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苏力的代表作一一再版了。
其中《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更新至第四版,《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和《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迎来第三版,《走不出的风景: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也首次修订。
在《走不出的风景——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中,苏力自称是“一个死不悔改的理想主义者和英雄主义者”,并且从未忘记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我只是在谈修辞吗? 我是一个法律人!”
这本书勾连修辞学与法学,沟通文本与实践,在修辞的“风气”中感受修辞家的“风格”,兼容“小情”与“大气”,并包社会与天下,是法学院院长的修辞术,也是法学家的抒情美文。
冯象评价说:“苏力的致辞,实际是在一个普遍堕落的社会关系场域即大学里,展示了一种截然不同(但也不直接对抗)的职业伦理与理想人格。他的'贴心’抒情的'政治修辞’,只是那伦理人格的风格化的呈现。而那风格,无非是他对莘莘学子,对北大,对中国法律教育同法学的热爱、忠诚、不计回报的奉献的自然流露。”
《走不出的风景: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第二版)英译为Youth Deserved,青春值得,在这个开学季,小北想向你推荐其中的一篇文章,从中不仅可以领略到苏力老师独特的修辞魅力,还可以了解到他对于中国教育的洞察、展望和期许。
01
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教育的不足
我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切入主题。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社会发展非常缓慢,人们需要的知识不但相对单纯,也比较稳定,“天不变,道亦不变”,由此产生和积累的知识也大致符合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需要。
这些知识一般不以了解自然和社会为目标,不以研究为导向,所谓的文化往往是个人的抒情感慨,或是个体对社会的分析感悟。当时的社会体制和知识类型还不太鼓励人们胡思乱想,或者说创新。由于交流不便,由于财政能力,也只需要和只能集中培养少数精英。
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是社会变迁的产物。首先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移植过来的,研究生教育移植更晚;移植以后,也受中国传统教育方式的影响,受计划经济影响,今天则受市场化的影响。
受传统的影响,表现在,比方说,不大会教学生研究,而是更讲求背诵和考试。
中国现在从小学教育开始,到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都有很强的应试教育成分。还有就是缺乏科学的传统,没有严格的因果的分析,爱从善良的道德愿望出发分析复杂的社会问题,这在文科尤其突出。
其次是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刚才大家已经讲过,由于计划经济、政府机构分配资源等,大学缺乏独立的创新动力。还带出一些不好的东西,学者想当官,争夺资源等等,学术与权力之间的界限模糊,甚至被混同。还有一些所谓研究其实是意识形态宣传。这些因素也都阻碍了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
过去十多年来,还有了市场化或文化下移对大学的影响,迫使大学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是正面的,但也有负面的。由于现代化,社会对大学的需求不只是培养少数传统精英了,还要培养大量所谓“白领”专业人士,如公务员、医生、工程师甚至技术工人。
从过去10年大学的变化中就可以看得很明显。至少本科生,甚至硕士生,培养都不再是精英导向了。
20年前,本科毕业就很了不得,如今就业都有难度了。但更重要的是,社会需要的知识也变了。这种转变在中国发展特别快,不像在欧洲或美国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
市场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常常也是一个民主化过程,这对大学教育同样产生了影响。不但学术上强调学以致用——这是好的,而且学以致用很容易与流行混同。在潮流影响下,一些老师很容易媚俗,各种各样的媚俗,追逐流行和反对流行都可能是媚俗。由于缺乏坚实的学术传统,兼容并包就可能变成“怎么都行”。
在这个过程中,师道尊严没了,一些老师主动迎合学生,怕讲难了、讲深了,学生受不了,考试过不了;因为要吸引学生进自己的课堂。你不可能像当年陈寅恪先生那样,只有一个学生,也给他上课。这表明市场对大学教育的另一种侵袭。
今天中国大学面临的问题因此是多重的;不仅有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化,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教育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的转化,还有知识类型的转化,以及如何在市场中维系和建立学术的传统等一系列问题。从深层次看,这是传统教育在现代化工业化过程中如何完成知识体制转型和知识类型转型的问题。中国的大学改革与西方的大学改革面临的问题很不一样。
02
我们需要怎样的通识教育?
在这个背景下,传统社会甚至近代社会的通识教育在今天一定很难。
我不认为现在可能建立一种可为各大学普遍采用的通识教育。现在似乎所有的重点大学都在讲,应当设立这个“东西”,都在尝试。但可能要注意,在以往年代,这种教育基本是精英的、是在小环境下推进的。而眼下,我们必须关注什么是中国大学的,甚至不同大学的,通识教育。
可能还有一个前提性问题值得注意,通识教育在多大程度上真能增强学生的素质和能力?这里有一个人的智力和偏好问题。文史哲出来的学生,其实很多都不搞文史哲;学社会科学的,也有人后来变得喜欢人文了。据此,我觉得教育的作用可能有限,许多可能与人的“天性”有关。如果这一点成立,就一定要质疑一种无差别的通识教育。
值得质疑的还有通识教育的内容。是不是只有古典的文史哲才是通识教育?科学和现代社会科学是不是或应不应纳入通识教育?是不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中就没有现代社会科学的成分,或者说很少?我不那样认为。如果我的这些质疑还有点道理,那么,通识教育就应该是不断演化的。
通识教育也不应当完全由大学来完成。在现代社会,这类教育完全可能通过其他途径实现。像美国的公共电视台,有大众文化节目,会讲基因、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国内的电视台之前就很少播放这种人文历史、科学研究的节目。近年来,电视频道大大增加了,但观众好像还不很多。像阳光卫视讲英国历史,讲莎士比亚,这也是一种人文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要强调创造力和想象力。这也许要增强对论证的要求。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弱点是太强调觉悟和感悟。强调“悟”,好处是有利于聪明人,文字也可以更简洁;但“悟”的最大问题,就是很难同普通大众沟通、交流和分享,因此不适合平民化教育。
还必须认识到中国通识教育的特殊性问题。我强调中国,是希望在中西文化交往和冲突中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包括批判,从而形成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共同体,这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兴起的大国必需的。我们不是一定追求跟别人不一样,而是因为,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有好的和有用的东西。
03
反对“小资教育”,教育面向当下及未来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中国的通识教育,就不能将通识教育定义为博雅教育,不能变成了培养小资,多愁善感,会读什么“昨夜西风凋碧树”,会夹带几句孔子、老子,作为一种生活的装饰。现在确有学者把人文教育理解为培养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想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装饰品。因此,我更愿意称其为“小资教育”。我认为,现在特别要注意的是,观察、分析和理解问题的能力,要培养学生对当代问题的关心和洞察力。哪怕我们学习的是西方的或古典的,首要的关心仍必须是中国的当下以及未来。
我因此特别反对“小资教育”。比方说,在人文或通识教育中,就不能仅仅强调仁爱、人道或人生中美好的温情和善良。这些当然很重要,但不能仅仅是这些。西方的liberal arts肯定会讲马基雅维利,讲霍布斯。但在当代中国,很可能一讲经典,就只拣那些美好、善良的讲。讲儒家还可以,但也要挑挑拣拣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不大能讲,就不好讲,要讲,也要重新断句,变得更符合现代观念;庄子也还可以,但韩非子就可能要打个问号了,因为后者讲的是性恶之学,怕讲了,学生学坏。其实这些都是社会的知识,人类的经验,你不能把它排除出去。不讲,也不等于学生不看;不看,也不等于他们自己得不出这类判断。相反,不讲,只讲好的,还可能培养出一些伪君子。
我们的大学要培养未来的思想家、政治家和伟大学者,如果不了解人类各方面的思想和经验,将来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如何现实地应对、处理国际事务?有些人会不会变得太天真,忘记了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忘记了地缘政治等?对中华民族的发展,那会很不利。而且,我不相信,了解这些东西,人就会变坏?我不相信读了马基雅维利就会变成马基雅维利,那么马基雅维利本人又是怎么冒出来的?我们必须要让人们知道,搞政治、管理国家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东西。
一定要防止把liberal arts理解成或在实践中变成了培养小资。培养了一大堆小资,哪怕会讲几句孔子、孟子,背几句唐诗宋词,即便有宝哥哥、林妹妹的情调,也还是可能解构了中国文化共同体,没有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失去了这个根本,中国未来的发展会很不利,甚至会有危险。
总之,我觉得,对中国的大学改革和通识教育问题不能仅仅作为一个一般教育或课程或知识问题来关注,一定要从社会的角度,从社会转型、从全球化这个现实的角度来理解,一定要有一定战略的和长远的眼光。
做起来,当然要具体,要细致;而且只能是从我做起,每个中国学者都应当如此,也只能如此。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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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不出的风景——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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