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庭秀未从说话深搭一躬，
口尊声王府小姐你要试听啊；
你休当我是花儿乞丐，
我本是你的二哥转回家中啊……”
在东北，不喜欢二人转的自然也不乏其人，但从没听过二人转的恐怕基本没有；而但凡听过那么几段二人转的，大概就没有不会唱上几句的；而如果只会唱上那么三五句，则非上面这段莫属。这便是拉场戏《回杯记》里面的经典唱词。
拉场戏是二人转的一种，与只有两个人演出的二人转不同的是，拉场戏至少由三个人演出；而且与二人转演员可以（在饰演角色和讲述故事之间）自由跳进跳出不同，拉场戏中的角色是固定的。所以相对而言，在形式上，二人转更趋向于曲艺，而拉场戏则更符合戏剧的特点。《回杯记》便是拉场戏中的名段，也是传统二人转剧目的代表作“四梁八柱”之一，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无论经过多少风霜雨雪，始终传唱不衰，在民间更有“《回杯》一唱，万人空巷”之美誉。
由于拉场戏戏剧的特点，决定了其场景的相对集中。《回杯记》中就只有两个场景，一场在女主角王二姐的绣楼上，一场在则在王家的花园中。前一场主要表现的是王二姐对未婚夫张庭秀的思念：
我闷坐绣楼眼望京城，思想起二哥哥张相公。
二哥他进京赶考一去六年整，人没回来信儿也没通。
莫非说二哥你得中招为驸马，你有了新情忘了旧情。
莫非说二哥你身遭不幸下世了，你也该托梦对我告诉……
《回杯记》是古代很常见的才子佳人题材，才子进京赶考，一去数载音讯皆无，已定嫁娶的未婚妻在思念之余，更要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是继续等下去，二是违约改嫁他人。而这两种选择都是有风险的。如果继续等下去，赶考的才子一旦考中，就可能被达官贵人视为“奇货可居”而招为东床快婿，这种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大诗人元稹就是其中之一；而类似的故事在民间戏曲中更是数不胜数，陈世美便是典型的代表。当然，考中了总是好的，就算考不中落榜回来也未尝不可。可是由于古代远行不易，或遭贼盗，或遇灾病，都可能丢了性命，不要说难得传回个准确的消息，甚至暴尸荒野也没人知道。所以王二姐对于未婚夫可能被“招为附马”和“不幸下世”的两种猜测都是极有可能发生的，而她如果选择等下去就可能要冒着空守一生的危险。
那么如果违约改嫁呢？当然也是有风险的。直接的风险就是那位才子既没客死他乡也没改变初衷，而且还金榜题名，风风光光地回来了。由于古代的婚约是受法律保护的，这样就不仅是佳人一个，甚至她的娘家婆家都要受到牵连、惹上官司。而且，即使不论那样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下的婚事是否有感情基础，单是作为一个在“三从四德”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大家闺秀，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内心里都要面临着伦理道德的无情谴责。
所以，和大多数戏曲故事中的女主角一样，在未婚夫音讯皆无，而父母又逼迫另嫁的情况下，她基本上已经别无选择，不是顺从父母的要求，就是以死抵抗。而王二姐则是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后者：
我的主意早拿定，誓死我也不应从。
越思越想越没路，不如一死归阴城……
当然，作为主人公的王二姐是不会轻易死掉的，因为这个时候“楼下跑来了小春红”——她的帖身丫鬟出现了，而且同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她的未婚夫张庭秀回来了，坏消息就是他没有金榜得中，而是流落江湖成了个要饭的乞丐。
实际上，这时候张庭秀是当了官还是要了饭对于王二姐来说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回来了，无论回来的是鸡是狗，她都可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而不必违背那个时代的道德标准而去另嫁别人，这也正是那个时代妇女们的共同悲哀。
接下来就是整部戏剧最重要的“花园相会”的场景了，而且张、王二人，以及张王两家的恩怨情仇也通过他们的对话一点点揭露出来，为观众展示了整个故事的前因后果。
二人转向来以描写场景和表现情感见长，在情节处理上却往往刻意淡化，或是仅仅通过头尾的几句唱词一表而过，或是通过人物对话逐步揭露。《大西厢》采用的前一种方法，而《回杯记》却与大多数二人转剧目不同的是，把讲故事当成了主要内容，而这故事就是通过张、王二人的回忆逐步展开的。二人花园相见后，由于张庭秀拿不出当初二人的婚约证物白玉盅，王二姐便要他把当年大事叙述一遍以作证明。于是便通过张庭秀大段大段的唱词，把张王两家的恩怨情仇一步步展现在观众面前。
在二人转艺术中，向来都是女主唱，男主逗，所以罕有丑角唱词过长的，众多传统剧目乃至新编剧目中，似乎只有《回杯记》是个例外。而《回杯记》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传唱如此广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正是由于这些经典唱段的魅力。不仅如此，正因为这段唱词，使得在二人转“十大曲牌”中本来排名靠后的“靠山调”也为普通转迷所熟悉，以致于作为节目名字一再出现在各种演出甚至比赛的舞台上。
张庭秀的唱词很长，但因其中夹杂着对王二姐的有意试探和恰到好处的挑逗，所以显得诙谐幽默，听起来并不嫌单调沉闷。加之敢于挑战《回杯记》的一般都是唱功了得的演员，所以听他们演唱本身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这里只看唱词：
二妹你稳坐观花亭，听二哥从头到尾表表往情……
想当年我家不住苏州地，洪桐县里有门庭啊……
随着叙述，张庭秀的故事便在观众头脑里渐渐清晰起来：木匠出身的张庭秀因家乡连年荒旱，随父亲逃荒来到苏州，因其心灵手巧，在为王家做工时被王父相中，选做了倒插门的准女婿，与二小姐王兰英订了婚约。可是大女婿赵昂却心怀叵测，在与张庭秀进京赶考的途中暗下毒手害其性命，然后持张、王二人的婚约证物白玉盅进京献宝，被封了七品知县。而张庭秀虽大难不死，却流落江湖，成了乞丐……
至此，除了最后的流落街头成了乞丐的遭遇外，前面的叙述可以说都是真实的。而后面怎样和花子结拜兄弟，怎样进京要饭，怎样打了严嵩被捕，怎样被流放苏州……就全都是张庭秀顺口胡编的了。
然而重要的不是他编的怎样离谱，而是王二姐居然毫不怀疑，全部相信。而且不仅相信了，还要他报上几个乞丐的名字，以备日后报恩。张庭秀自然报不出花子的名字，他只好拿自己科考的主考和“同年”充当花子都报出来，并且在王二姐识破后巧妙遮掩，蒙混过关：
磕头大爷叫海瑞，姓海名瑞字刚锋。
磕头的二爷叫邵甫，姓邵名甫字惠卿。
济南府的刘鹏武，马鞍县的王景龙。
丁郞赶郞亲哥俩，磕头的老疙瘩名叫董洪。
这段唱词诙谐风趣，一方面表现了王二姐的美好品德，另一方面也再次暗示了张庭秀的官贵身份。如果说把著名的清官海瑞当成了要饭花子还不够过瘾的话，那么，在“说口”中，张庭秀为骗过王二姐，故意把姓海曲解成唱戏“咿呼呀呼咳”的“咳”，把董洪曲解成冬天穿不暖造成的“冻红”，则是纯粹属于娱乐观众的搞笑桥段了。而这样的桥段在整部《回杯记》中比比皆是。
就在王二姐通过叙说往事和查看张庭秀头上的麻子确认了他的身份后，终于喜极而悲，也回忆起了在张庭秀走后张家的悲惨遭遇。
赵昂他图宝害命把官做，又花言巧语把我父蒙……
将你父灌了个醺醺醉，贼赵昂手提钢刀要行凶。
他杀了丫环秋兰女，血淋淋的人头就往你父怀里扔……
赵昂到县衙去告状，雪花内银把贿赂行。
常言道清酒红人面，是清官也买成个糊涂虫。
打你父五八四百板，是皮开肉绽血染红。
你的父挺刑不过说胡话，杀人之事他老全应承。
赵昂不仅夺宝害命，企图害死张庭秀独霸王家产业，而且还要斩草除根，把张父张母一并除掉。他先杀人嫁祸张父，行贿县令将其屈打成招，再用计驱逐张母，将其逼入尼姑庵中。一个个阴险毒辣的手段直要将张庭秀一家彻底铲除而后快，同时也与张庭秀结下了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
当然，这时候的观众早已知道，张庭秀不但大难不死，而且还金榜得中，被授予八府巡案，当了个专门治官的官，报仇应该不成问题了；他的问题只是当初那个未婚妻“变没变心，找没找主”。所以他 “巧扮一个花儿乞丐”，还有那些顺口胡编当乞丐进监狱遭流放等悲惨故事，都是为了试探未婚妻王二姐的。
而在这时候，王二姐则彻底显示出了那个时代的妇女为捍卫基本的社会道德标准而做出的最决绝的选择：
二哥你今天回来的真凑巧，晚回一日不相逢。
苏大公子昨天下聘礼，明天就来娶我王兰英。
他称万贯家财我不爱，愿跟二哥你讨着吃，要着吃，一块受贫穷。
不仅如此，她甚至还为张庭秀提出一套完整的申冤方案：
大街以上纷纷乱嚷，说京城来了个巡按公。
十里长亭扎公馆．岁数不大堂口清。
你何不拦轿头去告状，我教你被告人儿名。
头一状是你告我父老王宪，是一女二聘罪不轻。
二一状你告胡知县，是做官贪赃法不容。
三一状你把赵昂告，是害你张家太苦情，
四一状你把二妹告，我一到大堂去证明。
上堂帮你说句话，是没钱官司准打赢。
而当张庭秀因怕她“走漏风声”而表示没有胆量告状时，她更是表现出难得的气魄，对他张口大骂：
二哥你说出泄气话，你可气坏我王兰英。
害父之仇你不报，是夺妻之恨你能容。
有道是人穷志不短，谁象你人穷志也穷……
如此，则将其凌驾于男人之上，作为社会道德标准的代言人了。人所共知，儒家向来讲究“仁恕”，只有在“杀父之仇”这个问题上例外，强调“不共戴天”，更何况同时还加上了“夺妻之恨”。所以，王二姐的一通怒骂，实际上便是表明了她的终极立场，即誓死遵守并捍卫基本的社会道德标准，她守候张庭秀是遵守，而她痛骂张庭秀则是捍卫。尽管她的遵守是那样痛苦，她的捍卫又是那样的无力（可以想像，如果张庭秀没有当官会怎样）。
当然，故事的最后是因张庭秀假意往外走，被王二姐拉断了系腰的稻草绳，掉了黄金印，事情终于真相大白。而王二姐苦等二哥的道德问题也变成了情感问题：
我等的不是黄金印，等的是二哥你一片真情。
当然，今天的观众们完全可以忽略这一点，因为张、王二人虽然已经有了婚约，可是却并没有在一起真正相处过。就算是张庭秀当年进京赶考离开时，也只是“隔着竹帘”给他送行，并且交换了一下婚约证物——连照面都没好好打过一次，很难说有什么“真情”，若说是“真义”还差不多。
当然，是“情”是“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最后大团圆的结尾，使得本来的悲剧故事有了一个皆大喜欢的结局。有人说，中国是没有真正的悲剧的，即使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或《孔雀东南飞》这样的纯粹悲剧，也要有一个化蝶或化鸟之类的团圆结局。也有人说，西方的悲剧多是命运的悲剧，表现的是命运的不可抗拒性，如《哈姆雷特》或《俄底浦斯王》；而中国的悲剧多是社会的悲剧，当剧中的主人公的社会地位改变后，悲剧便可以彻底转扭转，甚至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身成为喜剧。这其中典型的作品，除了上述《梁山伯与祝英台》《孔雀东南飞》外，如《窦娥冤》《玉堂春》以及薛平贵与王宝钏、薛仁贵与柳金花、刘知远与李三娘的故事，皆是如此。究其根本原因，也许正是由于西方人的命运悲剧往往只是源于命运本身的无常捉弄，而中国人的命运悲剧却往往都源于社会的残酷无情。也正因为如此，在国人的意识中，便很少有人思考更深层的命运问题，而仅仅寄希望于改变个人的社会地位进而彻底解决生活中的艰难困苦，乃至恩怨情仇，为不幸的生活赢得一个团圆合美的结局。也许，这正是《回杯记》为历代的寻常百姓所喜爱的一个原因吧？这一点，在原故事《醒世恒言·张庭秀逃生救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不妨参看。而拉场戏《回杯记》的卷尾诗也点结得恰到好处：
辞别恩妹回公馆，升堂问案把冤平。
登门过府接恩妹，张灯结彩鸾凤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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