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新发，以遥祭父亲。
父亲走时我十九岁，写此文时我三十五岁，今年我刚好活到了父亲的年岁。
外面天正蓝，花正艳，我身体小恙在医院里打着点滴，想象着眼前的花事和遥远的天堂。
既然不能踏青，那就用大把的时间来怀念吧。
父亲的岁月 
卷子
雨还在我的视线里摇晃着，把十六年前湿漉漉的日子，一点一点晃到我的眼前。八三年的七月二十八日，苏州沧浪亭旁的小巷里积满了水，天黑着，数不清的蝙蝠在亭里飞过一00医院。我们给父亲送行，后来，哭得昏天黑地的母亲被架走了，我独自留下。记得蝙蝠就在我的耳边盘旋，医院幽黄的灯把我的影子拉长。我坐在太平间门外的台阶上，面对着沧浪亭的松，开始想：什么叫“苦了一辈子”。后来雨淋湿了我，也淋湿了父亲的岁月，沉甸甸的，我再也担不起，就像母亲一样哭了。
从此，关于父亲的记忆里贯穿了雨。
父亲十五岁参加革命工作。那时家族中因为日本大扫荡而逃难的，因为要土改而举家南下的，已有许多。爷爷却留守苏北，留守着祖先的土地，因此后来成了地主。父亲懦弱，不多言语，从四八年递第一张入党申请开始，他就想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了。
因为有点文化，父亲一直做一些写写算算的事，没人注意到办公室的角落里这个瘦骨嶙峋的小伙子。不在外面宣讲、喊口号，怎么证明你革命呢？父亲不会创造表现的机会，又是地主的崽，因而仅仅作为工具被调来遣去。解放的时候，父亲被抽调到政法部门，后来被派到福建森林砍伐支队（他倒因此错过了反右，不像舅舅享有了三十年的牢狱之灾，不过他享有的是八年夫妻分居，和抗战一样长）。因为父亲踏实、认真的工作表现，当时的省司法厅准备起用他，可一调查，父亲竟连党员还不是。后来厅里用了支队里的另外一个同志，再后来，这个人成了厅长，管着我们一家的生杀大权。
组织上让父亲选择一个单位，父亲说只要夫妻团聚，哪儿都行，要不去江南吧。那时是六一年，正值困难时期，父亲想的是“别让老婆饿着”。六八年底，风雨飘摇，在回老家和就近下放两者之间父母产生了分歧，母亲的意见是：你这一辈子连党都没入上，还回什么老家？父亲没了话，他很明白，人不能原地转圈。
接下来我们在农村呆了整整十年，直到一九七八年干部归队，父亲重操旧业。他说春天来了，好日子来了，我不能落伍，你们更要好好学习。落实政策的第二年，父亲又郑重其事地递了份入党申请，书记说“考验考验”吧，就搁在了案头。后来父亲忙着业务，忙着我和哥哥的高考，又不习惯去向组织进行思想汇报，申请自然就搁浅了。八0年、八一年，哥哥和我相继考上大学，他兴奋异常，拗着妈的意思，给我们买了手表和录音机。八二年，他又递入党申请，同时开始攻职称（他成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财会师）。可领导改组，没人顾得上他的申请，因为大家想：老同志了，背景肯定复杂，放放再说吧。
可是一年没到，父亲就倒下了，医生给下的断语是：积劳成疾。父亲在病床上填了入党志愿书，然后每天盯着妈问：批下来了没有？他那因连续高烧而显得枯竭的眼里，蓄着一生的渴望。按程序来，先是没异议地小组通过了，再是支部通过，只等党委会了，可那么多人总不能专门为你开会吧，你是什么角色呢？父亲终于没能等到“批下来”的那一天。他的红色的梦和他红色的血液一样，凝固在了八三年的七月二十八日。
为了父亲的组织问题，我和母亲跑了整整一年，终未成功。理由有三：一父亲是自然死亡，而非意外牺牲，不是烈士；二父亲不属于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三父亲不属于有特殊贡献或杰出贡献的专家、学者。总之，他死了，不能被追认。我们接受了这个结论，并且明白了什么叫小人物。“人死了，还要那干什么？”周围的人有讥笑，有不解。“因为他要！”母亲说。是的，他要，他要而未得，所以是悲剧，一半因为时代，一半因为性格。
妈每年带我们去给父亲烧纸钱的时候，我都会想：我需要他的保佑吗？他能保佑我吗？
父亲的一切已融进了我的岁月，他的凄苦呼应了我的笑颜，他铺垫了我的生命！应该是我为他祈福，用我的进步、社会的进步，为他撑出一片晴朗的天。
写于1999年7月 父亲去世十六周年
而我曾是一个那么漂亮的小姑娘。
照片摄于1974年，我1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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