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DT君
编者按：在前一次酷儿理论讲座中，我们重点探讨了社会性别是怎么一回事，以及为什么性别没有看上去那么天然。在本次茶会中，村民们借用盖尔·鲁宾的研究，进一步讨论了占据社会主流性形态的异性恋与异性恋相关的性别形象的社会背景。点击拓展阅读中酷儿理论六讲｜“异性恋矩阵”的链接，你可以跳转到本次茶会的对应讲义。
上一次讨论的时候，有人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性别是怎么产生的？”因为不是上一讲核心话题，所以我们把它放到这一次来回应。它正好是这一次要讲的主题。要注意的是，我们不是在生理学的意义下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讨论的是社会性别(gender)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上一次提到了，我们要对性别主体进行认知，就必须要有外在于我们每一个个别主体的性别规范的存在。没有这些规范去规定你每一种实践的意义，你是不可能有性别主体这个观念的。没有这一套规范去规定的话，每一种行为是否具有性上面的意义，是不能够确定的。那么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之下进行同一种行为，在不同的语境之下，它的意义也是不一样。你作为性别主体所实行的那些活动是否跟性有关，它们具有什么样的在性别语境下的意义，其实是有先在于有你的规范规定好的。我们今天要谈论的是这些规范的历史起源。
在我们通常的规范的认知当中，所谓正常的性行为，它应该是异性之间的性行为，而它不仅仅是异性之间的性行为，它还应该是发生在一个私密的地点当中，频率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两个人的年龄还不能相差太大，还需要有其他的一些合法的条件，而不仅仅是性行为而已。这个是规范当中认知的所谓正常的性行为。但是实际上，如果是看实际的性社会学调查的数据——或者从个人的体验来说，谁能够保证自己的性生活一定非常符合“正常”的标准呢？显然不一定。
《人类性行为报告》
1953, 阿尔弗莱德·查尔斯·金赛
最早做性社会学调查的是阿尔弗莱德·查尔斯·金赛(Alfred Charles Kinsey)，他是美国性社会学的开山鼻祖。金赛本人是个生物学家，在四五十年代的时候主持了一项非常广的研究，大概调查了美国的男女各一万多人，对他们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访谈和量表分析，总结成了《人类性行为报告》，分成男人篇和女人篇。
以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这个报告的统计口径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被统计的基本上是白人，而且他寻访的对象对于社会阶层的覆盖不是非常均匀，但是这也不妨碍他给我们首先以实证性的资料提供了一些非常扎实的证据：那就是在当时的统计口径——纳入调查的那些人当中，他们的性行为有绝对不可忽视的大比例不符合人们所界定为“正常”的那种规范。
金赛量表//
在这个报告里边，最广泛为人们援引的是一个叫做金赛量表(Kinsey scale)的东西。根据自己访谈和调查的这些人物，他做了一个数据的汇总。他给访谈对象按照性唤起方式在一个坐标轴上排序，只对异性有性唤起的放在一端，只对同性有性唤起的放在另外一端，然后中间一共分了7个等级。在这个尺度之外，还有一个X等级：访谈对象表示自己从来不对人产生性唤起。这个X等级就是后来所称的无性恋(asexual)，这在所有的调查对象里面大概占1%~2%左右。
金赛量表呈现出大量的社会事实。
首先，人的性唤起方式并非同性和异性两极对立，毋宁说它是一个连续变动的光谱。在性唤起的意义下，这个世界不是只有同性恋和异性恋，相反，人们性唤起的方式非常的多元。
第二，在这个连续光谱里边，有37%的男人和13%的女人至少经历过一次和同性达到性高潮的经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个数据令舆论一片哗然。
在金赛报告里面还有很多非常扎实的统计，比如说关于青少年的性游戏、关于对自己性身份的认知、关于性行为所采取的姿势和个人信仰的关系，这些都是金赛首次做了非常详实的调查。这些东西对于我们了解人类性行为的状态是非常基本的数据。
如我所说，因为时代的局限，金赛的统计口径和统计方式可能有问题，但是他是第一次把社会学的方法搬来去研究人类的性行为的，所以它是性社会学的开山鼻祖。
我在这援引金赛量表就是要点到这一点，金赛报告首次非常严肃地指出了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人类性行为的模式远远比通常认定的规范多得多。人类性唤起的方式远远不是所谓同性恋和所谓异性恋的对立，这中间有很多模糊不清的地带。所谓的边缘性行为、非异性的性行为、非两人的性行为、打擦边球的性游戏、暧昧的挑逗等等，它们在统计的意义下都并不罕见；但是在主流的话语规范当中，它们很少被提到。
《女人交易》
1975, 盖尔·鲁宾
那么，主流的规范主要提到的还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性行为，这件事情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它？我们要去想想这个东西是怎么出现的，它当然不是自然出现的——我们可以想到它不是自然而然的出现了，但它是怎么出现的呢？这个规范怎么表述和剪裁实际上非常多元的事实？
盖尔·鲁宾（Gayle S. Rubin）//
出生于1949年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性别政治理论家与倡议者
目前任教于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
我在这里援引的是盖尔·鲁宾(Gayle Rubin)的《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这个非常经典的文本。鲁宾应该是英语学界里边最早去讨论这个问题的学者。她本身是个人类学家，在她写作这些东西的时候，她有一个非常强烈的马克思主义的叙事。她的这篇文献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对性别的分析出发，援引其他的人类学的研究去修补它当中的逻辑漏洞。
1 恩格斯的方法论
鲁宾这篇文献的讨论的起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对于生产的非常基本的三个层面的划分。我上一次讲到过这件事情，大家应该还记得。第一层是物质资料的生产；第二层生产资料生产条件的再生产；第三层是人本身（生产者）的再生产。
鲁宾把关于性和性别的讨论绑定在了第三层，也就是人的再生产这个层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与国家的起源》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人的再生产和性别联系在一起，说“这一层面的生产关系是家庭的关系”，这个基本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句。
鲁宾在这里边提到了一点。《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对于女性受到压迫的原由的解释是：它起源于私有制，具体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的话，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样的一种私有制造成了女性受到压迫。但鲁宾却说：如果你仅仅看到女性劳动者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的家庭妇女——她无偿付出家务劳动、服务于剩余价值生产——并不能完整的解释女性是怎么受到压迫的。那就是说这种家庭的关系是怎么来的？
在《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里面，在恩格斯的论述当中，这种专偶制家庭多多少少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兴起——它伴随着过去那种有宗族味道的、或者封建主义的，人身依附式的家庭关系的消解。但是随着人类学的发展，恩格斯的那本书所采纳的人类学的证据，后来越来越被被发现有些站不住脚，我们后面会更加详细的提到这一点。我们在这里要解释为什么女性属于权力关系的低位，或者具体的说为什么女性被困在家庭当中、要无偿进行家务劳动，这种历史条件的生成，它可能不完全是资本主义时代发育出来的，而是从前一个时代继承下来的。
首先，为什么需要把家务劳动限制在私域，就是限制在私人的范围之内，而不能把它社会化？男性工人也好，男性资本家也好，需要一个妻子来完成家务劳动，从而服务于劳动力的再生产——这样的一种社会制度，它是不是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制度继承过来的？
鲁宾首先提到了这一点，她的理论根植于马克思的《1857年经济学手稿》（中文翻译应该叫《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在那里边展开了他关于需求的理论，他在那里提到说需求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随着历史条件生产出来的。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下，人会有这样的一种需求——需要一个主体来进行无报酬的家务劳动。这样的一种需求，其实也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之下生产出来的。对于恩格斯写书时采纳的那些人类学的证据，我们必须要报以怀疑的态度，但是他的方法论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我们是要继承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的序言当中，写了这么一段话：
“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也就是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家庭的发展阶段”，我们把它翻译成更现代一点、生产主义的语境的说法——它是人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一层面的生产关系。所以我们把恩格斯的方法论拿过来用。我们可以把那些过时的实证依据都抛弃掉，但是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人类繁衍和再生产这一个层面的社会关系。我们考察亲属关系在性别的权力结构生成当中的基本作用。生产不仅仅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也就是人的生存需求的直接满足）那么简单，还包括人本身的再生产。这两点我们要同等重视地纳入考虑。
2 列维-斯特劳斯的分析
和鲁宾的理解
鲁宾是个人类学家，所以她接下来援引了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对于亲属关系的分析。
列维-斯特劳斯从他的人类学实证当中抽象出来的亲属关系的图示是“交换女人”。“交换女人”是什么意思？是一个人类学图示、人类社会的组织原则：男性把女性作为物品来完成男性之间的交换。他的这种理解是男性中心的。他在论述的时候，把男性直接放到了一个完全不会受到质疑、完全不会被任何客观力量所动摇的、绝对的权力结构的上位。
但是鲁宾对它进行了反其道而行之的解读。这个是全文最核心的一个地方。
逻辑是这样的：首先人是有性生殖的，为了人的生产目的，不管基于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亲属关系作为人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一方面的社会关系，就必须得要包含某种基本的劳动性别分工。比如说怀孕和分娩是只有女性的生理结构才能够做到的事，当然受孕又需要男性女性两个个体才能够完成。
如果我们不展望未来，不去设想以后辅助生殖技术会怎么发展，单从过去来看，这个是人类一直以来的生产自己的方式。既然有这么一种基本的物质条件在，作为人的生产这方面的社会关系——亲属关系，它本身就必须要包含劳动的性别分工。
所以鲁宾对于列维-斯特劳斯的进行了一个非常离经叛道的解读。列维-斯特劳斯是把劳动的性别分工，把交换女人当成了一种超越历史而存在的无意识的结构，觉得它是不受物质条件制约的，觉得它是每个主体所不能够撼动的一种结构。但是鲁宾反其道而行之，她把劳动的性别分工解读成了一种禁忌。这种禁忌反对男女在生产关系当中占据同样的地位，把两性分成两个独特的类别，加深两性之间的生物差异，从而创造社会性别的禁忌。原文是：
“deepen the biolog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wo sexes in order to produce the taboo of gender.”
——在生理性别（sex）层面加深两性的生物学差异，从而创造出社会性别（gender）的禁忌。
这种劳动的性别分工还可以被看成是反对任何不包含一男一女的性别安排的准则。也就是说在讨论到性的时候，这种原型必须得是一男一女的、异性之间的，所以它对于异性之间的结合做出了某种规定。在学术思想史上，鲁宾比较早地触及到了性别角色划分的社会建构。她的原文这一段大家可以着重看一下。
“社会性别是社会强加的两性区别，它将雄性和雌性转变为「男人」和「女人」……男人和女人当然是不同的，但是他们不像昼夜、天地、阴阳、生死那么不同……”
首先他们同样是人类，生物学意义上的雄性和雌性是有着不同的生理结构，有着不同的器官，承担不同的生理功能，但是把他们变成两个完全互斥类别，这样的想法、这样的社会分工，它并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在社会当中产生的。个体的社会性别化是为了保证两性之间的结合，两性结合才能生孩子。
所以列维-斯特劳斯，虽然他主观上把这种交换女人的无意识结构当成了一种非常稳固的存在、扎根于人类的无意识当中不可以撼动的东西，但是在法国左翼的语境之下，无意识层面的结构其实是在暗示，它所规定的东西是一种体制性的、非自然的东西。所以鲁宾说，列维-斯特劳斯的论述包含了一种很危险的暗示：异性恋是一种体制规定的过程。
3 人类性欲的基本组织原则与未来
鲁宾接下来举了好几页的实证的例子，这个都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报告，她从这些田野的报告当中总结出了劳动性别分工的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社会性别分开，男女要被分成两个不同的不对称的类别——男性在等级秩序的上面，女性在等级秩序的下面；还有一个叫强制的异性恋*。
*原文是obligatory heterosexuality，后来的一些写作者更喜欢用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鲁宾对它的规定做了一些更详细的解释。两性之间的这种不对称的划分——两性被分成两个互斥的类别——它在不同的人类族群、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她举例说，有一个北美原住民部落，他们的制度允许一个生理构造上的男人，通过某种仪式，不需要对TA的生理结构进行任何的改变（不需要做手术），就可以被认定成女人；反过来，生理意义上的女人，不通过任何手术，也可以被认定为男人，可以跟同样生理性别的人来缔结婚姻，这个在他们的标准之下是异性恋的。但是这个族群仍然不能够理解双性人的概念，他们不能够理解不界定为男人、也不界定为女人的概念。在他们的体制规范当中，男女依旧是两个互斥的类别，只是这两个互斥类别可以互换，但还是两个互斥的类别。他们无法设想两性之间可能本身就有某种模糊地带这样的事情。
所以鲁宾就总结说，人类性欲的基本的组织原则就是乱伦禁忌、强制的异性恋和两性的不对称划分。
说到乱伦禁忌这一点，正好回到刚才提到，恩格斯的《家私国》那本书有些实证依据过时。在《家私国》这本书的第二章当中，恩格斯根据某种线性的历史观念，反过来推演。线性的历史观是觉得：不同历史地理条件之下的人类族群所走过的演化轨迹是大体相似的。所以在奴隶社会之前，一定有某种原始形态的母权社会。再往前，人类族群应该普遍经历过一个“乱婚制”的时代。但是实际上没到现在为止，人类学的实证从来就没有发现过不存在乱伦禁忌的人类族群。
当然，不同的人类族群对于“什么叫乱伦”的规定，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上一次讨论应该提到过这件事情，像在皇权时代的中国的大家庭里面，老年的男性家长可以纳很多小妾。这个小妾的年龄可能比自己的儿子还要年轻很多，而且小妾和儿子之间完全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如果儿子和小妾搞到一起，在这种历史条件之下，它就是乱伦。可如果在一个没有纳妾这回事的制度里面，本身“妾”这种社会身份就不存在，根本无从谈论“和老爹的小老婆搞到一起”。所以说乱伦这个东西，它较少是血缘上的禁忌，更多是具体的亲属关系当中的禁忌。
回到这里，我们在这要抽取出的一个关键概念是：强制的异性恋(obligatory heterosexuality)。它是一种亲属关系，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关系所产生的制度性的要求，这种要求所服务的目的是：两性之间结合生孩子。
虽然雄性和雌性是生理上不同的，但是除此之外不同的人类个体之间还有很多种不同。雄性和雌性之间的结合，当然是有生理原因的；但是就像我之前援引那些社会学调查，我们知道这种非雄性雌性之间的结合，它也可以追溯生理原因来：有些个体就是对表现出同样性征的人产生性唤起。对于性别角色的这种二分、对于这种非一男一女结合的禁忌，它是某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所产生的。尽管这种生产关系非常的古老，比私有制要古老，但它并不是自然而然的。或者说就算在过去它非常的稳固，也不代表在未来它可以继续稳固下去。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非常危险的暗示。我们的政治教科书里面都会写那些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这种古老辩证法：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然后经济学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什么的。但如果我们把所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古老的辩证法搬到这来，它是不是暗示着：人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一层面的生产关系也受着这一层面的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
《逃离克隆岛》中的人造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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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后辅助生殖技术发展起来——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了，甚至不需要发生性行为，就可以怀孕产子（比如试管婴儿）——如果这种辅助生殖技术进一步的发展开来（比如体外子宫），这种强制的异性恋，它是不是很有可能会彻底失去存在的社会物质基础？它是不是暗示着生产力的提升会容许一种无性别的社会形态出现？如果辅助生殖技术发展到，对两性进行区分的那些最基本的生理基础，都丧失了存在的意义的时候，如果外在的这种生理形态可以被随心所欲的改变，那么划分为两性还有曾经的那些社会功能吗？
这对于我们来说当然还是未来的事情，但是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之下，对于我们来说，至少它并非是不可设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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