖》和《绿洲》。这是李沧东的前三部电影。

李沧东和杨德昌是同一类导演，他们具有某种“文人气息”，解构而言，其实就是他们不是为了赚钱而拍电影。韩国新浪潮的其他导演产量都很惊人，不管是奉俊昊、金基德还是洪尚秀，几乎每隔一两年就要在欧洲三大崭露头角，但李沧东从1997年开始拍，拍了二十多年，只拍了六部电影。一方面，因为出身优渥，不需要靠拍电影糊口；另一方面，他也不是一个以电影为本位的导演，他是为了表达某些事情而拍了电影。李沧东本来是个作家，据他自己说是看了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才决定拍电影的，从本质上跟朴赞郁那种喜欢玩镜头花样的是两种导演。

所以李沧东的镜头和杨德昌一样，是很不喜欢运动的，即便运动起来也不喜欢快速剪辑。更常发生的事情是镜头内形成了某种装置艺术一般的现象，物在镜头前无声地表演。而且，人也是物品，是被妥善地安排在了某个位置上。

杨德昌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面拍了一个场景。英语老师在课堂上说，中文比英文凝练，中国人的文字是最优秀的文字。底下小猫王问，那老师，我呢？老师说，你什么？小猫王说，“我”这个字，英文比中文简单。然后，老师把小猫王叫上讲台，罚他把“我”这个字抄一百遍。

这整个桥段，其实不一定得拍电影，写小说也可以，演话剧也可以。这就是一个好文本，讽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批判儒式的教育制度。一个初中生被罚抄写“我”一百遍，是我至今见过的关于个性压抑的最好隐喻。所有的设计都是为了构建隐喻。

李沧东也有很多这类设计，比如《绿鱼》里人在车玻璃上大口大口地吐息出雾气，最终雾气消失，人死了。但是，李沧东遇到的棘手事情是，他遇到的演员太好了。这当然不是说台湾新浪潮的演员不够好，但即便像金燕玲那样的好演员，在杨德昌电影里也只能当工具人。而李沧东作出的选择是，真正让演员表演，而不只是完成规定动作。

绿色三部曲展现了李沧东是如何从台湾新浪潮走到建立起作者风格的。《绿鱼》里的演员仍然是工具人，留给表演的空间并不多；《薄荷糖》则是薛景求个人演技展现的独角戏，横跨几十年，从青涩到世故；到了《绿洲》，薛景求和文素丽的演技在镜头前充分地展现，不只是规定动作，甚至超越了自选动作，做出了不可能动作。文素丽四次站起来，每一次都证明了她是一个伟大的方法派演员。

文素丽演技的高光时刻莫过于此。薛景求的高光时刻则是在《薄荷糖》里，他对那个被他打死的女孩喊，你站起来啊。这显然是对《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结局的致敬和复排。

贯穿绿色三部曲的是绿色。这个颜色在李沧东的电影里所代表的意涵其实相当明确，代表着青春和希望。按照李沧东自己的话说，特别痴迷《薄荷糖》的观众都是好人，也许他们希望保持一些脆弱的梦想而不是粉碎它。而对他来说那些东西早就破灭了——大概是因为他们才20多岁，而自己比他们老多了。

吞噬绿色的力量也在三部曲中反复地回荡。在《绿鱼》里面，是一种原始的缠斗状态，人与人之间兵戎相见，毫无信任可言。在《薄荷糖》里，随时光逆流而上，薄荷糖是在哪个时刻被踩烂在脚下的，是那些年轻的士兵出发去光州镇暴的那个时刻。在《绿洲》里面，社会中的弱者被剥削和边缘化，不被当人看待。

李沧东电影的人性看起来是卑劣的，哪怕是有着童话质感的《绿洲》，也始于一次强奸未遂。但他又觉得，这种人性不是先天的，而是社会习得的，《薄荷糖》即是明证。可是这种追溯会走入一种绝望的境地——身处尘世，何曾不染。《绿鱼》的题眼，是童年一次神奇的垂钓，再也回不去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