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拎着一大袋买来的饼干和水果，往地铁站走去。我看到他了，他今天穿了一件黑色长大衣，把头发扎了起来，他在跟谁打电话。挂掉电话，他向我走来，我们拥抱了一下。这是第10个拥抱。“我有礼物给你，”我卸下肩上的书包往出掏。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什么都没买。”“没关系，”我说，“我是客人。”我把礼物递给他。“哇，书。”他眼睛亮了一下，一只手接过书，另一只手伸出来，拥抱我。这是第11个拥抱。
“你的朋友呢？”我问。“已经在那边了，”他接过我手里的塑料袋，带着我往主人家走去，“你今天干嘛了？”“什么也没干，”我笑道，指了指他手里的塑料袋，“买这些了。”其实我还复习了一下之前学过的单词，如果跟新认识的朋友聊天用得上的话。“这是什么？”他问。“配茶的饼干，还有水果，”我说。我在咖啡店买了两袋烘焙饼干和一袋糖果，我之前问过尼古拉，一共有几个人，我需要给他们带点什么礼物。他说什么礼物也不用带，最好带点配茶的饼干，一共6个人。我还买了一袋我们老师说被他们叫做“中国饼干”的里面夹着祝福小纸条的饼干，还有一些橘子和草莓。老师昨天课上讲俄罗斯节日文化，说他们过新年要吃橘子。买草莓，是因为我觉得这大概在这边是一种贵重的水果。这些东西花了我两个礼拜的伙食费。
“这本书，”我指着封面上的字给他念，“《庄子》，道家哲学……我去了三家书店，才找到这本书。”我心里想，你们西方垮掉派的时尚——“道”。“作者是谁？”他问。我指着书名：“这个就是作者——庄子。这是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一本书，我14岁开始读这本书，我爸爸送我的。”“14岁？”他笑起来，“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孤独了。”“什么？”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听对了。“没什么，”他笑着说。
我跟着他走进了一个院子。“我有点紧张，”我说。“不要紧张。”我们在院子里一个门洞下停住了，他把手伸进大衣里掏了好一会儿，掏出来一根卷好的烟卷：“放松一下。”这是我第二次看到他的打火机，在我读他那篇讲一个捡来的打火机对主人的爱情的小说时，我还不知道，原来它是一个这么美丽的打火机。银色，有着彩色的雕纹，蓝色的交叉的十字形火焰。他用手指上有着美丽的黑色条纹纹身的手点着了这只打火机，点燃了烟卷。我四下望了望，路过的一个男人看了我们一眼。“别害怕，”尼古拉笑道，“这是俄罗斯。”
一个男人给我们开了门，我们在门口脱了鞋和大衣，走进主人的家。一个狭小的门厅，对面是厕所，左侧是一个房间。我们走进那个房间，桌前坐着一个光头男孩，一只胳膊搭在椅背上，回过头向我打招呼：“谢尔盖。”我有点没反应过来。“谢尔盖，”他又说了一遍。我才明白过来，他在说自己的名字。“嗨，”我说。沙发上坐着两个男人，也抬起头跟我说：“嗨。”在灶台旁边，站着女主人，扎着脏辫，在前额盘了两个髻。“斯维达，”她介绍自己，“你叫什么？”我说了自己的名字，她拗口地重复了一遍，我知道他们反正也记不住一个中国人的名字的。
尼古拉把塑料袋放在冰箱前面地上，去灶台前帮忙。“这是什么？”斯维塔指着地上的袋子问尼古拉。我走到袋子前，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掏出来放在桌子上。“哦，……！”斯维塔对尼古拉笑着说，“这么多的……！”我听不懂她说的那个词。“真的很多，”尼古拉看了一眼说。我掏出草莓，斯维达叫起来：“草莓！这是个可爱的礼物！”我又掏出糖果，她对沙发上的男人说：“甜食，又是甜食，”她把我的糖果放在电视机柜上，整齐地和两盒甜点摆在一起，“我收到了好多甜食。”我掏出橘子，“橘子……”，她说，我听不懂。“不，橘子也很好，”尼古拉说。
“你会说俄语吗？”她转过头来问我。“一点点，”我说。
我在桌前坐下，谢尔盖坐在我对面卷烟，一根接一根地卷好，放在一边。他的红格子衬衣袖子挽到胳膊肘，露出纹满了纹身的两条手臂。尼古拉那边吃的做好了，开始收拾桌子。桌子最多只能坐下四个人，所以我、尼古拉、谢尔盖，我们三个的盘子摆在桌上，另外三个人端着盘子在沙发上吃。每个人两个馅饼，边上撒了一些生黄瓜丁。我盯着我的盘子，发现到我不知道怎么用刀子和叉子吃馅饼。我看看谢尔盖，看看尼古拉，他俩用手抓着馅饼，吃得津津有味。“很难……”我想说很难用刀叉来吃馅饼，一个词说出口，我才意识到，现在最难的是说话。因为刚刚在楼下抽的东西，我脑子里的全部词汇都化成了烟雾。尼古拉看了我一眼，往自己的馅饼倒了点酱油，然后把酱油瓶子推给我：“要吗？”“这是什么？”我问，天哪，我为什么要问，我明明知道这是什么。他看了看瓶子，一字一顿地说：“酱、油。”我摇摇头。
我只吃了半个馅饼，九点见面太晚了，我提前吃了一些东西。然后谢尔盖开始洗盘子，尼古拉和我坐在桌边，另外三个人坐在沙发上聊天。有一个男人一直对着电视机按一只手柄，我一开始以为他在打游戏， 电视上只有一个键盘，他一遍遍地试着输入字母或者数字，然后发出懊丧的叫声。我不知怎么想起了“俄罗斯方块”这个游戏。后来我意识到，电视机上是家庭地址、用户名、IP地址之类的东西，他是在试密码，但是怎么试都不对。
“我觉得中国代表未来，”握着手柄的男人嘟囔了一句。这句话是旁边几个人努力翻译成英语让我听明白的。“Why？”我用英语问。他楞了一下，好像这个单词也没听懂。“Почему？”我说。其他几个人也为他翻译：“Почему？”他的回答又翻译回来：“因为技术。”我笑起来：“是的。”
然后他们便继续聊天了。我直挺挺地坐在桌前，努力地想听明白点什么，猛然听到一阵尖锐刺耳的笑声，回过头来，看到尼古拉在捂着脸笑。他被斯维塔说的某句话逗笑了。我觉得今天的尼古拉与之前和我单独见面的尼古拉仿佛是两个人。他无忧无虑的少年感哪儿去了，天使一般阳光灿烂的笑容哪儿去了，他怎么不在不知道用哪种语言交流的时候可爱地吐舌头了？他今天显得很严肃，还有些疲倦，会不经意地皱眉露出愁容，就像是无数个被日常琐事和人际关系所包围的普通人中的一个。
“要不要再来点？”尼古拉拿出一个烟斗问我，我点了点头。他招手示意我跟他出去。我们面对面站在门口。“其他人不要吗？”我问。“那个女孩子不喜欢，”他说。“你从家乡来的朋友是哪个？”我问他。“红色衬衫的那个。”“手臂上有纹身的那个吗？”他点了点头。谢尔盖正好从房间里出来，进了厕所。“那个女孩是个诗人。“”诗人？”我问，“我可以读读她的诗吗？”“当然，当然，我以后找给你看。你还要再来点吗？”“够了，”我说。我们回了房间。
我坐回原来的位置，尼古拉去灶台煮了壶咖啡，拿了两个杯子给自己和谢尔盖一人倒了一杯，坐下。看到我在看他们，他问：“你也要吗？”我点点头。他和谢尔盖互相看看，谢尔盖站了起来。我想说如果还得麻烦再煮的话，就不用了。但谢尔盖只是去墙上的柜子里取了个杯子，把他杯里的咖啡倒了一半给我。然后尼古拉拆开了我带来的饼干。我想到，他最开始是说有朋友从家乡来，邀请我去他家跨年，一起喝茶，后来变成了，有朋友邀请他们一起跨年，所以看来我们不得不一起喝茶。然后我买了配茶的饼干，但是今天并没有人喝茶。
喝完咖啡，谢尔盖也去沙发那边聊天了，只有我和尼古拉两个人坐在桌前，静静地看着聊天的人。尼古拉拿过我送他的书，翻开了序言。“你为什么不问我用中文给你写的赠言是什么意思？”我问他。他翻到扉页看着那几句话，说了句什么，好像是问我这些字怎么写？我的脑子又被刚才的烟草弄得感官和思维之间大雾弥漫。我想找出手机上的手写输入法，但是找不到怎么设置。尼古拉一直在等我的回答，我又不太确定他刚才跟我说的是什么了。我把空白的翻译软件递给他，他不明白。“你刚才说什么，我忘记了，”我用俄语说。“哈哈哈，”沙发上的斯维
达听到了这句话，笑着重复了一遍：“你刚才说什么，我忘记了，哈哈哈。” “翻译，”尼古拉低头看着我，严肃地说。哦。我把字敲到手机里，翻译出来递给他看，他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我靠着的椅背上搭着一件衣服，两个陌生男人中的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男人走到我椅子后面，礼貌地示意，要取那件衣服。他取走那件衣服，露出了下面的一条领带。“哦，”他把领带拎起来，“谁的领带！”大家的目光都落在了那条领带上。“是我的，”尼古拉说。小个子男人耸着肩摇摇头，又把领带搭回了我的椅背。大家似乎嘲笑了一番尼古拉，尼古拉没有说话。
又静静地坐了不知多久，握着手柄的男人还没有试出电视的密码。我在手机上敲字递给尼古拉：“我听不懂其他人在说什么，好像我和他们不在同一个世界里，好像我在看一部没有字幕的电影。”尼古拉看着，笑了起来，说：“我刚刚也抽了，我也在看电影。”
尼古拉坐直身体，指指我椅背上的领带，我把领带递给他。“你会系吗？”他问。“不会，”我说。他无奈地把头一歪，站起来，开始试图系那条领带。之前那个小个子男人走过来，一只手拎起他打的结，撇了撇嘴，把手插进兜里看着他。斯维塔也从沙发里站起来，笑嘻嘻地凑近尼古拉，对着他拍照：“哦，打领带的尼古拉。”我在手机里搜出一张红领巾的图片给尼古拉看，问他：“你在学校里系过这个吗？”“系过，”他说，“小学。中学系的话，你会被fuck off。”他说着走到灶台边，把自己的手机放在灶台上，对着里面的图片，继续试着系领带。那条领带在他脖子上绕来绕去，怎么都不对，他郁闷地耷拉下脑袋。我看着他笨手笨脚垂头丧气的样子，想，有这么难吗？问题是，他为什么要带一条领带来，是他拿着来的，还是系着来的？如果是系着来的，当初他是怎么系上的？我走到他面前，接过领带，对着手机上的步骤，一步一步地学着帮他系。他把头向后仰去，看着天花板。打好了。他惊喜地看着我：“好啦！？”“对的？”我问。“对的！”他开心地张开了手臂，和我拥抱了一下。这是第12个拥抱。
似乎是时间不早了，大家纷纷开始穿起衣服。终于要出去玩了，终于要下一个环节了。我们下了楼，只有斯维塔还没出来，我和四个男人在楼下一边等她，一边抽烟草。她下来了，我们往院子外面走去。“去哪儿？”他们互相问。没人知道。于是我们便往涅瓦河的方向走去。街上空空荡荡的，十分安静，这里并不是繁华的街区。
尼古拉走在我身边，他说了句什么，我没太听清，他又重复了一遍。“新年，”在我们后面走着的谢尔盖用英文说。我明白了，他是在问我：“你感受到新年的氛围了吗？”
“没有，”我说，“新年还没到。”他皱着眉弯下腰，表示没听清。我指着手机屏幕上的时间给他看，说：“还有两分钟。”他点点头。
快走到河边的时候，斯维达停了下来。她说她累了，想回去睡觉了。于是其他人跟她道别，她的丈夫，或是男朋友，吻了她几下，然后尼古拉走过去，抱住了她。拥抱持续了几秒，这是一个感情很深的朋友之间的拥抱。我的心里突然有点沮丧。原来在他们国家，男性和女性朋友分别时，真的都是要深深地拥抱的啊。他们分开，斯维达在胸前轻轻冲我摆了摆手，礼貌地微笑着，轻声地，说“拜拜”。这个“拜拜”，就仿佛是我们在这次见面之前是一个陌生人，在这次分别之后，也永远将是陌生人。
我们剩下几个人继续向前走了一条街，走到了一个路口，小个子男人也跟大家挨个击掌握手说再见了。剩下的三个人又往前走了一条街，如果我把握到了一点信息，他们是在商量，各自回家。“我们先送你回家，然后我们回家，”尼古拉跟我说。“大家回家了？我不想回家，”我说。他笑着说：“那你可以送我们回家，然后你再回家。”
这是什么建议？尽管到他家的路上会穿过繁华热闹的跨年夜的涅瓦大家，但我可不想在一个只来了三个月的国家，半夜里一个人走三公里的路回家。“不要，”我说。
然后斯维达的爱人也跟我们握手再见了，只剩下了我和尼古拉和谢尔盖。我们走到了涅瓦河边。河对岸冬宫上方升起了烟花。一开始三个人都还在继续往前走，然后尼古拉停了下来，往回走去，过马路，要看看烟花。谢尔盖露出嘲笑的表情跟在了他后面。我们走到河岸边，斯芬克斯像的旁边，对面的烟花已经结束了。于是我们继续往前走，过桥。远处的对岸有人在放从地面向上喷出火花的小烟花，谢尔盖指着那里笑着对尼古拉说：“那儿也有烟花，你看那个烟花吧。”
我们一路都不再说话。到了我宿舍那条街的街口，我指了指：“这边。”“我记得，”尼古拉说。我们走到了我的宿舍的院子门口，“Okay，”我停住脚步说。我看向尼古拉，伸开双臂和他轻轻地拥抱道别，他像前五次道别时一样，在拥抱时说了“谢谢”。这是第13个拥抱。然后谢尔盖也伸开了双臂，轻轻地和我拥抱了一下，用英语和我说：“谢谢今晚，晚安。”
他俩离开了，我一个人在楼下抽了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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