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在保定安国的敌人监狱中
一九四二年秋,我被从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位于河北保定的安国日本军司令部,押送到河北保定安国县城伪政府的老监狱,高高的青砖墙围着,靠门边有四五间用木棂子隔开的单人监房,单监房对面有两套比较宽的大监房,院子里有棵老槐树,监门口有一间小房子,监门上留有一个小洞口,外边给亲友送东西都要从这个洞口拿进拿出。靠墙有一间厕所。
我刚进监狱时只见鬼子给监狱里一个管理的人一张纸条,叽里呱啦说了几句话就走了。那个人(后来知道是监狱长)就叫看监人把我关进一个单监房,我是孑然一身,什么东西也没有。牢房有一米左右宽,两米多长,里面脏得很,一把大铁锁锁着。
只见大监房的难友从木棂的空隙探头看我这个“新客”,这里比水磨屯岗楼和鬼子日本军的地牢好得多,这里我住“单间房”,没人挤我了,而且是木地板,空气也比较流通。
只是秋天蚊虫特别咬人,在地牢里的人多,蚊子的侵袭大家分享,这里我却成了它们唯一的对象。大白天嗡嗡叫,手上脸上都被咬起了疙瘩,打死一个又来一个,它们不会吸取教训的!没别的办法也只有不间断的与蚊子较量着……
中午,开饭了。守监的人给拿来一碗稀浪浪的稀饭给我,说:“新来的,我还多给舀了半勺呢!吃饭。”看着稀饭,心想这一碗要支持到下午饭呀?由于肚子饿了,几口我就吃完了,碗筷放在门边。
守监送饭的这位老人,见我是“新户”,来拿碗筷时,问我是不是八路,我也爽朗地回答他:“是不是,反正他们是把我当八路抓来的!没把我打死,现在又送到你这里来了。”
我对他说:“老大爷,一天两碗稀饭,时间长了不活活饿死人呀?我是山东人,这里又没有亲友,请想法子多给点吃的?”他说:“没法子呀,像你这样的已送来过好几个了。鬼子送来是不给监狱粮款的,寄押在这里的,县里的法官问一问,不久就提走了!不过,我想法子多给你一点吃的就是了!”
有一次放风,我认定那个是监狱长的人,我就对他说:“监狱长先生,鬼子把我当八路抓来,现在押在你这里,饭吃不饱,不要饿死呀!”
“没法子,上边不拨粮款,你这里有亲友吗?叫外边接济一点吧!”
“我是山东人,这里哪有亲友呀!”
“好好好,慢慢想点法子吧!难呀……”他说着,生怕和我多说,很快就走开了。
第三天早饭后,两名皇协军把我捆了,押送到一个古老的,像庙宇式院子的一间屋里,两位法官模样的中国人提问道:
“你叫张五吗?”
“是!”
“多大了?”
“二十一岁。”
“哪里人?”
“山东鄄城县铁炉庄人。”
“皇军为什么抓你来的?”
“他们说我是老八、老共党。”
“你是不是呀?”
“我是个铁匠,我铁炉庄的人,那里人人都是铁匠!”
“皇军说你自己承认是八路军了,怎么到这里又不认帐了呢?混蛋,胡说八道可不行呀!”
“我给八路挑过几天东西,我跑了,又遇上皇军,皇军说见他们跑的人就是八路军,他硬说我就是八路呀,啥法子呢?”
“噢!这话可是真的?说了是八路,写个悔过书就可以把你放了!行吗?”
“什么悔过书呀?我不懂……”
两个法官似乎有点厌烦了,两人互相递了个眼色后说:“张五呀,你年轻轻的,皇军把你寄押在这里,叫我们审问下你,你愿意写个悔过书,我们就可以想法子放你回家,你说呢?”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是个铁匠,你们放我回家吧!在这里我吃不饱,要饿死的!”
“算了,你不愿意认帐,我们也没法子。吃不饱你向监狱长讲。铁路的巡警,各管一段,我们管不着,来人呀,把他押回去。”
早饭后,监狱长走来对我说道:“张五,这里又来了个'新户’,你到对面大监房去住,这里让给新来的!”
我听到监狱长的吩咐,很高兴。当时我这样认定,开始把我押在单监房是当作重大案情对待的。
经昨天两法官的提审,可能认为问题不重大了,同时又来了新户,所以今天监狱长才这样对待我。一个人在监房,连说话的都没有,真的是太孤寂,太痛苦了!
我被提到大监里,难友们很亲热的忙着招呼我,按照监狱长的旨意,我在大铺的中间住下了。因为我已是住在这里十几天的老囚犯,在放风时的谈话中,大部分难友也知道我的案情,也许他们认定我是八路,所以有几个年轻的难友就凑拢来和我交谈,并且一致说从单监转移到大监来是个案情减轻的象征,说些祝贺的话来安慰我,我心里也象轻松了许多似的……
在和难友们的接触中,我知道大监里的近二十个难友中有半数的人是被指控为通匪(指通八路)的嫌疑犯被关起来的,也有因民事官司被押的,还有打架被押的,多数是本城人,也有几个乡下人……他们是自己家里人送饭吃。也有在监外包饭送来吃的。
我这时的主要问题是吃不饱,共产党教会了我任何时候都要走群众路线,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于是我就通过各种方式,透露我吃不饱的问题,希望大家帮助,有的青年人很快就拿他吃剩下的白馒头叫我吃。
老年人感到我可怜,也拿东西来叫我吃。一时馒头、大肉、面条……我又吃不完了!
难友们源源不断伸出手,使我的身体渐渐变好起来,大家没事就是聊天,天南地北的扯,什么事都聊,也有看唱书的……我为了感激难友的帮助,就给难友们讲故事,讲聊斋上的“胭脂”、“画皮”、“钟声”……后来难友们又拿唱书叫给我他们讲,有的书如曹雪芹的“红楼梦”过去我是看过的,我就边看边讲,后来又讲“七侠五义”,通过讲故事,难友更加对我好了……守监的王大爷对我也好起来。看我给大家说书,有时也在窗口看看笑着走开,很少吼大家了。
在我和难友们日益亲密起来的情况下,我暗暗在注意寻找如何逃出去的道路,从难友们交谈中知道,大槐树下的单监房被押的张团副(伪军的一个团副,,因被人告发私通八路的嫌疑而被押),在监狱里是还可以自由活动的“犯人”。有时他也在门外听我说书,有人告诉我,他可以向外边通消息,说他的案子也快结束了。
我有一次在放风时遇到他,关心地问道:“长官是因为什么案子被抓的?”他只是点头笑笑,也不回答我的问话。我也不好再问他,他左右看看,很机密似的忽然对我说:“小伙子,你说书还说得不错呢!交个朋友吧!”悄悄地给了我几元伪联币,叫我留在身边用……
不知什么原因,我的打摆子病又犯了,对我又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这时我正在给难友们读“七侠五义”的唱书,大家也为我的病非常着急,本城的几个难友都为我带信叫亲友找治“摆子”的药——奎宁丸。
这次的疟疾来得突然,前两次都是隔日疟,这次是一天一次,两天过后全身软绵绵的。我也向守监的王大爷求情给我找奎宁丸,万一找不到就请给我找甘草、甘遂两种草药,和一贴黑色膏药治疟疾。
吸取过去的经验,况且我又是在狱中,为快点把药找到手就向王大爷讲清楚这两味药是“反克”的,俗称“断肠散”,在一个药店人家是不会卖给的。
王大爷一听急忙摆手说:“小张呀,你想死呀!你死在监狱里,我可吃不了兜着走呀!年轻轻的想走这条路干吗?不行,不行……”
我又向他解释说道:“日本人没把我打死,活到今天,眼看我就要得救了,现在我怎么还有想死的道理呢!这是人家治疟疾的验方。我过去犯病就是用这个方子治好的。我要骗你,我还会说这药叫'断肠散’呀?这药是外用的,是贴在肚脐眼上,又不吃在肚子里,怎么会断肠呢!”
在我向王大爷求情和解说时,有个难友说:“王大爷,你怕出事,请你允许我告诉我的家人买这两味药和膏药,出了事没你的关系。”
在大家的恳求下,王大爷才答应说让他到药店里问一问老医生有没有这个验方?如真的不会出事,我愿意为你买药,我算行个好!
次日上午,王大爷把药拿来了,他像是很高兴地说:“张五,按照你的说法,在发病前一个小时下药治病,由我来给你办!希望你药到病除!”
“谢谢王大爷,你真好呀!”
下午一时许,王大爷把药如法办理了。三时许,王大爷过来问我:“怎么样?发病的时间过去了吗?”我说:“果然药到病除!”
讨我命的疟疾鬼被驱走了,等天黑后把药去掉,肚脐眼边还是烧起了几个大水泡。同狱的难友都为我庆幸!说些吉利的话来安慰我!王大爷、张团副隔窗也说好,难友们把家里送来给自己吃的好东西,匀下来叫我吃。真的,难友们太好了!
没有他们,我这条命没死在鬼子的手里,也要丢在病魔爪下了。
我深深地从内心感谢他们,包括守监的王大爷在内…… 病好了的第三天上午,我正在给难友讲到“七侠五义”中的南侠展昭请来鬼谷子先生商议大事的时候,王大爷走到监门口大声说:“张五,不要说书了,来了两位军士要提你出去!”
我问:“又提审我么?”
“不是的,这里有条子,是提你送往石家庄的!”
“上石家庄干什么?”
“那就不知道了。”
两位军士在一旁插话说:“你问这干什么,叫你走,你就走!快快!”
无奈我急急向难友们道别,大家预祝我:“但愿你早日回到家乡!”我也对难友们祝愿说:“但愿同胞们的案子早日了 结,早日得到自由和幸福!”
半个多月的难友交情,大家依依惜别了….
两名皇协军用绳子捆了我的双手,走出监门向城门西走去。路边有一辆汽车,上面已站了几个被绳子捆了的人,敌人把我也推到车上,汽车在秋风中飞一般的奔驰着……
第四节 在鬼子的石家庄劳工教习所
汽车在公路上飞驰,凉风扑面而来,使我感到有点发冷了。我用被紧紧捆着的手握住车梆,眼睛四处观望着空空如也的大地。现已是场光地净的时候了。
汽车驶进了城近郊一个有高高围墙围起的大园子门口挂着“日本大皇军石家庄劳工教习所”的牌子。名称起得还很“文明”的。除几个鬼子兵站岗外,还有几个手拿木棒的皇协军相陪。
不一会,又从大门里边走出来五、六个身穿号服的人,一看就知道也是被关的人。突然我在五六个穿号服的人中发现一张非常熟悉的面孔。
我警惕起来了。心想糟糕,他不是我们电训队第六期的学生,共产党员一排长宋勃吗?他毕业后分配到六分区当报务主任了,想不到在这里见面了。如果宋勃叛变了,我以前的一切努力均前功尽弃?
宋勃见到我,似乎也很惊讶,两眼斜视着我。他把我拉到他的身边,他又叫其他几个穿号服的人招呼那几个,他的这些动作似乎是这几个穿号服人中的小头目?几个鬼子押着向院坝走来。
我心里忐忑不安的跟在宋勃身后走着,来到一个有两长排房子中间的一个坝子里停下,一个军官模样的鬼子吼道:“你们的,统统把衣服脱光。”用手指着院坝一头放着的四个大木桶:“去洗过澡的……”
这时,宋勃又向我们解释说:“皇军叫你们脱光全身衣服,跳到木桶里去洗澡,桶里装的是消毒水,怕从外边带进传染病来。脱吧,人人非洗不可的!”
他说完了又看了看我,对我说:“你、你、你去洗,去洗,非洗不行!”于是大家把衣服脱个精光,跳进了大木桶,两个鬼子还监督着,一定要来个鸭子钻水,全身不露的泡一下。
水里一股很大的药气味,洗了后还要在院坝里光屁股跑几圈,秋天气候已经很凉了,浑身起些鸡皮疙瘩。
宋勃示意可以穿衣服了,他们把事先预备好的,消过毒的衣服叫我们换上,宋勃拿一套半新的衣服递给我。从他对我的表情看有警惕又有亲近的神色,我想难道这个学员叛变了?有可能的,他像个小头目,不叛变,敌人会叫他当头目吗?又想宋勃一向表现不错,是个很好的共产党员,又是六区的报务主任,如果真的叛变投敌,敌人不会叫他平安无事地留在这里,恐怕早就让他带鬼子兵到根据地干坏事去了?!这样想又觉得他不会叛变投敌?!所以他对我才表示亲近?……
我一边猜想着,一边等待着安排。只听一个鬼子指着宋勃说:“你的,把他们……”一只手左右摇摆几下,示意是分配安排的意思。
宋勃回答说:“是,是,是。”他把另外几个分别划给了那几个穿号服的人,把我和另一个年轻人留给了他自己(后来知道那几个也是小小的头目)。
宋勃把我俩带进一排长长的走廊式的屋子,中间有个过道,两边是一长排用砖和泥土砌起的通铺,每隔一段有一个小屋子,进大屋后宋勃把另一位指了一个地方挤着住下,把我带到一个小屋的板壁跟前,那儿有一个小的空隙,当着一些难友说:“你就住在这里,我就住在这个小屋里,有事情要喊报告……”我装着和他不相识的点点头。
折腾了老半天,宋勃从小屋里丢给我一条薄棉被,终于算住下了。开晚饭的钟声响了,难友们排队去厨房打饭吃。
宋勃对我说:“你用不去了,等一会找人给带来!”他说后很快走了,不一会他拿着几个窝窝头又端一碗菜汤回来,把我叫进他的小屋里,急切的用双手握着我的手说:“哎呀!你怎么也遭了,快快吃饭,这是我领的饭菜吃吧!慢慢吃,吃饱了慢慢说……”
他的眼睛已经湿润了,我这时心里不知怎的,似乎预感到轻松些了,我俩边吃边谈着。
宋问:“你怎么遭的呀?”
我说:“为了同学们的安全,我一人被鬼子捉住了。”
“在什么地方?”
“定县水磨屯!”
后来我还是向宋直接了当的提出了问题,问他道:“宋勃,你的身份被敌人知道了吗?”
宋说:“指导员,你放心!你信不过我呀!敌人怀疑我是八路方面的村干,把我抓来的,我一直没承认,现在也和家里人联系好了,准备花钱保释出去!”
“小宋呀!对我要说实话,我是什么也不怕的!在这里怎么能叫指导员呀?”
“不行,我见到你有些警惕,心里又高兴,又不放心,如果我俩叫敌人知道一个,我俩都完了!”
这时,我又紧紧握住他的手,点点头!我的眼眶也饱含着眼泪……
接着,他又告诉了我一些“劳工教习所”的情况,说:“凡是被敌人从外边押到这里来的人,都是敌人在扫荡中抓来的,没什么大问题了才送来,听说我们后勤的一个×部长也被抓来了,现在都关在城里,没囚在这里,敌人要他写悔过书,他不写,折腾得也不轻。这是从这里的武××总班长那里传来的。这位武总班长他说他是八路方面的人,不知是真是假?”
我警惕地问他道:“他知道你的底细吗?”
宋说:“我讲敌人把我当成是八路方面的村干抓来的。”
我说:“千万注意这点,敌人很可能在这里头安插进来了奸细!”
因怕吃饭的人回来碰见,就没再说了。最后宋勃告诉我,有啥事就找他,吃饭他每餐都给我留点,吃不饱就回来补充补充。
在外表上,还是保持素不相识的“同犯”关系的样子……后来我知道,宋勃是管我们这一栋房子的头头,人人都喊他组长。
这里总共有四栋这样并列的大房子,管整个“难胞”的就是宋说的那位武总班长。鬼子没人住在这里,夜里鬼子兵有巡逻队逛逛、走走……
到“劳工教习所”之后,宋勃一再告诉我:以前向敌人承认了的口供不要变,免得引起汉奸翻译的怀疑。
因此,在“劳工教习所”审讯科的几次审讯中,我还是按原来的口供,一直没变。从此之后就没有再审讯过我了。
我估计安国县监狱两位法官的审讯,可能是帮了我的忙,可能是按八路的嫌疑犯认定对待的?!我还得要感谢那两位法官同胞了!
敌人的“石家庄劳工教习所”实际上是个“俘虏集中营”,有鬼子看守营房、碉堡。内部主要是以俘虏管俘虏。后来知道,这里所长叫张子元,设有审讯科、处理科。审讯科科长李西宁、李滨。他们只是根据敌人送来的材料,查对一下,一般都没用刑了。
处理科科长王振丰是管对“囚犯”的处理的,花钱保释或卖给煤窑当苦力,“所”里可以得一批收入。
“劳工教习所”里的一些伪职员,主要还是听鬼子们的指挥,他们究竟是不是铁杆汉奸,那就不知道了。
从“日本大皇军石家庄劳工教习所”这牌子看,应该是一个教育劳工的文明场所,但这里实际上是杀害和折磨中华儿女的人间地狱。
鬼子对“囚犯”实行强制的奴化管教,院内经常有一队队的武装日本兵在巡逻。每天早上起来各栋房子住的“囚犯”都要集合到院坝里,院坝一端有个平台,台子的两边钉着几个木牌,上面用中国汉字写着很大很大的反动标语,每次集合在这里,有几个全副武装的鬼子兵站在台子上,另有一名翻译官在台子中间给大家训话。训话完了,由翻译官按照标语牌领喊口号,他喊后大家要跟着喊。
大家对鬼子的这种强制的做法十分仇恨,觉得敌人真是太无耻了。抓来押在“劳工教习所”的绝大部分人是冀中抗日根据地的老百姓,极少数是像我这样的人。鬼子明明白白侵略中国,却偏偏说是帮助中国人建设什么“王道乐士”,明明是干的烧杀抢掠,却硬叫人们说是“与中国人同乐”……
在战场上枪对枪的拼杀,胜败是讲说不起的,对抓来的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百般折磨,饥饿疾病,活活把好端端的人逼死,这真是法西斯的野兽行为!大家面对现实,敢怒不敢言。冀中根据地的人民是有骨气的,不约而同地在这个现实面前想着对策….
被残酷镇压着的一群,虽在敌人的刺刀下,一股压抑的反抗声浪一次又一次在这人间地狱的上空飘荡着。有时翻译官怕鬼子发觉喊声不对,而叫重新再喊时,也总是混杂不清的…… 这种表演证实,敌人的“以华制华”的美梦在他用刀枪守护的场所也只不过是做成这个样子……
“劳工教习所”就是饥饿和疾病的“集中营”,死亡时刻在威胁着我们,天天吃橡子面粑粑(橡子是山林中野生的橡子树上结的籽籽打成粉)。有时给碗菜汤,盐有时也很少吃到,橡子面供应不上时,就煮一锅橡子面糊糊,橡子面根本没什么营养,吃了它不爱喝水的人常常解不下大便,但水吃得不当(水不开或生水)又会腹泻不止,弄得人人都面黄肌瘦的。人们病了也不敢说病,强挨着……
在这个大围墙外边,有一大片土地,周围用铁蒺藜拉起,是叫“囚犯”给鬼子们种菜的地方。有时烂菜邦邦,菜头也叫“囚犯”带回来交到“囚犯”伙食上。
在这里劳动时鬼子兵紧紧看守着的,有一次我也被派出来在这里劳动,秋天菜地里没有什么菜了,大家身体没力气,都是磨洋工,我偷吃了两个海椒和秋茄子,结果被鬼子看见了,狠狠打了我几个耳光。吃两个海椒和茄子,挨了几个耳光,这真是人间最野蛮的交换了吧?!
一个月过去了,饥饿威胁着人们,大家虽然发出了强烈的呼声,总班长、组长们也都替大家呼吁,但伙食总是没见好转,宋勃们的伙食也大不如从前了。他花钱保释的消息迟迟不见兑现,又见我的脸色还不如刚来时,他对我说:“这样拖下去不行,干脆派你到厨房去帮厨吧!俗话说'十年饥荒,饿不死厨娘’,'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厨房总是要好些的。”于是我又去厨房帮厨。
不几天,鬼子派人来管厨房了,厨房的活又累,也得不到多大的油水,我支持不了,宋勃又把我抽回来,还是他不断地从他的伙食中补充给我点东西。坐着没事,捉捉身上的虱子,少一些消耗,少得点病就好!
十月底的样子,天气已很冷了,不知什么原因,鬼子对我们这一群“囚犯”的管制更加严厉了。宋勃告诉我,他从武总班长那里听说鬼子把八路军的一个什么头头,因为不写悔过书而杀掉了,结果八路军最近派便衣进城了,把一个铁杆汉奸从城里捉走了,并在城里贴出传单,叫日本军司令部派人到城外某某地方收尸。还提出要日本军改善“石家庄劳工教习所”人们的生活等等。但情况究竟确否?一时也难以判断,不过听了之后,心里很高兴。
不几天,鬼子要修飞机场,又派我们这些“囚犯”去修,我听说这消息后,主动要宋勃派我去参加外出修飞机场的活。他勉强答应了,我估计他可能猜到我要去修飞机场的心意了!
每次派出修飞机场的约有六七十个“囚犯”,鬼子派出三四十个武装和几条狼狗紧跟着。从住地到飞机场要走一段路,大家都是慢慢腾腾的走,到了飞机场是平地坪、铲草、拣石子、砖头,我们拣石子、砖头,大家都是一手拿一块石头送到堆集点。扯草时是几根几根的扯,草长得高,草籽也多,大家把草籽送到嘴里嚼着吃。秋天的蚱蚂多,肉又肥,捉到有的就生吃了,这真是叫鬼子逼得人们茹毛饮血呀!
有一次我捉到十多只肥蚱蚂,用草杆杆穿成串,用鬼子丢的烟头把柴草烧燃,烧来吃,的确是香气扑鼻呢!鬼子兵见了,凑来看看,我两眼直盯着鬼子叫他尝尝,他笑着就走开了……
人们要活,就必想方设法的吃饱肚皮,这是必然的。吃茄子、海椒、草籽、蚱蚂是人在困境中的必然摄取,没有谁讥笑谁的。
“集中营”的一群中华儿女,并不是只为了活命,而是为了能自身保存下来,以谋求今后能回到战场和敌人重新撕杀,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出力,所以大家经受着各种各样的考验,忍痛品尝着这个“劳工教习所”人间地狱中各种各样的苦难……有的病倒了被敌人活活埋掉,有的死在房子里。这笔血债,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多次去参加修飞机场,目的是想寻逃跑的机会,根据我的观察飞机场比较空旷,一片空地,想从这块空旷的地方跑出去是不容易的,但我看中了飞机场上长得高高的茅草,和有些地方还残留着浅浅的墒沟(农民种田用犁犁过的沟),于是我在一次收工的时候,我压低身子,蹲在一簇草丛里,想借解大便的机遇溜掉,如果鬼子在集合时马虎点,查不出来,我就能在草丛中留下来,等鬼子走了后再逃出去。谁知鬼子还是很鬼的,排起队后,鬼子吼道:“人对人的站好,少一个的……”
我在草丛听得清清楚楚,知道这次失败了,于是便应声从草丛中走出来说:“在这里,在这里!”急急的归队。
一个鬼子用脚狠狠的踢我几下,并说:“你的坏了,坏了的!”紧接着另一个鬼子又到草丛处看了看,的确有我解的大便,便摇摇手吼道:“有的,有的!”似乎鬼子还怕没点清人数,就叫报数。大家就1、2、3……的报起数来了。结果查清够了,鬼子又揍了我两拳,才整队回“所”里来了。
再有两件事,我也记得很清楚的:鬼子在“劳工教习所”粉饰“文明”的表演。第一件事是有一次鬼子的一个大头目要来“劳工教习所”看看,把这里管“所”的鬼子和汉奸可忙坏了,要我们人人把脸洗干净,把房子打扫干净,睡铺也搞整齐,把病人集中关在另外的一间屋子里不让出来。有几天我们的伙食也稍稍好了一点,橡子面加了少许的玉米面,稀饭是用高梁米煮的了……
在一个晴朗的天,像是鬼子的长官来了。这里的鬼子头头,命令挑选100个年轻的人和驻“劳工教习所”里的鬼子兵一块“同乐”(这是我给起的字眼),共同做游戏,以粉饰其“文明”。这次我也是被派去的人之一。
我记得像是在鬼子兵住的一排房子边的空地,场地边有几名似乎是鬼子军官坐在几把椅子上观看。首先是做“击鼓传花”的游戏,我们这100多名“囚犯”和几十个鬼子兵混合围成一个大的圆圈站着。翻译官说明游戏的规则,在两面洋鼓,两名鬼子兵在松一阵,紧一阵的擂着,用一顶鬼子的军帽(因为我们都没戴帽子,个个都是被剃光了头的)顺圈传起来,鼓声一停,帽子落在谁手里,就算谁输了,就要表演节目。唱歌、出洋相、学狗叫……
看来鬼子的感觉,动作并不灵敏,输了受罚的还多半是鬼子兵,他们输了就唱呀、跳呀,很高兴似的,我们的人一是输得不多,再则,谁还有什么兴趣来表演呢!
你日本鬼子把我们关押在这个人间地狱,还假惺惺的说和我们“同乐”呢?这明明是强人作乐!我看这种场合,也不甘认输,输也得出口气,我寻思着找机会,结果我输了,轮到我表演节目了。
我也大大方方的对众人说:“我表演个老黄牛抵头。”我就把落到我手中的鬼子的帽子歪戴在头上,两手八字交叉,紧抱着脑袋,口里发出“哞、哞……”的叫声。先向一个自己的难友身上抵,折转头然后直抵一个鬼子的小肚子上,把这家伙抵得倒退了两步,抱着肚子直哼哼,他用手指着我吼道:“你大大的坏了的!”大家却情不自禁的笑了。
我在欢笑和鬼子的吼叫声中,把帽子丢向擂鼓的人,边走边发出“嘿嘿嘿”的假笑声,迅速回到我的位置上。由于是“同乐”,鬼子虽觉得不对劲,但又碍于在众人面前,所以鬼子也并没有借此对我们生事。
过了一阵,又作“丢蛋”的游戏,人群围着一个圆圈坐下,有一个拿一个用手帕结成的圆蛋,绕人而行。坐着的人不许回顾,只许凭感觉或背手去摸摸后边是否有“蛋”。丢“蛋”的人作着各种掩饰没有丢下去的动作,一边急急绕人而跑。如果丢“蛋”的人跑过来,那个背后落有蛋的人自己还没发觉身后有“蛋”而被捉住了,就算输了,就要表演节目。
在这场游戏中,因为我们的体力差,跑得慢,鬼子肥头大耳却跑得快,所以我们的人吃亏受罚的就多点,我们在做这个游戏时,也是想方设法的取笑鬼子兵,如有的难友在假装把“蛋”丢给鬼子兵时,用手摸一下鬼子的头说:“蛋……”结果没丢给他。而且只要是难友们“丢蛋”,对象总是鬼子兵。
有一个难友受罚,表演了节目,真是别出心裁。他学一个老头走路,走一步退半步,因为大家都知道鬼子很少懂中国话,所以他嘴里念道:老爷爷饿得走不动路了!唉!唉!就是你们这些王八羔子不好,你们挨刀杀的,说话时还用手指着鬼子兵,难友们哈哈大笑,鬼子还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呢!
也有些安分守纪的难友,怕惹事生非,受罚时只是学学猫叫,也没有什么叫人可乐的节目……最后大家啼笑皆非的散了……
第二件事是“劳工教习所”的鬼子还是为粉饰“文明”举行了一次“同乐”的篮球赛。在石家庄人们和我的心目中印象也是很坏的。事情还是由于鬼子们的头头来“视察”,有意这样做的?
就在上一次“同乐游戏”之后不几天,鬼子又选“囚犯”中会打篮球的人,组织一个“球队”,要在石家庄公开和“劳教所”的鬼子进行篮球比赛。
在我们难友中,也确实有些是不怕事的年青人,如李可(据他说是x村的一个青年干事刚结婚两天就被鬼子捉来了,20岁的样子),他听说这个选人组成篮球队消息后,就主动向武总班长报名自荐会打篮球,不到一天就有20多人报名。
宋勃问我道:“你是不是也趁这个机会出去瞧瞧?打不打篮球,先可以吃两天好伙食?”
我说:“会不会暴露目标?”
他说:“鬼子高兴的事你去参加,他还会不高兴吗?不会查什么的。”
在他的安排下,我也参加了十二名“囚犯”组成的篮球队了。“所”里没有篮球场,鬼子就拿了半新不旧的篮球叫我们在院坝练习,活动活动手脚。我们在伙房里吃饭也得到些照顾。橡子面掺玉米面蒸的窝窝头叫吃饱了,还有点稀饭,但身体太虚弱了,那能一时就补起来了呢!
一天两天过去了,第三天大清早,一个满嘴金牙的翻译官他自我介绍说:“办这次篮球同乐赛在球场上就不分什么皇军和你们'囚犯’了,该怎么打就怎么打。打输了也没啥,但不能和皇军打架……”
不知怎么的,吃早饭后整队出发后,翻译官叫我排头站(按个头我不算高的),并对我说:“你在球场上招呼招呼。”我也没推辞。
我们穿的仍然是“号服”(上衣背后有一块白布写着的号码,缝在衣服上的),长短不一,五花八门的。囚犯一字排开,前后还有十几个武装了的鬼子兵押着走向石家庄街上,街上站满了观看的人群,笑声、骂声、孩子们的吼叫声交织在一起。
我走在街上,四下观望,各商店门前人不多,象是生意也不好,街道墙上写着“加强第五次强化治安”……还有就是一些“仁丹”一类的商标宣传字画……
走到城区的一个比较偏僻的球场,这个球场三面有土墙围着,一边靠大路。看样子还是经常有人在这里打球的。跟来看这样的球赛的人也不少,但多半是半大的孩子,老年人也有。我们到球场时,鬼子的球队已早到在打球了。我们也下场练球。
以我的观察,我们十二个人中,也只有五六个可以勉强算得上“会打球”,有的连篮球的基本规则都不懂,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但难友们的勇气是可贵的。
翻译官规定我们在球场上不能脱衣服,就以“号服”上的号码作号码,我们刚刚练球不过十分钟,裁判员就吹哨子跳球了。
李可打中锋,我打后卫……球赛的战幕拉开了。前三分钟,双方都没得分(这说明我们的防守还是有实力的)。鬼子仗着体力好,跑得快,力气大,打球又野蛮,连连碰倒我们几个人。
李可有点冒火,他年轻力气还好,有几次和鬼子碰个两拉倒。往后我们的防守就支持不住了,鬼子连连得分,记分牌上出现:10:0、15:0、20:0、28:0。鬼子每投进一个球,围观的人们都发出啧啧啧的叹息声,我们每有机会向篮圈投一次篮,没有进球,人们都是自觉的发出“好好好”的欢呼声和鼓掌声。
我被这个场面感动了,心想石家庄的人们,在鬼子的刺刀压迫下,心还是热爱祖国的!向着我们这群被鬼子折磨的同胞的,我们的劲头也来了,互相冲撞的事也多了,双方似乎都有预感这是什么“同乐”,而是一场镇压与反抗的对垒球战……
鬼子球员对这种场面,似乎也感到有点不对头,打球的野蛮劲更大了。跟着看管我们的十多个带枪的鬼子兵,在连连乱吼着观看人们,球场的秩序有点“乱”了。
正在这时,李可趁鬼子不备,举手投篮得分,这下围观的大人、小孩欢呼起来,跳起来,球场上一片欢腾声,上半场还没完,裁判员一声口哨叫道:“暂停。”场上的比分30:2---
由于球场欢腾起来,押送我们的鬼子喊道:“回去的,回去的。”围观的人们又是一阵“哈哈哈”的笑声。
这场特别的球赛只进行了只有二十分钟结束了。我们虽然只得了两分,但大家(应该说这也包括石家庄看球赛的同胞们在内),思想上认为我们并没有输……这场特别的球赛,敌人用意是想让石家庄的人们知道他们抓到了八路军的俘虏,以炫耀其“战果”,并且对俘虏进行“同乐”的篮球赛,敌人的用意是何等的险恶啊!
结果呢?石家庄的同胞们(包括小孩在内)看到的被鬼子折磨成面黄肌瘦的一群,事实告诉给石家庄的人们,鬼子对“劳工教习所”关押的同胞实行着惨无人道的摧残。
当然,石家庄的同胞也看到了我们的篮球场所表现的顽抗精神,一阵阵的掌声和欢笑声,凝聚着石家庄同胞对我们的同情和由衷的赞美!难怪全副武装的强盗们,只被一阵哄闹,就吓得赶快收兵罢战,他们是多么害怕正义,害怕人民群众呀!
鬼子这场粉饰“文明”的表演又灰溜溜的罢战收兵了!事实证明,石家庄的同胞们在鬼子的屠刀下,也并没有屈服!时时怀念着根据地的人民!想念着抗日的八路军!
我被押人“劳工教习所”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修飞机场有了逃跑的良机,天又不作美,被鬼子发觉了。球场上又没有逃脱的机会,“所”里的饭又吃不饱。我觉得时间久了,万一病倒,也就没啥办法了。
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摆脱饥饿,逃出“所”去是上策,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了解,我相信宋勃没有叛变,对我这个老师是以诚相待的,也可以说是忠于党的事业的好同志。于是我直接向他提出,想法子“逃出去”。办法是希望他能早点花钱保释出去,出去后千万想法给江文政委、刘文粟队长报告我的情况,设法花钱营救。这一点宋勃是连连答应的!
他又告诉我说:“前个月武总班长透给个消息,劳工教习所的管理科又打算向煤窑卖一批劳工,因为鬼子很少给所里钱,伪总工会也很少给钱,不卖劳工出去,'所’里连伙食都开不起了。听说被卖出去的难友,逃跑出去的不少呢!你是否愿意先出这个'所’?到外边再想法子。”
我说:“想法子出去为上策,越快越好。”从此,我就盼望宋勃早点出去,盼望“所”里早一天卖劳工,我就跟着出去……
仲冬的天气了,我到“所”里已近两个多月了。苦也吃够了,罪也受够了。
一天,宋勃高兴的告诉我说:“所里出卖劳工的数目下来了,共250名,我早就向武总班长讲你要出去。他已经告诉我这次名单中有你,有李可,还有他说是×村的刘庆瑞……每个劳工卖价400 - 500元伪联币,是卖给伪满本溪湖煤矿当劳工,听说来领人的头目已到了石家庄。煤矿只发一套薄棉衣和一床薄被子,不过我为你找到了一套敌人抢来的棉上衣,缝在里面,到东北有它就不怕冻着了……”
宋勃告诉我上面消息的第三天早晨,我们250名被卖往东北本溪湖煤矿的难友,在十多个全副武装鬼子兵的“保护”下,在驻地院坝里集合起来,发衣服,发被子,宋勃指着一位四十多岁的,非常精神的人告诉我说,那个人就是武总班长,武与我的视线相对了,我用手招呼他,示意谢谢,他也笑着点头……棉衣、棉被发完后,鬼子兵就押着向火车站走去,在一节很破烂的客车箱里关起来,两头有鬼子兵把守,车窗是钉死了的。
就这样我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张东里同志简介:(1918~2002)山东鄄城县人,又名(张学勤张碧侠),1918年11月生,1935年考入临沂乡师就读,1937年日军进犯学校停办,1938年随山东省流亡中学南撤,后自发组织山东省流亡中学话剧团寻找八路军参加革命。1938年7月至49年2月任延安抗大学员,冀中军分区无线电干训队指导员,1942年任郓巨县六区文教助理员、县文教科科员。1949年5月随军南下赣东北任玉山县文教科长,同年11月随军西进贵州任绥阳县文教科长、中共太白区区委书记。1951年至84年任中共遵义地委干校组织科长,中共遵义地直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遵义专署办公室副主任,中共遵义地委党校副校长兼党委委员等职。2002年4月8日在遵义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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