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架野人传说由来已久,大有与尼斯湖水怪、外星飞碟、百慕大三角并称为当今世界四大未解之谜的架势。
而针对神农架地区是否真的存在“野人”的论辩也从未停歇,反对者认为时至今日都未发现一例野人活体或尸骨等直接证据,所谓的“野人”不过是利益驱使下人为造出来的噱头。
而支持者则根据不断发现的毛发、脚印、睡窝以及众多目击者的描述,认定野人真实存在,甚至有人不惜变卖家产,自费前往神农架地区开展追踪考察。
据不完全统计,至今目击“野人”已达114次,约有260多人声称看到过“野人”,这些人中既有生活在房县等地的农民,也有教师、工人、干部和外来旅游者。
神农架这个地方方圆3000多平方公里,地势复杂,野生资源丰富,有大片林区都保持着原始风貌,这为未知物种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不过,环境适合存在未知生物和实际存在未知生物可是两码事。
首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神农架野人的传说绝非出于旅游开发等目的而人为杜撰的噱头,因为神农架地区的开发已是上世纪末的事,而野人传说却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
二十四史之一的《南史·梁武帝本纪上》曾记载“郢城有数百毛人逾堞且泣,因投黄鹄矶,盖城之精也”;北宋的《太平御览》也有“南方有人,长三二尺,裸形而目在顶上,走行如风,名曰魃”的记载,这里的毛人和魃都指的是野人。
除了正史之外,历朝历代文人墨客的笔记中,也屡有“野人”形象的刻画,上至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下至南朝的《文选》,再到明朝的《本草纲目》,清朝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都记录下了不同时期目击者眼中的“野人”,归结起来都是:形似人,通体生毛,身高丈余(约2-3米)。
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仍陆续有村民声称遇到或看到过神农架中的野人,在还不懂得炒作的年代,这些朴素的农民相互之间并不认识,但描述的也行却十分近似:高2米左右,通体有毛,奔跑如飞,吼声很大。
“野人”不仅有志书记载,而且有画像流传。1976年,房县红塔公社汉墓曾出土了一尊青铜铸的摇钱树九子灯,上面就发现了大眼粗眉,有头发,没有尾巴,身上披毛的“人形动物”形象。
对于野人的来源,清朝《房县志·杂记》作了如下记载:“房山高幽远,石洞如房,多毛人,长丈余,遍体生毛,时出噬人鸡犬,拒之者必遭攫搏……相传制之法,只须以手合拍,叫曰:“筑长城!筑长城!”则毛人仓皇逃去”,对于野人为何听到“筑长城”就会吓走,《房县志》解释说因为这些野人是秦朝时为躲避修长城徭役而逃入山中的难民。
《房县志》的这段记载,也成为众多坚信神农架存在野人的支持者的主要依据之一。如此看来,野人传说由来已久,而且形象趋于统一,绝非时人一时炒作所能造就的。
《房县志》的说法恐怕站不住脚。
首先,《山海经·中次九经》曾提到熊山(今神农架)中有一种身高一丈左右,浑身长毛,长发、健走、善笑的“赣巨人”,《国语》也曾说“木石之怪夔魍魉,越人谓之山犭劋,人面猴身”。
《山海经》《国语》都是秦之前的文献,这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神农架野人的传说,跟秦朝无关。
其次,《房县志》中有段记载常常被人忽略,“秦时,筑长城人避入山中,岁久不死,遂成此怪”。也就是说,《房县志》提到的“野人”并不是逃徭役的秦朝难民的后人,而是活了2000余年的秦朝难民本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可见,所谓的“神农架野人来自秦朝逃避徭役的难民”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不过,这只是否绝了神农架野人是秦人难民的说法,并未否定神农架地区存在野人。
为了弄清楚野人传说的真相,中科院于1976年启动了三次大规模科考行动,规模最大时有32家大专院校的110名成员,另有56名解放军侦察兵,行程5000公里,涉及区域面积1500平方公里。
然而,除金丝猴的重大发现外,并未获得野人存在的任何客观证据。
因此,从1981年年底以后,国家层面的“野人科考”完全停止。这也意味着,国家层面已不再认可“神农架存在野人实体”。
但“野人传说”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已成为了湖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既然“野人”作为实体并不存在,那为什么千百年来,“野人”传说的生命力却如此顽强,流传这么久远呢?其实,这不过是另一种层面的曼德拉效应罢了。
正是由于神农架原始森林的神秘性,所以原本零散呈现的灵长类动物形象,逐渐变成了关于野人的集体记忆,甚至时间越久远,关于野人形象越具体和生动。以至于人们在恍惚间看到未知生物时,会先入为主地认为这里是神农架,类人生物一定是“野人”,这也成为人类继续构建野人集体记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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