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环境是艺术创作的历史舞台，任何艺术风格的形成，都离不开时代环境的滋养。自然界的气候变化往往会决定何种植物出现，同样，“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艺术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方式，不同历史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等外部因素，必然会对艺术的呈现方式及风格面貌有所影响，使艺术作品携带上时代的印记和基因。
中国古代重视时代环境与艺术创作的关系讨论。早在先秦时期，就非常注重时代治乱对创作及风格的影响作用。在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的社会体制下，维护社会伦理等级秩序是治国的头等大事，“家与国、血缘伦理与政治等级合而为一、直接同一”，为此而施行的礼乐制度，使“乐”被赋予“礼”(德)的内容。音乐必须受制于礼，音乐的职责和作用就在于传播德行。乐的情绪表现要有节制，合乎“德”的准则，同样也说明音乐具有影射社会现实与政治风俗的作用。可见，艺术是反映现实的，可以使读者认识风俗的兴衰与政治的得失。汉代王充继承儒家思想，提出文学艺术“为世用”的观点，强调艺术的社会政治作用。可见，时代治乱对艺术的影响是直接的、重大的。
到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文学艺术反映现实生活，随时代发展、社会环境演变而发展的规律。刘勰认为，在恩德教化普及的唐尧时代，流行的是《击壤歌》《康衢谣》，舜承大业后，政治清明、百姓安闲，传唱的是《南风诗》《卿云歌》，这些歌曲之所以美好，是因为人们内心快乐，所以歌声安泰;禹治理国土，完成九项政事，颂其功绩，商汤圣明恭谨，以《商颂·那》来颂扬;周文王、周太王施德治、普教化，《周南》《邠风》显现出“勤而不怨”“乐而不淫”的中和之美;而在政治昏暗的周幽王、周厉王时代，则出现《板》《荡》这样充满愤怒之情的歌曲;随着周平王动迁洛邑，政治日趋衰微，则出现《黍离》这样满含忧伤悲哀之作。可见，艺术作品的风格倾向与时代治乱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社会时代环境，引发不同的艺术创作风格。
尽管时代治乱对创作风格的影响作用是巨大的，但必须明确的是，无论是治世之音、乱世之音还是亡国之音，它们之间并不存在高下优劣之分，它们都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具有不同的价值。从叶燮《原诗·内篇》中可知诗的“变”是由于时代的变，是为了适应不同时代政治风俗的变化，为了真实反映不断变化着的时代风貌。从这个意义来说，诗歌的发展是“有盛无衰”的。而且，愈是在社会动乱、政权高压，甚至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之时，艺术创作不但不会消沉，反而会冲破种种禁锢，磅礴而出，成为天下至文。这正是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反而能刺激“元气”活力增强，“鼓荡而出”，而这“元气”，实即是具有民族普遍心理的精神愿望与情感诉求投之于艺术创作的体现，必然引发艺术的兴盛，也即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唐初陈子昂等人以“汉魏风骨”提出并高扬，作为诗歌改革所标举的旗帜。可见，建安时期文学艺术的昌盛，并非时代的繁荣昌盛，而是决定于时代的动荡不安，造就了一大批具有文学自觉性的创作主体。
无独有偶，南宋时期，政治昏庸、国力衰微、山河破碎，然而，诗词创作领域却涌现出众多爱国诗词大家，他们的作品充满了豪情壮志与坚贞不屈的精神品格。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过零丁洋》等这些千古名作无不具有慷慨激昂、刚健豪迈的艺术风格。这些都是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王朝即将覆灭年代里志士仁人的心声，都是由发自创作者心底的忠愤积怨、凄苦悲怆所凝结而成的精神风貌。
元代，少数民族掌握国家政权，颠覆了汉族社会政治文化结构，民族歧视严重威胁着士人的社会地位，尤其是科举制的取缔，阻断了士人进身仕途的希望，文学、艺术创作由此成为寻求心灵慰藉的最佳方式。“由蒙古族统治造成的在某些文化发展领域中的特殊状况产生出了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文人画与元杂剧的繁盛发展，士人自身的个性才情与内心郁结的民族情绪在艺术创作中获得释放，艺术创作呈现出雅、俗两级，一隐一显的双向发展趋势。一方面，是以黄公望、王蒙、倪瓒和吴镇等“元四家”为代表的文人画家，他们归隐山林，醉心于自然山水之间，“藉山水而泄其幽忧之愤”，将文人山水画推向了发展的新高度；另一方面，以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王实甫等为代表的元杂剧作家，他们身处于社会最底层，亲眼看见过蛮横污浊的丑恶现象，深知下层百姓疾苦，感同身受，孤傲悲愤、玩世不恭的心态促使他们将人间百态书写出来，以吐心中不快。是对社会丑恶及残暴统治的揭露、对人间正义与果敢抗争精神的赞颂、对美好婚姻爱情的追求、对幸福生活理想的憧憬。虽然他们都对现实社会采取的是批评和否定的态度，但由于文人画家和剧作家为代表的士人阶层，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以及处事原则等方面迥然有别，他们的创作风格也有区别：书画家采用高蹈超迈的形式，剧作家采用激烈抗争的形式。可以说，元代艺术之所以能够在雅、俗两级并行发展，与其特定的时代治乱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前所述，任何一个艺术家，任何一件艺术作品，他们风格的形成，都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时代治乱不可避免地会对艺术创作及风格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
（摘编自张兰芳《时代治乱与艺术风格》）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时代环境相当于艺术创作的精神方面的气候因素，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因此不同时代的艺术呈现方式受时代的影响。
B.舜承大业后百姓传唱的是《南丰诗》《卿云歌》，而周平王时代则出现了《黍离》的悲哀之作，可见时代治乱状况常体现于艺术创作中。
C.建安时期文学艺术昌盛，南宋时期诗词创作领域涌现大量爱国词人，都和时代动荡不安、民族矛盾尖锐有密切关系。
D.蒙古族统治造成的在某些文化发展领域中的特殊状况产生的一种建设性力量促成了元代绘画艺术和戏剧艺术的繁荣。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在国运昌隆的时代，文学艺术创作体现为美好安泰之声，而在社会动荡年代，文学艺术创作出现乱世之音、亡国之音。
B.诗歌为了真实反映不同时代面貌而跟随不同时代政治风俗的变化而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诗歌的发展是“有盛无衰”的。
C.社会动荡不安会使辛弃疾等爱国诗人将具有民族普遍心理的精神愿望与情感诉求投之于艺术创作，必然引发艺术的兴盛。
D.元代的绘画与戏剧创作呈现出雅、俗两级，一隐一显的双向发展趋势，是因为文人画家与元杂剧作家身处的社会阶层不一样。
3.下列选项，最不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观点的是（）（3分）
A.《汉书·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B.《诗品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
C.《礼记·乐记》：“是故治乱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D．《文心雕龙·时序》：“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4.请结合材料谈一谈当今艺术创作要遵循的一些规则。（4分）
5.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混乱的时代，王羲之借《兰亭集序》叹死生之至大，陶渊明借《归去来兮辞》表达欲乘化而归尽的心愿；从雅集欢会、山水田园中，他们领悟到生命的哲理，体现了魏晋文士的旷达和善思。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对这一现象的理解。（6分）
【参考答案】
1.（3分）C（从文中看，未提及建安时期文学艺术昌盛和民族矛盾的关系）
2.（3分）D（由文中“但由于文人画家和剧作家为代表的士人阶层”可知）
3.（3分）B（B选项说明自然环境中的景物能够激发创作者的情感，使二者之间产生情感共鸣。而非时代对艺术产生的影响）
4.（4分）①艺术创作要传播德行；（“艺术创作应凝聚民族精神”亦可）②艺术创作要反映社会现实和政治风俗；③艺术创作要随着时代变化、社会环境演变而变化；④艺术创作要给人们心灵的慰藉。（每点1分）
5.（6分）①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都与时代环境密切相关，体现了艺术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方式，受外部因素的影响，携带上时代的印记；②时代的动荡不安，造就了他们这样具有文学自觉性的创作主体；③他们都借作品获得了心灵的安慰；④“王羲之叹死生之至大，陶渊明欲乘化而归尽”，说明作者的价值观念不同，艺术风格也不同。(每点2分，答出任意三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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