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常言道：“瑞雪兆丰年”，但是雪下得过了头，可就成雪灾了。
1671年（清康熙十年）1月，山东省郯城县下了一场不寻常的大雪。在山东大多数的年岁里，雪都是好兆头，因为瑞雪可以保护冬小麦免遭酷寒的侵袭，并确保来年春天融雪期的稳定生长。
可是1671年的雪恰恰相反，这场雪一下就没有停的意思，最终给饱经灾祸的郯城人民带来了又一场深重灾难。
大雪期间，县令黄六鸿骑马检视郯城和沂州边境的一些耕地，发现河上的冰结得很厚，他的坐骑不时在深及马腹的雪中踉跄而行。
“大雪平地皆深丈余”“几庄村林木之处，雪之所聚，高皆与之齐等。室庐尽为埋没，百姓多自雪底透窟而出。村疃不能往来者数日。鸟雀、獐兔、花果之类，冻死绝种。人有不得已而出行者，冻死于途，不可胜数。真异灾也！”
——《郯城县志》
这场雪灾对郯城人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此时距1668年（清康熙七年）7月25日傍晚发生的郯城大地震还不到3年时间。
郯城大地震是迄今为止我国历史上发生的震级最大的破坏性地震，释放能量约为1976年7月28日唐山7.8级地震的11倍。地震中，郯城几乎有9000人丧命。
据统计，明末时，郯城人口一度超过20万，而在1670年代初期，则只剩约6万，而且登记上税的耕地面积几乎减少了三分之二，从375万亩降到150万亩以下。
1．人祸和天灾
到1668年，郯城人民已经遭受了长达近50年的磨难。
追根溯源的话，1622年的白莲教起事就导致很多人死于非命。这一年，教徒乘着山东地方的悲惨境遇，起而造反，蹂躏郯城周围的城市，并且引诱成千上万的农民，带着少数几件家当，随同他们离开家园。
比如叛乱的领袖，来自邻近邹县的侯武，就为这些穷人描绘出一幅天花乱坠的美景：“金山、银山、麦山、米山、油泉和酒井”，并向虔诚的信徒保证：“此生永不再贫穷”。
结果怎么样呢？可想而知，那些离开家园去寻找乐园的人，最终不是陈尸山野，就是遭到政府军砍杀，或是死在不盲目信教而展开自卫反击战的山东乡民手里。
1630年代，更多的郯城人死于饥饿、盗贼或疾病，新一轮灾难循环开始。
1640年，大群蝗虫飞进郯城，继一整个夏天的干旱之后，摧毁了小麦仅剩的可怜的收成，并在麦田上产卵。
当年的蝗灾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它们甚至能爬下烟囱，用躯体的重量压熄炉火。
蝗灾过后，必然是更为严重的饥荒。从1640年冬到1641年春，郯城人的惨状是“兄食其弟，夫食其妻，辄想谓曰：与其为人食，不如吾自食，稍延旦夕之命。”
《郯城县志》上写道：在乡下，连最亲近的朋友也不敢再一起走进田野。
2.猖獗的盗匪
饥荒已经够受的了，然而盗匪绝不肯放过倍受摧残的郯城人。
1641年4月，史二和姚三率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从沂州南下到郯城境内。从李家庄到马头镇，所到之处，他们劫掠烧杀，无恶不作。接着向东移到郯城县城，进行围城。
所幸盗匪们在马头镇停留了三天，给郯城居民组织防御的空档。在一个叫王英的老兵的带领下，他们用石头、泥巴堵住城门，城墙上架设火炮，随时可以发射。
正是这些有准备的防御，盗匪终于被击败，只得放弃攻击主市区，转而劫掠郊区。然后向南朝红花埠驿站和镇区而去。民众们甚至来不及逃跑，就在自己家里被砍死，或因房子遭纵火被烧死。
在这次袭击后，这群盗匪继续行进到江苏，5月末再度返回，停留了3天。这段时间内，他们摧毁了夏庄集附近的一大片村落。
3.清军甚于匪患
1643年1月，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七子阿巴泰率领一支满洲军队攻进郯城时，无论穷富皆无处可躲：
“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1643年1月30日），大兵破城，屠之官长。俱杀绅士、吏民，十去七八。城之内外，共杀数万余人。街衢宅巷，尸相枕藉。残伤孑遗，践尸而行，民伤大半……又攻破苍山堡，杀死人民男妇万余。”
——《郯城县志》
在阿巴泰返回满洲后给清朝皇帝的上报中，对村社的细节不屑一提，而只说从华北一带获得：
“黄金万有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金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有奇。珍珠四千四百四十两，各色缎共五万二千二百三十疋……外有发窖所得银两，剖为三分，以一分给赏将士，其众兵私获财物，莫可算属。”
——《八旗通志》
1644年，李自成夺取北京，明亡，随后李闯王又被满洲军逐出北京。而朝代的更迭对郯城人民来说，几乎毫无关系。因为满清征服中国，并未改变郯城人民的悲惨命运，灾难仍旧频发，衙门同样腐败，人民仍然难有活路。
4．水患来袭
1649年中，沂河泛滥，冲毁了马头镇下游的秋季作物；1651年秋，沂河和沭河相继泛滥，汹涌的河水倒灌到田野，新上任的知县只好坐船经过泡水的大地到郯城县城就任；
1652年，夏季连番下大雨，沂河和沭河再度泛滥，小米和高粱颗粒难收，带来一场冬季饥荒；1659年暮春，连绵不停的大雨又让这两条河泛滥成灾，此时正是大麦和小麦即将收成之际，农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饱满的麦穗被洪流冲走。
如前文所述，命运仿佛是在落井下石，让可怜的郯城人民在劫难逃，天灾、饥荒、盗匪，几乎成了40多年来令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靥。
历经一轮又一轮的浩劫，郯城地方凋瘠，百姓贫苦，原不知有生之乐。悬梁自缢者几乎每天都有，还有一些人选择了刎颈投河。
“切照郯城，弹丸小邑，久被凋残。三十年来，田地污莱，人烟稀少。极目荒凉之状，已不堪言。复有四年之奇荒，七年之地震，田禾颗粒无收，人民饿死大半。房舍尽皆倒坏，男妇压死万余。即间有孑遗，昼则啼饥号寒，夜则野居露处。甚至父子不能相顾，室家不能相保。老弱转徙于沟壑，少壮逃散于四方。往来道路之人，见者酸心流涕，意谓从此无郯民矣！”
——《郯城县志》
在1668年郯城大地震后，清政府经过长达18个月的审批手续，终于免去了郯城人民每年30%的赋税，可是另外的70%仍然是压在郯城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
侥幸活下来的人们还是要面对这残酷的现实，从废墟中慢慢爬起来，毕竟，生活还要继续。
1670年，年仅16岁的康熙颁布了著名的《圣谕十六条》，教育民众在家庭和社会中维持得体的关系，并避免冲突。
那时代没有广播喇叭，康熙就下令地方官员层层将这些箴言读给每一个城镇和村庄的居民听，达到家喻户晓、教化民众的目的。
郯城人民无疑也听到了这些箴言，并继而重新兴起了祭拜孔圣人之风。
而最让当地人引以为傲的是，孔子曾游历到郯国寻求启示，而据《左传》记载，现在的郯城一度是郯国所在地，孔子就曾以郯国国君郯子为师。
当地人记得，在郯城知县衙门的北门内原有一座“问官祠”，那是郯城人民普遍认可的2000多年前孔子向郯子求教的正确地点，人们专门建了这座庙宇，以示尊崇。
在1668年的地震后，像“问官祠”这样的圣迹是第一批被修复的建筑物，这也给劫后余生的人们带来了些许安慰，而且也体现出悠久的历史文化，对一座饱经沧桑的城市有着怎样的影响力。
一部人类文明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灾难抗争史。顽强的人们总能在灾难中找到生存空间，郯城人民也不例外。郯子的后人、齐鲁大地的厚重，不屈的抗争，使郯城人民在穷困和灾难面前也没有丢失强大的自我修复力。
如今，灾难已随同逝去的历史成为一段过往，由此带来的创伤也早已抚平。生生不息的郯城，已是全国闻名的“鲁南粮仓”，“天下银杏第一县”，风景秀美的园林县城。截至2018年底，郯城县总面积达1189平方公里，总人口约为10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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