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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的重庆,人民脸上都洋溢着胜利的喜悦,热烈欢迎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
抗日战争使得中国经济濒于崩溃,不但无力为前线提供充足的武器装备,连维持军民的日常饮食,也已十分困难。全面抗战时期,从农民到工人,从公务员、学者乃至军人,无不时刻处于饥馑之中。
根据1942年张闻天在陕北所做的农村调查,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的中农从秋收之后到农忙之前,绝大多数时间只吃两顿,而且吃的是黑豆糊糊和酸菜,有限的几个重要节日才能吃到米窝窝、糕、捞饭、高粱饺子,偶尔能有一两顿面条、几斤羊肉或猪肉。农忙期间,为了维持体力,会改成三顿,把苦菜混着黑豆糊糊里一起吃,还吃些当季的南瓜、豆角和山芋。贫农则几乎每天都吃更稀的黑豆糊糊,遇到青黄不接就要挨饿。富裕中农的饮食也只是稍微好些,平时吃稠一些的黑豆糊糊,隔三四天能吃一顿捞饭,过年可以吃馍,平时偶尔还能用油炒个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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捞饭是一种先煮后蒸做出来的米饭,陕北老百姓认为是很贵重的食品,穷人每年只能吃几次,富裕中农可以每星期吃几次。
沦陷区的农民的生活更为艰苦,晋冀豫边区的敌占区,日军实施“余粮归公制度”,除最低食用额度外,农民所有粮食均被收缴,也没有油吃,亲戚之间往来,还要自己带粮食,否则饭不够吃,就得饿肚子。
1941年,重庆民众在修缮被日军空袭后的家园,这些壮丁普遍瘦骨嶙峋。
全面抗战对本就脆弱的中国小农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东部富庶区域悉数沦陷,国民政府只占有西部贫瘠几省,这里的大量壮丁还被抽离农村送往前线。而为维持庞大的军队,1939年军费占比财政支出比例达到60%,这又加大了农民的税赋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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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沿海的丧失使得关税这项财政收入的大头被截断。国民政府1939年的财政预算,支出需28万万元,而收入只有2.9万万元。
到了抗战中后期,中国军队普通士兵的饮食水准,已跌到了令人不忍听闻的地步。1937年之前,一个中国底层二等兵的年收入,大约可以相当于拥地50亩的半自耕农。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的财政迅速破产。1940年,中国军队不得不普遍改三餐制为两餐制,菜品也普遍退化为菜叶盐水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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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军校基本能实行四菜一汤伙食标准,体现了当局对教育的寄望。
1941年6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自重庆坐船去泸州,同船的中国士兵坐卧满地,多病态瘦弱,并长有疥疮。船上提供三餐,每顿为米饭和四盘素菜,略有肉丁点缀。船上的饭菜说不上好,但乘船的士兵普遍负担不起,他们早上九点自煮米饭,到晚上再吃第二顿,拿水冲辣椒末、水冲万金油下饭。
几名中国士兵在打饭(图源:网络)
1944年,美国专家随机抽取了1200名国军士兵进行体检,结果发现营养不良者高达57%。1945年初,每一士兵每日的副食费标准已降至12元,而汉中的白菜一斤要30元,萝卜一斤要20元——也就是说,一名士兵一天的副食费,约相当于半根萝卜。
抗日战争中的日军炊事兵在准备伙食(图源:网络)
二战期间,美国陆军的战地口粮标准是每人每天约6磅,日本陆军的标准约为4磅,中国陆军官兵最多时仅为约1.6磅。中国官兵的只是文字层面的标准,并非实际所得。1944年,驻昆明美军,须由中国政府提供每人每天6只鸡蛋和1磅牛肉。同期的驻滇远征军,号称饮食标准最好的中国军队,也不过每人每月肉类1斤,且为了满足驻昆明美军而常常被挪用。
日本士兵劫掠中国民财(图源:网络)
按照日军后勤条例规定,士兵每人每天要吃870克精米,或者与之热量相等的面包、饼干、精谷物。除主食外,还有熏肉、鸡蛋、盐渍酱菜。为保证盐的摄入,每天还有150克味噌或者0.08升盐或调味汁。然而到了抗战后期,日军的后勤逐渐难以支撑,不得不把重点转移到就地取材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鬼子进村”。日军下乡扫荡时,最喜欢抓鸡,1941年8月一次扫荡中,日军在北岳区共抓了5万只鸡。一位青岛人回忆:“日本兵爱吃鸡,东西大村的鸡被日本兵抓得精光。”
参考文献
严汣霖:《抗战胜利纪念日,勿忘父兄们“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
《抗战时期军队吃什么》,《文摘报》,2015年11月26日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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