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来，关于乌红旗的产生、事件的经过，都有不少的研究。对于“乌红旗”的产生，很多海陆丰研究者常将之简单地归之为满清统治者，认为是清王朝的“以汉制汉”政策所造成。个人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太正确的。这不过是大的历史背景而己，而乌红旗的产生和发展，有更多的社会因素，是因多种原因综合而成。
为什么在满清同样的政策下，乌红旗仅产生于海陆丰地区，而不产生于其它地方呢？难道这仅是历史的偶然吗？答案显然不是。
乌红旗发生在海陆丰地区，这同海陆丰的文化有相当大的关系。海陆丰强悍的民风、极强的宗族观念、淡薄的法治观念等，都是产生乌红旗的重要社会土壤。在这里要着重讲一下海陆丰人的宗族观念。
海陆丰人就是时到今日，宗族观念仍是相当相当的强，更何况百多年前呢？这一点，哪怕是到了关乎大局的时候，很多人也仍是以宗族观念为出发点。例如现今的村委会选举，往往不管其人对村里利益是否有利，而只选自己宗族的人，于是造成大的宗族的人能够轻而易举的获胜。
宗族观念极强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如果自己宗族里的人被另一宗族的人侮辱或欺负了，则等同于自己被侮辱或欺负了。感觉自己如果不代之找回公道，则很没面子。于是不管好坏，只要宗族内的人出事了，一定要去帮忙。
关于宗族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旧时海陆丰地区宗族的“老大”（族头、族长）势力很大，尤其是那些大宗族的“老大”，地方官员都要对他们礼让三分。他们往往对宗族里的人说一不二，具有很大的约束力。族头能够号令全宗族的人做某些事，能够借祭祖、求神的时候来强化自己的权威。再加上海陆丰地区很多村落都是同宗族的单姓村，这样人员往往易于统一，为参与大型械斗提供了条件。
所有上面这些，通通为乌红旗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土壤。再加上地方官员因为自己的为官利益出发，而对这些民间矛盾加以利用，于是终于产生了骇人听闻，为祸长达数十年的乌红旗事件。(泉影)
海陆丰“乌红旗”初探
海陆丰的“乌红旗”是清初两大“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随着康熙大治，乾隆盛世，民间“反清复明”意识逐渐淡化。演化成不分姓氏宗族，不分行政区域，不分政治见解，以联村抵御外侮，反匪抗盗，推动社会和谐为宗旨的两大旗帜。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大肆侵华辱华，清政权腐败无能，民间反清情绪再度高涨。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海陆丰“三点会兴起” 。“乌红旗”已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间组织，她没有明文的规约，只有和睦相处，互助互济的信念延续旗帜的作用。成员不是具体个人，而是村（社）整体。没有明确的领袖，一般唯人口众多，经济实力雄厚的巨族乡村马首是瞻。在村与村之间发生矛盾时，大多由姓氏宗族会协调解决，姓氏宗族会无法解决，则以旗帜论亲，凭籍亲情化解恩怨。不同旗号的村（社）之间发生矛盾，不同旗号的村（社）会自动组织协调，大都化干戈为玉帛。
所谓海陆丰“乌红旗械斗” ，是指以旗号为标志、村或联村的大规模械斗。清以来260多年中，史有记载的有光绪三年（1877年），宣统元年十月十二日（1909年12月2日）“青草（红草）十三乡发生乌红旗械斗”2次 。可能是清末不到30年就发生了两次“乌红旗械斗” ，或许是宣统元年因破乡惨痛的悲剧令人忘怀，深恶痛绝。此后，海陆丰“乌红旗械斗”再无发生 。
海陆丰时有发生的械斗，大多是因地界、山界、田界、水源等原因发生纠纷。村与村之间，不同姓氏之间，同姓不同堂族之间，同族不同“房头”之间，一旦矛盾发生而又协调乏力，以拳头见高低的打杀事件，并非是“乌红旗械斗” 。
对于家乡时有发生的纠纷或械斗，陈炯明主政广东时从不冠以“乌红旗械斗” ，扩大矛盾 ，而是主张就事论理，对于界址纠纷，依俗例插青、协商，遵循情理出公论的原则，组织公判。严厉申明，谁敢借端煽动械斗，双方当事人军法从事，没收当事村（堂族）公尝，决不宽待。
后彭湃“农会”会旗采用乌、红二色，象征人民大团结。（陈治赠）
陆丰村与村之间的红旗黑旗
旗派之争 起源于满族，满族分为八旗，乾隆时期，清政府为遏制汉族反清行为，减少汉人与满人的矛盾，维护其统治地位，采用愚民政策，蓄意在汉人之中挑起旗派斗争，把各地域的汉人分成乌红旗两大派，使之互相牵制，互相制约，互相残杀，把社会矛盾转移在汉族民间内部。这就是乌红旗派产生的根本原因。
哪么汉人为什么听其指使呢？这道理很简单，在他们的统治下，谁能反抗呢？
乌红旗派，并非单纯宗族矛盾。罗们可以从乌红旗派分村与（镇）社头分布的状况来分析。分村与社头乌红旗派的确定不是偶然的，而是蓄意安排的。双方的力量配搭都是势均力敌的。可以说东西南北中，左右交邻可以相互救应，又互相抗衡。如甲子、甲西两派分布情况：甲子镇望湖为乌旗，接壤七社为红旗，与七社接壤元高为乌旗，元高接壤东湖半径为红旗，北栅因主要生活门路，在较场做生意，东近东湖，西近城内，帮保其中立。城内东北、东南、西北为乌旗，西南因与东北、东南、西北同为城内，关系密切，而又面对同宗的红旗派新寨、沃头，因而只能保持中立。新寨、沃头为红旗。甲西上堆、西山、博社、五星一带为乌旗，东有沃头，新寨挡住上市要道，西北有新饶、华美等十五乡为红旗，十五西北面有较大乡村天湖、北池为乌旗，天湖、北池接壤是较大乡村横山、客楼为红旗，大陂本村就分为红乌两派，客楼东面水口、康美为乌旗，水口、康美南西又安排欧厝、华容、大社村为红旗，政坑、淡政、渔池西可抵挡水口、康美，东可制约惠来的览表村。
从以上乌红旗派分布的村落和社头来看，两派势力旗鼓相当，互相牵制，互相搞衡。这可见当时清王朝用心之良苦。若一派有反朝廷的行为，清政府就可以不花一兵一卒，利用另一派加以镇压。
乌红旗派在清代的矛盾十分激烈，直至民国时期尚有痕迹。新中国成立后，才销声匿迹，但在一些宗族佬大处理宗族纠纷时，有时尚利用这一关系。
现在已进入文明时代，愿乌红旗派的封建宗派思想随着社会的进步，连同封建社会一样而成为历史。
略谈对旧时海陆丰地区的“乌红旗”的一点看法
话说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在广大海陆丰地区，乌红旗争斗不休，常常引发大规模的民间械斗，由此造成大量乡民的伤亡。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20世纪20年代彭湃同志回乡创立农会的时候，才彻底解决。当时彭湃同志为了彻底解决乌红旗争斗，还特意将农会的旗帜设计成一半乌色，一半红色缝合而成，借以象征乌红旗大团结。不过后来农会失败，“乌红旗”还是时不时出来闹闹，直至新中国成立，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这么多年来，关于乌红旗的产生、事件的经过，都有不少的研究。幽壹在这里主要是对这些研究谈一些个人看法，借以供大家参考。对于“乌红旗”的产生，很多海陆丰研究者常将之简单地归之为满清统治者，认为是清王朝的以汉制汉政府所造成。个人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太正确的。这些通通只不过是大的历史背景而己，而乌红旗在海陆丰产生和发展，还有更多的社会因素，是由种种原因综合而成。
为什么在满清同样的政策下，乌红旗仅产生于海陆丰地区，而不产生于其它地方呢？难道这仅是历史的偶然吗？答案显然不是。
乌红旗发生在海陆丰地区，同这海陆丰的文化有相当大的关系。海陆丰强悍的民风、极强的宗族观念、淡薄的法治观念等，都是产生乌红旗的重要社会土壤。在这里要着重讲一下海陆丰人的宗族观念。
海陆丰人就是时到今日，宗族观念仍是相当相当的强，更何况百多年前呢？这一点，哪怕是到了关乎大局的时候，很多人也仍是以宗族观为出发点。例如现今的村委会选举，往往不管其人对村里利益是否有利，而只选自己宗族的人，于是造成大的宗族的人能够轻而易举的获胜。
宗族观今极强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如果自己宗族里的人被另一宗族的人侮辱或欺负了，则等同于自己被侮辱或欺负了。感觉自己如果不代之找回公道，则很没面子。于是不管好坏，只要宗族内的人出事了，一定要去帮忙。
关于宗族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旧时海陆丰地区宗族的“老大”（族头、族长）势力很大，尤其是那些大宗族的“老大”，地方官员都要对他们礼让三分。他们往往对宗族里的人说一不二，具有很大的约束力。族头能够号令全宗族的人做某些事，能够借祭祖、求神的时候来强化自己的权威。再加上海陆丰地区很多村落都是同宗族的单姓村，这样人员往往易于统一，为参与大型械斗提供了条件。
所有上面这些，通通为乌红旗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土壤。再加上地方官员因为自己的为官利益出发，而对这些民间矛盾加以利用，于是终于产生了骇人听闻，为祸长达数十年的乌红旗事件。
以上只是粗略地谈了一下幽壹对于当年“乌红旗”之所以会产生的一点看法，希望对于改变当今仍在海陆丰地区的存在着很大影响的宗族势力、乡村势力等有所帮助，使近年来有所抬头类似于“乌红旗”之类的封建残渣不再泛起。嗯，今天就粗粗谈到这里先吧。（QQ：33079930）
幽壹
2006年10月19日晨于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