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的一个问题。翻了下其他答案，基本都聚焦在战争本身，在此补充几个战争之外的故事。
在讲故事之前，先阐述个大家在情感上很难接受的事实：当时日本军队的战斗力实际上比中国军队要强悍得多。
在许多战役中，双方的战损比甚至达到十比一。
抗日战争的残酷就在于：无数的人知道自己注定要牺牲，却还是会去战斗，然后打败仗、继续丢失国土。知道这样的结果，无论是谁都会感到绝望的吧。
然而绝望到毅然去赴死的人，咱们这个国家从来都不缺，正是这些绝望的人，为中国带来了胜利的希望。
一、报纸上的无名军人
1939年，中国大片国土沦陷，当时的中国完全看不到胜利的曙光。
在最艰难的时刻，天津《大公报》记者曾采访一位无名的军人，他自愿去河北组织游击队。
记者问他：“抗战胜利了，你准备做什么呢？”
无名军人回答：“我想我等不到那样的时刻了，那时候我应该已经死了，在这场战争中，军人大概都是要死在战场上的。”
二、烈士的一段抗日演讲
郑桂林是东北籍的抗日英雄，弃笔从戎，带领义勇军在东北打击日寇，在他的影响下，一些土匪武装和撤入关内的东北军都纷纷投靠他共同抗日。
当时的情势严峻到什么程度呢？
有一次，在大王庙二道沟，郑桂林召集群众开会，动员群众参加义勇军。
他在会上说:
“日本鬼子占领了东北，想灭亡我们中国，让我们当亡国奴。国破家亡，子子孙孙都得当奴隶。我们中国人多，不要怕他，我们都起来抗日，东北是可以得救的。咱们十个人顶他一个人还不行吗?就看咱们心齐不齐。当今之计，只有靠我们自己。我们拿起枪来，团结一心，一定能打走鬼子。”
他激愤悲凉的演讲，让在场群众无不泪流满面。
听完你就会明白，中国心齐了，还要有十个中国人去换一个日本人的决心，国家才可能有救。
抗日战争时，中国军队并不贪生畏死，为何伤亡还如此惨重？
因为真实的战场，并不是不怕死就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常说“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飞机加大炮”，这固然值得自豪，但其实说出这话时，心中又何其悲凉啊。
战场上的武器劣势是需要拿无数生命来换的，日军进攻时呼叫几架轰炸机，一个航弹丢下来，如果没有及时进入掩体，方圆100米的人都得死。
防守时架两挺重机枪，交叉火力封锁，就能打得几百上千人抬不起头来。
很多人由于受影视、游戏等作品的影响，严重低估了现代枪械的威力。
真实的情况是，100米范围内被步枪弹击中，基本非死即残，直接丧失战斗能力。子弹击中人体后，不断翻滚、碎裂产生的空腔效应会对人体带来巨大的损伤。
如果是贯穿伤，一个黄豆大的小孔穿进去，出来时能造成一个碗口大的洞。假如被击中四肢，大概率是直接击断。万一不幸被12.7mm这样大口径的重机枪击中腹背部，整个人都可能会直接被打碎。
在单兵素质方面，日本人很多年前就开展了义务教育，普通士兵都有文化，而中国士兵大多是半文盲。日军训练正规战术先进，战场上又有足够的补给，而当时好多中国人一日两餐都成问题。八路军驻扎在晋察冀时，曾明确要求部队不许采树叶为食。
为什么连树叶都不许吃？
因为当地老百姓也只能吃树叶为生，如果部队吃了树叶，老百姓就只能饿死了。
（三）抗日根据地的生活实况
河北作家李春雷、韩希钧所著的《铁壁铜墙——河北民间抗战纪实》一书中，详细地描写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实况。看完后，能让你清楚地明白当时的军民过的是什么日子。
关于吃野菜，书中写道：
“生存实践中，根据地群众进一步认识和熟悉了一百多种野菜。
叶可食者：刺蓟菜、车前子、防风、牛舌头菜、麦兰苗、铁扫帚、山葱、山蒜、薄荷、山苋菜、莲茄、马丝菜、连翘、桔梗、蒲公英、褚叶、酸酸菜、楸叶、槐叶、杨叶、柳叶、椿叶、椒叶、黄莲叶、榆叶、柿叶等。
叶和根俱可食者：野生姜、莠草籽、酸枣等。
皮可食者：桑皮、柳树皮、榆树皮、玉茭帽子等。
这些野菜的吃法各不相同，有的需将茎叶摘下洗净煮熟之后，经过冷水浸泡数日，待苦味消尽之后方可食用；有的将菜叶腌成酸味后再行食用，这样有利于消毒；有的将菜叶晒至半干，压成菜饼，为日后长久食用储备。”
那么常年累月地吃野菜，有什么后果呢？书中这样描述的：
“新打回的蓖麻叶，是不能吃的，需放进锅里煮熟，捞出来把水困净，捂进缸里，用泥巴将缸口封严，直到来年春天，拿出淘净，沤成酸菜，才能吃。整个工序是一个脱毒的过程；槐树叶子也有毒，牛吃了会闷嚼（不能反刍），人吃了会脸肿，有的连指头都会烂掉。”
积年累月以野菜为主食，野菜中的毒素不断聚结于人体，因而大部分人出现浮肿，胖胖的，红红的，皮肤透明，似乎能看到肉皮下蠕动着的毛细血管。
仅靠野菜支撑的躯体是虚的，走不了路，更负不了重，走几十步就需躺在地上喘喘气。有时候，走着走着，摔倒在地，就死去了。因而，路沟里经常可以看到肥肥胖胖的死尸，有的死尸时间长了，也无人收，肉都没了，只剩下破烂的衣服包裹着白森森的骨头。”
当时革命根据地的社会普遍现状又是怎样的呢？书中这样描述：
“俗语说，三天不吃糠，肚里没主张”。
糠是山民们的主食。山里人多种谷子，望天收，产量低，一亩地只收几十斤。谷穗毛茸茸的，籽粒却是瘪的，真正的米粒没多少，其实大多是糠。
“产量低，还得交租，所剩无几，全家平时吃小米是不可能的了，只得吃糠。”
根据地的老百姓数着米粒下锅，直到过年时，才能敞开肚子吃上一顿纯小米饭。所以，平时家里即使存着半升小米，也要设法去地主家换半缸粗糠回来。
我们没有吃过糠，根本不知道天天吃糠、吃野菜是什么滋味。可能有些人的爷爷奶奶体验过顿顿吃红薯的滋味。
那么吃糠是种怎样的体验呢？
糠有粗糠、细糠之分。
不管粗糠细糠，基本上没什么营养，吃到肚里，不消化，拥塞到直肠，硬，像杏核，拉不出屎来。男人、女人都是这样，生疼，肛门流血。小孩们疼得嗷嗷哭，大人们只得自己动手了，用手指抠，用筷子撬，大姑娘，小媳妇也是如此，蹲在茅房里，半天也出不来。”
1942年秋天，元氏县抗日政府在旷村召开全县干部大会。与会人员大都“便秘”，会议还没有散，不少人就坐立不安，会议无法正常进行。
过去常说“吃糠咽菜”，具体细节，看过这本书才略有所知。
即使在这么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广大人民仍然尽全力支持我军。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个娃，送去打东洋”，抗日根据地都是穷乡僻壤，军队那点给养基本上是老百姓从牙缝里抠出来的。
中国军民就是在这样环境下，苦中作乐，以十比一的战损，打赢了那场惨烈的关系到华夏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掀翻了压在人民背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阶级压迫三座大山。
（四）无数爱国华侨为抗战倾其所有
抗日战争中，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华侨为祖国提供了大量抗日资金。他们很多人甚至捐出的都是毕生的血汗积蓄。
随便举几个例子吧：
祖籍江门新会大泽镇的华侨小贩郑潮炯，17岁就远赴南洋谋生。为了抗日救亡，他从1937年至1942年初，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跑遍南洋各地的戏院、茶楼、商场、街市、码头、车站，劝人捐款救国。
在广大华人华侨的支持下，他一个人就筹得义款18万多元，按当时吃一顿饭只需一两角钱的生活标准，这是一笔非常大的款项。
1940年，他的妻子身怀的第5个胎儿还未出世。某天晚上，郑潮炯心情沉重地对妻子说：“这胎儿不管生下来是男是女，我都想把他卖给别人，换一笔钱支援祖国抗日，为挽救祖国，多出一份力。”
妻子听了丈夫的话，心如刀割，泪流满面，但是为支援国家抗战，她毅然表示同意。“卖子救国”的义举，轰动了整个南洋，激励着世界华人社会共赴国难，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尽己所能。
缅甸仰光的华侨叶秋莲，把楼房和财产变卖所得三万余元款项全部捐献后，自己出家为尼，日夜为祖国祷告。马来西亚另一位风华正茂的女华侨，为了筹集捐款，把自己当作奖品设立彩票，中奖者可娶之回家。
越南西贡的华人妓女与旅馆老板商量，决定以对折房租的方式优惠顾客九天，收入的房租连同她们的卖身的钱共计八千元。这些被社会认为是最下贱的女人，满怀对中华故土的热爱，把这些卖身钱分文不少地全部寄给了抗战前线。
海内外炎黄子孙们，就是用这样令人潸然泪下的行为，为了换取抗战的胜利，博上身家性命、个人财产、家庭幸福。
炎黄子孙的祖祖辈辈、世世代代普遍有一种朴素的难以割舍的故土情怀。无论身在何方，始终认为自己生是中国人，死是华夏魂。
正如军旅作家王树增先生在他作品中所说：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忍受卑微生活的人。即使是卑微生活中的中国人，也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卑微！”
华人华侨们的爱国行为，也让他们付出了血的代价。
当时新马华人总数才230余万，这230万人出了我国抗日初期战争经费的一小半。因为支援中国大陆抗日，日军在占领新加坡、马来西亚后开始疯狂屠杀华人华侨。
马来西亚当时是英属殖民地。
日军占领后，并未屠杀马来人等马来西亚土著，而是把华人华侨单独挑出来屠杀，有超过七分之一的人失去生命。这些人本来大可同马来人一样保持沉默，但他们并没有那么做。
很多人被杀时，都还未踏上过那片他们为之牺牲的土地，也从未亲手用过枪炮，但是他们都是因为抗日而死。
新加坡大屠杀，几天之内死了七万华人，这只是日本本土的新闻报道。
根据新加坡方面的数据，至少十五万华人华侨被屠杀，而当时整个新加坡总共只有七十万华人华侨。也就是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抗日分子”被屠杀。
新加坡大屠杀、马尼拉惨案、南京大屠杀，并称为日本二战三大暴行。
我们不能忘记这些为抗日战争作出突出贡献的华人华侨，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同样作出了巨大牺牲，他们也是华夏民族的一份子，也是我们可爱的皮肤黄黄的同胞们。
何为民族英雄？
广义的来说，在军事、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为拓展或守护本民族生存空间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个体就是“民族英雄”。
我们在历史书中看到的那些有名有姓的人，仅仅只是“民族英雄”的代表符号。
真正的民族英雄，是那些在守护华夏民族生存空间的斗争中，奉献了一切的千千万万无名之辈。
无名英雄，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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