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济南泉水的最早水文资料出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上面记载说
“泺水出历城古城西南，泉源上奋，水涌若轮”。
可见那时济南地下水位是很高的，趵突泉水终年喷薄而出，有如车轮翻转一般。古时车轮通常直径总该有1.5米左右吧，泉水腾空这么高，的确是自然界罕见的奇观。泺水的另一个重要源头是古历城城东“历祠下”的东西舜井，《水经注》记载说那里也是“泉源竞发”的，可见舜井地势虽然高于趵突泉，但是泉涌量也是很大的。正因为有趵突泉和舜井为代表的济南泉群作为源头活水，所以曹魏至北宋的近千年间，济南北郊至鹊山、华山一带始终存在着一片方圆数十里的烟波浩淼的鹊山湖(又名莲子湖、北湖)。鹊山湖是那时济南的第一观光名胜，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都曾泛舟湖上，留下千古传诵的诗篇。
就传世文献资料看，济南泉群的第一次停涌发生在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熙宁四年(1071)，文豪曾巩出任齐州知州，他所见到的舜井尚且是“井干余汲见飞泉”(《曾巩集》卷七《舜泉》)——井水溢出井干为飞泉;而趵突泉则是“最怜沙际涌如轮”的(《曾巩集》卷七《趵突泉》)，一切都与北魏时的情景相仿佛。可是到了熙宁六年(1073)诗人苏辙出任齐州掌书记之后的数年间，舜泉却因连年大旱而彻底干涸。七年的夏天，虽然有一定的降雨，舜泉却没有复涌，直到八年的夏天，天公作美，下了一场持续数昼夜的暴雨，“百谷既登”的秋后，遂“有流泫然，弥坎而升。沟洫满盈，虾黾沸腾”(《苏辙集》卷十八《舜泉诗并叙》)。苏辙有诗咏道：
奕奕清波旧绕城，旱来泉眼亦尘生。
连宵暑雨源初接，发地春雷夜有声。
复理沟渠通屈曲，重开池沼放澄清。
通衢细洒浮埃净，车马归来似晚晴。
熙宁六、七、八年显然是济南的枯水年份，舜泉干涸了3个年头。当时的趵突泉等其他名泉，推想大致也应断流或接近断流。一个有力的佐证是，在这几个连续的枯水年间，偌大的鹊山湖竟然一度莽然田壤，无复烟波，时人孔平仲有诗为证：
老杜诗犹在，重华事已无。
千秋临谷变，尘起鹊山湖。
倘若不是济南泉群的普遍断流，这种现象是不会突然出现的。
金代济南腹地旱年较多，仅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至卫绍王崇宁元年(1212)的36年间，史志记载历城县旱或大旱之年就有六次之多(见乾隆《历城县志》卷一)，接下去的元初数十年旱情依然较重。《秋涧集》卷七十四《水龙吟》(八)云：
“舜泉在济南城中。自壬子年，水来去不常。今秋岁八月，余到官两日，泉流复出，其深可历，回风萧萧，翠萍盈沼。邦人以为神来之兆……。”
王恽赴济南出任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副使，时在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由此上溯至壬子年，即蒙元宪宗二年(1252)，三十年间，舜泉“水来去不常”，时断时续，以此推测这期间的趵突泉，即便不曾停涌，但水位偏低，流量很小，还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也就是从元朝前期开始，济南腹地的大气降水渐次增多。自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至元朝灭亡的104年之间，史籍明确记载有关“霖雨”、“淫雨”、“大水”、“雨水害稼”的年份多达20年，而有关“旱”和“大旱”的年份却仅有5年(见乾隆《历城县志》卷一)。丰水年远多于枯水年，降水量大，有充沛的地表水渗漏补给地下，因此从传世文献看，本时期济南泉群依然保持着充沛的活力。就以趵突泉而言，元好问称“且向波间看玉塔”(《遗山集》卷十二《济南杂诗十首》)，赵孟頫称“平地涌出白玉壶”(《松雪斋集》卷四《趵突泉》)，以玉塔和玉壶形容趵突泉涌，固然比不上郦道元和曾巩的车轮之喻，间接证明趵突泉的水势稍弱于往昔，但是元好问在《济南行记》(《遗山集》卷三十四)一文中又明言趵突泉“涌高三尺许”，而比元好问晚数十年的张养浩也以“三尺不消平地雪，四时常吼半空雷”(《归田类稿》卷二十《趵突泉》)的诗句来形容趵突泉，这一切都足以证明在元代大部分时间里，趵突泉水位是比较高的，泉涌基本维持在三尺以上的高度。
迨及明朝前期(1368—1424)，济南的大气降水依然比较丰富，56年之间，7年为丰水年，只有2年为旱年(见乾隆《历城县志》卷一)。在这种背景下，济南泉域地下水补给依然十分充沛而源源不断。我们知道，南山玉符河上的渴马崖一带是济南泉水的主要补给源，河床中布满厚达十米深的卵石层，卵石层又直接覆盖在透水性极强的石灰岩岩溶带上，一般流量的河水流经这里，通常都会通过俗传的“七十二漏”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永乐初年诗人晏璧所见到的景象却是“渴马崖前水满川，江心泉迸蕊珠圆”(明刘敕《历乘》卷十九)，证明那时降雨量丰沛，南山河水充盈，有足够的地表水渗漏。为此本时期济南泉水喷涌量依然能够维持在元代的水平，即便枯水的冬季，趵突泉水柱“犹高二尺许” (《趵突泉志校注》附录朱善于洪武十一年十二月撰写的《观趵突泉记》，曰：“是时天气严寒，水脉微细，而斯泉涌出，犹高二尺许。则春夏之交，其高数尺，曾氏之言信不诬也。”)，至于地势较高的东西舜井，也能一如往昔，经常性地水溢于外，流入大明湖。晏璧《舜泉》诗云：“巍巍舜庙历城南，中有清泉味极甘。流出迎祥仙馆去，汪汪千顷泛波澜。”《香泉》诗云：“虞帝祠前春草芳，石池漾漾碧泉香。源头活水恩波远，万顷坡田摆柳黄。”(明刘敕《历乘》卷十九)晏璧所谓的舜泉，实指东舜井，而香泉，据我考证，其实就是西舜井。总之，那时的舜祠井泉仍是大明湖的源头活水。
可是到了明中叶以后，济南降水明显偏少，从仁宗洪熙元年(1425)至明亡的220年间，史籍记载的济南多雨大水之年有23年，旱或大旱之年则有20年(见乾隆《历城县志》卷一)，枯水年对丰水年之比，较此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高出许多。干旱少雨，势必导致地下水位下降，于是东舜井成为一眼名副其实的水井，西舜井洋溢漫流于外的奇观也只能每隔六十年才得一见。
有东西舜井水位降低作参照，我们再来看趵突泉的情况。明朝中叶乔宇(1457—1524)在《观趵突泉记》一文中说：“其泉凡三穴，其出喷高尺许，珠沫大涌。土人云，数十年前，高二三尺许。岂气有盛衰然耶?”(载清人任弘远《趵突泉志》卷下《艺文》)晚明时王思任(1575—1646)在《游历下诸名胜记》一文中也说：“昔时剑标数尺，而今仅为抽节之蒲，童子浴裸亵之。王屋之气日短一日矣。”(载清人任弘远《趵突泉志》卷下《艺文》)看来，趵突泉水流量在这一百年间呈持续走低的趋势。
万历四十二(1614)至四十五年(1617)，山东省连续大旱四年，而历城的旱情则一直持续到万历四十六年才告结束。时人王象春《齐音》中有《北菜》一诗状写万历四十四年济南北园旱情道：“常年二月献王瓜，错落朱盘碧玉芽。旱后千畦如刮板，葫芦五月未开花。”北园菜地稻田藕塘，最得泉水灌溉之利，是所谓的“水洳之地”，一向是不缺水的，可是如今竟然干旱到这种程度，可见那时济南泉群已经接近枯竭。到了万历四十六年，连年大旱终于导致趵突泉一度干涸。清人王初桐《济南竹枝词题记》云：
“万历戊午，岁大旱，趵突泉竭。五龙潭郭羽士以铁牌沉之，复如初。”
看来这次干涸时间并不很长，当年就泉水复涌了。
迤逦到了明末，旱情进一步加剧。崇祯十年(1637)到十四年(1641)，整个山东省发生了连续五年的特大旱灾，尤其崇祯十三年(1640)，其旱情不仅是明朝最严重的一年，也是近五百年最严重的一年，推测全年降雨量不足300毫米。连年大旱，济南是重灾区，导致泉群在崇祯十二年(1639)春停喷，对此时人凌义渠有诗为证：
堪嗟己卯春，泉灵忽中閟。
岂止地肺渴，得无天地醉。
蓄泄若有神，兹理讵茫昧。
可能正是在当年秋季，趵突泉又复涌了，这便是凌氏诗所谓的“朅来正秋初，再见惊破溃。响震空外流，屏恶兼洗秽”(《凌忠介公集》卷二《趵突泉涸，久复涌，顿还旧观》)。可是好景不长，崇祯十四年(1641)，趵突泉再次停喷。时人叶承宗在《岁旱趵突泉涸歌》的题记中写道：
“辛巳泉涸。宋人化我曰：子无复泉是望，盖王屋之源已竭矣。于是投袂而起，走泺上，痛饮而言之，非独间执谗慝之口也，亦聊以自信云。”
晚明以来，趵突泉流量锐减乃至数度干涸，致使许多人对泉水复涌持悲观的态度，而叶氏终究是有见识和建树的史学家，他对泉水的复涌是充满信心的，故而歌咏道：
“君昔三尺喷飞雪，游人涂壁多奇绝。君今数奇溘然干，过客趑趄不忍看。人情炎凉正如此，不谓一泉犹然尔。人生失意能几何，会见奔腾喷薄之。吁嗟乎!物不大蓄不大泻，千载灵泉焉能灭。风尘偶困休呜咽，有我对君心尚热。”(载清人任弘远《趵突泉志》卷下《艺文》)
清朝268年中，山东省共发生旱灾243次，发生概率为87.3%，比明朝的75.7%高出了11.6个百分点。其中，持续干旱主要有三个时段，分别是：1739—1743年(乾隆四至八年)、1784—1787年(乾隆四十九至五十二年)、1876—1877年(光绪二至三年)，总的来说，清朝前期比清朝后期的旱情要严重一些。然而无论如何，晚明那样连续数年的特大旱情并未发生，故而济南泉水停喷的现象也就很少出现。
有学者认为清朝济南泉群停喷共发生三次(《趵突流长·趵突泉之谜》，山东省地图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131页)，分别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四十年(1701)和乾隆三十六年(1771)。而事实上这是不存在的，因为康熙二十九年(1690)至康熙四十一年(1702)，乾隆三十四年(1769)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无论济南抑还是山东，都没有出现较大旱情，也就是说，以上三个年份及其前后数年间，济南泉水不可能出现干涸的局面。更何况倘若我们再仔细查看一下以上所谓三次泉水停喷的论据，其实也都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所谓康熙三十二年(1693)泉水停喷，证据是清人任弘远《趵突泉志·灾异志》中的一段记载：
“康熙癸酉二月二十九日，由子入辰，天如火烧，至巳渐黄，至申渐白。有星士章某者寓居泉上，早起欲行，见有火星乱落，泉水如赤。”
这只是一种奇异的天象，泉水被天色映红，是不能得出“趵突泉干涸”之结论的。
其次，所谓康熙四十年(1701)泉水停喷，证据是叶承宗《岁旱趵突泉涸歌》的题记“辛巳泉涸”一句话。可是如前所述，叶氏所谓的辛巳年，乃明崇祯辛巳年(1641)，而非康熙辛巳年(1701)，更何况叶氏早在顺治三年(1646)就已去世。
再次，所谓乾隆三十六年(1771)泉水停喷，证据是乾隆皇帝《再题趵突泉》中的一句诗：“拟唤天龙醒痴眠，今宵一洒功德水。”可是也正是在这首诗中，还有“喷珠屑玉水澜翻，孕鲁育齐相鼎峙”和“拈咏名泉亦已多，氿兹实可称观止”的句子，正是状写和歌咏趵突泉喷涌盛况的，绝然看不到泉水停喷的迹象。其实，“拟唤天龙”一句的意思是说，希望天龙醒来，将地下水变作甘霖洒满人间。此属祷雨之辞，若趵突泉干涸，皇帝是不会祷雨于此的。所以由这句诗，也不能得出“乾隆在泉边看到，众泉停喷，趵突泉干涸”的结论。
要之，所谓趵突泉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四十年(1701)和乾隆三十六年(1771)停涌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不足凭信。那么，清代趵突泉是否停涌过呢?就传世文献看，答案是肯定的——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夏，趵突泉干涸;当年秋，又复涌如旧。关于这次趵突泉的停而复涌，王初桐《济南竹枝词》有诗为证：
济源谁向地中探，岱北潜行出郡南。
断续但看丁未岁，铁牌何必五龙潭。
王氏题记又说：“乾隆丁未夏枯，至秋自涌。”
这是清代趵突泉唯一的一次停涌。那么清代趵突泉流量究竟如何呢?总体而言不如明朝前期以前，然而强于明朝中后期，则是可以肯定的。
清代歌咏趵突泉的诗篇汗牛充栋，大多极尽铺张虚夸之能事，对于研究泉水流量实在没有多少参考价值可言，倒是为数有限的几篇记文却应该值得我们重视。
顺治末年，施闰章出任山东学政，有《趵突泉来鹤桥记》，文中称，趵突泉“壤居都会，群儿裸浴为水嬉，饮马蹂践，沙石阻淤，向所称涌起数尺者，今仅尺许”。后来，他对泉池进行疏浚，“所去沙石成丘”，然后“剑拔雷轰，复泉之旧”(《学余堂文集》卷十二)。康熙九年(庚戌，1670年)，趵突泉曾一度水涌成灾。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趵突泉异》记载：
“济南趵突泉，地中涌出三尺许，余则方塘漫流，清鉴毛发。康熙庚戌，藩臬置酒邀提督杨宫保捷，忽大雷雨，龙首入户，泉涌起丈余，水大上。诸公急呼骑，水顷刻及马腹，踣坠而死者数人，从未有之异也。”
康熙二十三年(1684)，怀应聘游趵突泉，记文中说：
“泉有三穴，中间相去不数十步，其水自三穴中涌出，各高二三尺，怒起跃突，如三柱鼎立，并势争高，不肯相下。喷珠飞沫，又如冰雪错杂，自相斗击。呜呼，水之劲挺一至此哉!”(怀应聘《游趵突泉记》，载《小方壶斋舆地丛抄》第四帙)
可见水势是很猛的，这与十多年后王士禛所见到的趵突泉“溅珠喷雪，仰出二尺许”(《秦蜀驿程后记》卷下)的情形大致相仿。看来清朝前期，趵突泉喷涌量几乎恢复到明朝前期的水平，正常年份在二到三尺之间。
嘉庆以后，济南雨水较清朝前期明显增多，泉水流量仿佛也大了一些。王培荀在《乡园忆旧录》卷四云
“城南趵突泉最奇，平地喷涌直上，并列者三，各高四五尺，轰然雷震。”
泉涌四五尺，这是道光年间的情形，应该是属实的，因为清末刘鹗《老残游记》第三回写到趵突泉时有这么几句话：
“池子正中间有三股大泉，从池底冒出，翻上水面有二三尺高。据土人云，当年冒起有五六尺高，后来修池，不知怎样就矮下去了。这三股水，均比吊桶还高。”
土人所说的当年，应该就是道光咸丰年间。至于清末翻上水面仅二三尺高，那是同治光绪年间偏旱、地下水位降低的结果。当然，修池之后，池水水面可能有所抬高，从而影响到泉涌的高度，这一方面也应该考虑在内。
通过以上对趵突泉在古代一千五百多年间流量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这么几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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