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沙书场，只能靠放电视吸引部分老年客。本报记者 瞿艳花 摄
小三弦和琵琶奏出“登格里格登”的妙韵，袅袅的吴侬软语吟唱的是萦绕在江南水乡的梦，构筑了许多上海人幼年记忆中抹不掉的音律。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有媒体发表过一篇名为《评弹最后的“登格里格登”》的文章，认为这项上海本土的“草根艺术”即将走向穷途末路。不幸的是，这一切似乎都逐渐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
评弹一度在上海辉煌过，如今渐渐陷入尴尬的境地。本报记者 吴恺 摄
3月1日，新场古镇“第一书场”在完成内部装修后，是否能重新开业还是个未知数。而在同一天，同样拥有百年历史、已成危房的下沙书场将进行推倒重来式的大修。书场，作为曾经兴盛的上海一大文化场所，面临的绝不仅仅是装修难题，还有艺人流失、精品流失、观众流失……百年书场一家又一家地关闭，甚至只能搬进防空洞中求生存。
在这个繁华都市的角落里，能否留一处让时光停滞的地方？年轻一代能否走进书场，为保留本土文化尽一份心？这些，都不得而知。
本报记者 瞿艳花 丁元元
>>>“第一楼”的艰难决定
每个月亏损几千元，下月是否开业仍在激烈争论中
“第一楼”书场不知能否开张？ 本报记者 瞿艳花 摄
走过新场古镇高高的石拱桥，一座三层木结构的房舍凭水而居，“第一楼茶园”这几个字赫然在目。小桥、流水、人家，古镇依旧充满了古韵，然而自今年元旦前夕开始装修到现在，第一茶楼至今闭门谢客。
当地居民告诉记者，“第一茶楼”始建于清同治末年（1874年），因造型别致、保存完好，被称为“江南第一楼”。三层楼房的底楼是闻名江浙地区的书场，只要花两块钱，就能进去听一场评弹，外送一杯茶水。由于价格非常实惠，第一书场成了当地居民和游客喜欢去“坐一坐”的地方。
“马上会开的。”“公告上贴出来的，会开的。”许多居民充满期待。然而此时，承包该楼的某连锁茶楼内部却在做着“一个艰难的决定”。
“原计划3月1日开始重新营业，但现在是不是开，一切都是未知数。”该茶庄经理彭先生无奈地告诉记者。自2005年新场古镇开发以来，该连锁茶楼就进驻古镇，并承包下了整个“第一楼”，在和新场镇相关部门协商后商定：底楼延续百年书场，二、三楼开现代化的连锁茶楼，挂两块牌子，书场由他们公司负责经营管理。
然而经营多年后，他们却发现，古镇开发并没有带来预期的人气，与茶楼其他分店人满为患的境况相比，第一茶楼却连年亏损。另一方面，年轻人对于传统艺术消费愿望不强，导致来听书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无法拉动消费，“而两三元一人的茶资更显得杯水车薪”。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天说书的工钱加上房租和人工的成本，至少需支出200元，而来听书的每天只有20至80人，入不敷出。
“照这样下去怎么做？光这个书场我们每个月就要亏损几千元，我们一直在用其他分店的盈利在补贴书场开销。”彭先生无奈地说。
今年春节前夕，其他分店人满为患，人手忙不过来，而第一茶楼依然冷冷清清，于是总公司决定将第一茶楼的工作人员全部抽调出去，第一茶楼由此关门装修，而古镇书场也同时关闭。
按照计划，3月1日将重新营业，但是开还是不开？彭先生自己也非常迷茫：“我们公司内部一直在激烈争论中，但是书场生意惨淡却是不争的事实。”
>>>百年书场路在何方？
年久失修几成危房，搬进防空洞“连安全要求都无法达到”
入不敷出：书场靠放电视、泡茶水维持
“八妹，倒杯开水。”“啥时能听说书啊？”走进逼仄的浦东新区下沙西街，远远就听到了一片嘈杂的喧闹声，抬头仰视，“下沙书场”三个白底黑字古朴而庄重。
老人们口中的“八妹”叫周裕芳，今年62岁。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下沙供销社承包具有百年历史的“下沙书场”至今，已历经18年。
与书场一墙之隔的地方，是周裕芳的家，现如今两幢房子已经被打通，开书场并不赚钱，虽说房租每月只要两百多元，政府每个月也会象征性补贴老两口三百多元，但是来听书的每人只收取2.5元，扣掉茶水和房租成本，连保本都难。说书艺人的工钱、水电、房租等费用，全靠老两口开老虎灶泡开水、卖点油盐酱醋来补贴。
“现在维持一个书场真的太不容易了。”周裕芳无奈地摇头，以现在的工钱，请一个好一点的说书先生少说也要200元，“只有这样才能吸引一百来个老客户，如果找差一点的，每天只有二三十人。”
有时，实在没有钱请说书先生，周裕芳就在书场正前方放一台老式电视机，在没有书听的日子里，老人们还是习惯来书场坐一坐，聊聊天。今年春节前，说书先生的工钱一场涨到了250元，周裕芳实在无能为力，于是这台电视机一放就放到了现在。
“全凭老哥们看得起，在空当期花上一元钱来泡杯茶喝，让我们维持到现在。”周裕芳说。
年久失修：铁管代坏梁，无奈拆光重造
然而，更让周裕芳揪心的是书场日益破败的环境。“你看，这房子都快塌了，一下雨还漏水。”记者看到，空旷的书场内，墙砖斑驳、线路裸露，几个布满灰尘的红灯笼突兀地悬在屋梁上，书场屋顶简易的钢梁锈迹斑斑，上面吊着最老式的长条灯管和电扇，说书先生的台子、听客的长条凳也都“上了岁数”……不仅如此，由于年久失修，屋顶简易的钢梁已锈迹斑斑，还出现漏雨、木梁歪斜等现象，书场内不得不撑起一根铁管，以支撑歪斜的木梁。
去年年底，在老人们和社会人士的奔走相告下，“伤痕累累”的下沙书场的大修方案终于出炉：由航头镇政府筹集维修资金，南汇供销社下沙分社具体实施修缮事宜。
昨天，记者看到，工人们已陆续进入书场，将家具摆设一一搬离，而从3月1日起，书场将正式闭门维修。“整个外墙全部拆除，只保留房屋骨架，几乎等于新造一个房子。”
前途未卜：百年书场还需政府部门扶持
这几天，黄桂芸一直忙着张罗下沙书场的装修。“他们找我来跟施工队沟通，比如施工队想弄铝合金窗户琉璃瓦，老人们却喜欢格子窗小瓦，我就帮他们将意见反映上去。”
虽然下沙书场终于维修了，但黄桂芸却依然忧心忡忡。他曾经是新场第一书场的操办人，作为书场衰弱的见证者，他也倍感痛心。以新场为例，解放前后，新场一共有大大小小二十多家茶馆说书，即使在2005年经营第一楼书场期间，高峰时间也有两三百人来听书。到如今，不光书场没了，连适合老年人喝茶聊天的茶馆也不剩一家了。
“不仅如此，即使依然勉强营生的书场，日子也并不好过。”黄桂芸说，下沙书场几成危房，而浦东新区惠南镇地区的百年书场清湖阁几经易址后，现在搬到了一个防空洞里，“连安全要求都无法达到。”
“书场越来越少，政府部门应该加强扶持，让书场延续下去，不应该只是承包者一个人的事。”黄桂芸说。
记者手记
年轻人进书场：给评弹一次机会，给自己一次机会
关于评弹，一直想写点什么，却又始终不敢下笔，生怕只字片语承载不了自己想要表达的分量。作为一个年轻的“听客”，虽然听书时间也就一年多，却是至少每周一回，对于它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
记得自己刚走进书场的时候，最不习惯的是老年听客们的目光。我去过上海很多家书场，遇到过的和自己同龄的听客屈指可数。刚开始，很多老听客投在年轻人身上的目光甚至不少于对于演员的关注。甚至有一些后来熟悉的演员都曾提起，自己在演出时都很容易注意到我。
随着自己欣赏水平的提高，我也在思考，评弹吸引自己的究竟是什么。不仅仅是精彩的说表、优美的唱腔以及让人会心一笑的“噱头”，演员的讲述中，还融入了很多知识以及人生体悟，而作为文字工作者，我还经常琢磨书目细节之美，以及种种讲故事的技巧。凡此种种，让我深深觉得，在二十几岁的年纪与评弹相遇，是自己的一种幸运。
因为自己喜欢听书的“名声在外”，也有人和我探讨，像昆曲这样阳春白雪的传统艺术，如今已经可以吸引很多年轻人的兴趣，而走进书场的“70后”、“80后”却屈指可数。
记得第一次和毛新琳先生长谈，他也问过我为什么会去听书。“走进书场之前，演员也好，媒体也好，把传统艺术说得再怎么好，也不能让我信服，”记得我当时回答说，“直到我亲耳听了评弹之后，才发现自己被它深深吸引。”
在这里就当是为评弹做一个广告，和我一样的年轻人们，不妨去一次书场吧——给评弹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次机会。
调查
城市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那些曼妙的韵律似乎已随着一代大师们的离去而杳然不知所终。作为许多老年人精神寄托的百年书场关门，在外行看来也许算是个一个新闻，但在圈内人看来，竟已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艺人收入从1套房到1平米，演出从创新到“重复劳动”
从新中国成立前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评弹艺术的“黄金时代”，当时的上海滩，书场总数超过300家，最大的书场可以容纳近千人。
评弹是苏州评话和弹词的合称，前者只说不唱，俗称“大书”，后者且弹且唱，俗称“小书”。国家一级演员、张调传人毛新琳仍然记得，人称“巧嘴”的评话演员金声伯，当时一天演出的收入就是一两金子，三到五个月演一回全本《七侠五义》，所赚到的出场费就可以买一套房子。
经历了“文革”时期的停演，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书场几乎又都变身为了舞厅，然后越来越少。上海评弹团副团长徐惠新说：“现在上海号称还有100多家书场，但市区里每天演出的整书场我估计不到20家。如今在上海，能有200多名观众，已经是很好的演员了。”
听客的数量少了，整体欣赏水平也随之下降。很多演员自己都承认，说书先生的竞争意识也弱了，艺术上最可贵的创新少了，15天一个轮回的长篇演出有时对他们来说只是简单的“重复劳动”。
无论在艺术成就上还是经济收入上，评弹演员都无法达到前辈们的高度。现在一个水平不错的国家二级演员，年收入差不多也就五万元。“要按房子算的话，演出三五个月的收入，未必能买一个平米吧。”
听客70岁只能算是“小弟弟”，书场成孤独老人交友地
就在繁华的南京西路地铁站对面——一个小弄堂里，鲜为人知的是，这里就是上海评弹团和乡音书苑的所在地。每天下午1点半，总会有一群听客向这里汇聚。
上海大学退休教师袁先生是乡音书苑的长票持有者，听书早已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袁先生年轻时就喜欢评弹，提起年轻时“追星”的场面，60多岁的袁先生依然津津乐道：“那时候看蒋月泉演出，散场了还不走，等着他换完衣服出来，胆子大的人上去和蒋月泉搭讪。”
在书场里，你几乎看不到50岁以下的年轻人，如果遇到一群老听客比年龄，70岁出头的，绝对只能算“小弟弟”。
一年365天，一些书场可能只有在春节才休息3天，很多“空巢”老人风雨无阻。遇到好的先生，一些“发烧友”甚至还会追着演员每天赶不同的书场。
老听客中，绝大部分是年轻时就已经迷恋上了评弹，也有一些是退休之后百无聊赖，于是走进了书场。“很多看起来上了年纪的老年听客，往往也可能是新听客。”在书场里，会有少数的听客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梦乡，但没有人会为此感到诧异。在这样一个氛围中，无论是学识渊博的教授，还是缺少关爱的孤老，都可以成为无话不聊的朋友。
在书场里，老人的话题除了评弹，还有许多家长里短，自己去哪里旅游了，谁家孩子结婚了，哪个老朋友生病了——虽然有演员觉得，这种现状降低了评弹听客的整体欣赏水平，但不容否认的是，书场俨然是老听客们的一个精神家园。
生意为照顾老听客票价只得低廉，演员为50多元“爽约”
一张书票25元至35元（购长票可享对折）的乡音书苑应该是上海最“高端”的书场了，在上海绝大部分的书场，票价低到年轻人无法想象。10元，5元，甚至更低，比如，七宝书场2元，三林世博家园2.5元，还附赠一杯香茗。低票价的重要原因在于老听客的承受能力有限。
但书场关门，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去年，沪上颇有名气的玉兰书场结束营业，就是一夜之间的事。上海市区内仍在演出的历史最悠久的卢湾区雅庐书场，现在同样面临着可能被拆迁的尴尬。
徐惠新说：“书场真的是想开就开，想关就关的，和评弹演出团体之间是没有联动机制的。市区内的书场大量关闭，而在市郊新开的书场有些只是为了装点一下当地的文化含量。”
就在去年，本报记者曾与上海一家书场的负责人深谈，想说动他开设周末的日场，吸引青年人陪着老人一起走进书场。但这位负责人对此并不热情，他也向记者倒了很多自己的苦水：“你也看到了，我们这里票价这么低，就是不想给老年人加重负担，每天的门票收入满座都未必够支付演员的费用，如果遇到刮风下雨，那就亏得更多了。”
更让他不满的是一些演员的唯利是图：“每次的演员安排都是提早预约好的，但是爽约的情况也屡有出现。有些还客气一点，跟我解释说家里有事，有些就直接说，你不加钱，我就不来演了。这个圈子很小，我一打听就能知道，某些爽约的演员是在别的书场演出，那里的演出费每天比我这里多50元钱。”
虽然书场的经营举步维艰，但这位负责人表示，自己还会坚持。有关政府部门也向这样的文艺演出提供了补贴，但在他看来，方式不尽合理：“他们是出资购买了评弹团的演出，但将会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团里安排到书场的可能是艺术上不成熟的演员，而演员又觉得自己没收你场方的钱，不必事事听你的。”
书场的烦恼还有很多：“很多演员都上了年纪，突然发病，我还要送他们去医院。每天来书场里那么多老人，万一有什么意外，我也担不起责任……”
传承青年演员流失一半，越是好苗子，走的时候越坚决
著名评弹演员高博文在他的微博上写道：“和一众前辈在侃京剧，书画，惜乎我们的青年演员一点都不感兴趣，评弹危矣。”字里行间，透露着对评弹艺术传承的担忧。
虽然苏州评弹学校、上海戏曲学校仍在为评弹培养后备人才，但这其中也有不少难言之隐。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苏州评校每年大量招生，生源水平良莠不齐，经过5年的时间，很多孩子拿到了大专文凭，却并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评弹演员。上海戏曲学校则规定必须招满才能开班，这也使得一些天资平平的孩子跻身其中。”
更可怕的是优秀青年演员的流失。当年上海评弹团有一批青年演员一共13个人，现在留在团里的只剩下了6个。徐惠新不无痛心地说：“越是那些好苗子，越是觉得自己离开评弹团，可以获得更好的生活，走的时候都非常坚决。”而留在评弹界的，可能反而是一些资质平平的青年演员。
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比如刚出来跑码头的年轻演员，“只要把一本书背出来”也能获得一份还算稳定的收入，但想拿到高薪却很难。另一方面，让那些20岁出头的青年演员面对一屋子的老年听客，他们的感受实在可想而知。而青年演员则双眼紧紧盯着老演员：看看他们的艺术地位如何？经济收入如何？前辈在两方面的表现恐怕低于他们的预期，所以他们也有理由选择偷懒。
支招
吴语专家、上海大学教授钱乃荣表示，新中国成立前后吴文化是非常强势的，吴方言的后期代表是上海话，前期代表就是苏州话。如今，苏州评弹的式微，可以说是整个吴文化的一个缩影。钱乃荣也会唱评弹，他说这是童年的熏陶所起的作用。“海派文化的主要特色是融汇东西方的大众文化，评弹等很多艺术形式，既然被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保护，重要的是有一系列具体的扶持措施和经费来支持。”
如今，越来越多的上海人开始熟悉乡音书苑这个名字，但并非因为评弹，而是因为一家民营剧团每周在这里进行两场相声演出，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如今已是一票难求。而在评弹团内，也已经有睿智的眼光注意到：“看看周围好多民营社团，那种闯劲、钻劲，我们很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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