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文弄墨 | 文人的血性

  一  

多年前，我还在乡间的中学读书，在一本难觅的课外书上看到岳麓书院。这是一张拍摄于黄昏的照片，那一时刻意味悠长的光线容易穿透人的眼膜和骨髓。正门悬挂的楹联气势苍劲：“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照片中还看到二门的楹联：“纳于大麓；藏之名山”。昏黄的照片上所折射出的沧桑直逼灵魂。我看着窗外，夕阳疲惫地沉弭于远处错落交杂的树杈之间，暮色小心翼翼地爬过窗沿，我就这样一点一点陷入淹没。

后来读《史记》，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报任安书》中也有着同样的嘱托：“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这是在我的读书时代，自然会有着草长莺飞一般无边无际的遐想。所以每读至此，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隐晦感，犹如透过纱窗遥看暮色苍苍中的夕阳。及至历阅世事见识渐长，忽然有一刻我读懂了岳麓书院的张扬与自信，也同样理解了司马迁的慎言和诡异。那时，我穿过岳麓书院沿山阶至云麓峰北的小月亮坪，上边是黄兴墓庐。在我身旁是一拨又一拨的追慕者，他们和我一样踏石阶而上，沿山道而下。

这一年，我来到岳麓山。站在山门前，我想起了若干年前那个黯淡的黄昏，想起了那本失去纸张光泽的课外书。那一刻，面对这座绿荫环绕的山麓，在我内心挣扎多年依然难以自破的禁锢轰然坍圮。

岳麓山的精神腹地是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在山之东麓，始建于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它给一座山脉赋予了吐纳万象的气度和超然万物的精魂。在绵延千年的历史甬道中排列组合的文化基因沁入了坚实的岩石和幽深的山林，悠久长远，炼成永恒。

在岳麓书院的巨顶苍树之下，呼吸的是一种沉重，一种迥异于现代社会浮躁气焰的文化精神上的静谧，如凉风清爽，如山泉绵长。苍柏擎天，清静幽雅，岳麓书院在岳麓山的怀抱中，极具天籁圣灵，就如同一代又一代的士大夫皈依于传统文化的庇护中，静谧安详，有着虔诚于信仰一般的顶礼膜拜。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长流中，岳麓书院一直信步独行于传统与先锋之间。文化沉积的厚度、沉重与沧桑，构筑了一代代传统文人的精神标高。

 

  二  

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金兵三路南下攻宋，荆襄方向一路金兵连陷蒋州、信阳、罗山。朝殿之上，宋高宗如坐针毡，大宋天子的威仪与尊贵倾然塌陷，碾入马蹄车轮之下。高宗传令：如襄阳不可保则退守长江。襄阳知府吴拱急上书：“荆南为吴蜀之门户，襄阳为荆州之藩篱，屏翰上流，号为重地，若弃之不守，是自撤具藩篱电。况襄阳依山阻汉，沃壤千里。设若侵略，据山以为巢穴，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门户，则荆州果得高枕而眠乎?若欲保守荆州，自合以襄阳为捍守之计。”

右相陈康伯也以此竭力进谏，高宗准吴拱固守襄阳之计。十月，金兵攻樊城不下，引兵而去。此间，金海陵帝亲自率领的东路军已经渡过淮河。宋廷遂急命湖北诸军亟取攻势，以牵制渡淮之金兵。宋军发动反攻，相继收复荆州、新蔡、蔡州、邓州。十一月中，金兵实施反牵制作战，向襄阳趋进，亦被宋军挫败。

喜讯传来，一向矜持不苟彬彬有礼的朱熹欣喜若狂，给军事大臣写信：必须乘胜出击。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起用抗战派张浚，平反岳飞的冤案，贬退秦桧党人。朱熹涕零上表孝宗，表达反和主张。他提出三项建议：一是讲求格物致知之学；二是罢黜和议；三是任用贤能。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赶至临安，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孝宗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

1164年，金朝与宋朝签订“隆兴协议”，宋金结为侄叔。此时的朱熹回望一眼破碎山河，那马蹄踏起到滚滚尘埃迷住了双眼。这一年，朱熹35岁。文道佛心置于内忧外侮的境地，于大宋高庙是何等尴尬？朱熹长叹一声，俯身于寒泉精舍的青灯之下。

三年后，朱熹应岳麓书院山长张栻之邀到岳麓书院讲学。朱熹与张栻相差三岁，在同一时代就如金庸小说中的文坛两大绝顶高手。虽一个在福建，一个在湖南，却都在关注着对方的文功修炼到第几层。

南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8月，朱熹从福建崇安启程前往潭州（长沙），历时一个月，行程1500公里。朱熹说：“我行二千里，访子南山阴。不忧天风寒，况惮湘水深……” 这一年的暑末，朱熹开始了他的千里之行。举手抬足之间，朱熹绝没有料到若干年后他会与岳麓书院产生悠远漫长的渊源，也绝想不到这一被山松遮蔽的讲坛会耸立于南国，所发出的声响漫过山谷余响八百载。

我总在想，他的步履该是悲怆的，这悲怆曾伴随他赴京赶考、奉旨赴任，也曾弥散于他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漩涡中挣扎反抗终至折戟沉沙的全部历程。英雄不问出处，但问归何处。千里之外，于山雾氤氲中传出的诵读声沁入肌肤，震荡心灵。

那时节，秋风渐起，长衫飘逸，陪伴他的是背着书篓的书童，童心未泯的书童猜不透文人的忧伤。在路上，朱熹会很容易把思绪抛向七年前。那时，他皈依文法，四处访教，为向李侗求学，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往昔风尘浩荡，岁月沧桑，而今更是世事不平。七年之后的朱熹对文化的虔诚已融入血脉，深入骨髓。

朱熹在岳麓书院停留两个月，史称“朱张会讲”。史料载，朱熹与张栻“聚处同游岳麓”，昼而燕坐，夜而栖宿。前来听讲的文士学子络绎不绝，后人这样形容：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

然而时局动乱，内忧外患，在强大的统治机器面前，轻如鸿毛的襟抱书生只能尴尬地扮演着路人角色。他们虽身处幽境，却不禁时时感到一丝丝悲凉，只能以文化的方式安顿灵魂，寻求精神的慰藉。是自赎？还是另一种沉沦？这多像鲁迅与瞿秋白，在深受生活和精神双重困惑时相识相交，相互抚慰啼血的伤口：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张拭是名相张浚之子，不与秦桧之流为伍。张拭虽然以父荫补右承郎，但在骨子里仍是隐者。

自隋唐立科举取士制度以后，学院便成了科举的附庸物，办学就是为了科举取士，“天下士子尽入吾彀中”。士子们争驰于功利，以“异端空虚之说”为是，而以“事天保民之心”为非。张拭在《岳麓书院记》中这样表达自己的主张：“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这是与“学而优则仕”正统的决绝对抗，也是岳麓书院的精神命脉——以出世的姿态和传统士大夫的卫道士精神，以决然的姿态地对抗体制。

现在看来，这正是传统文化下的先锋精神，是正统文化的传递中不经意间的旁逸斜出。而这种先锋精神，却在宋明代之后滋长成为具有关键作用的的非主流。

  三  

岳麓书院中建有一座船山祠，专祀岳麓书院学子王夫之。祠前悬有同为岳麓书院学子、清代外交大臣郭嵩焘所撰对联：

训诂笺注，六经周易犹专，探羲、文、周、孔之精，汉宋诸儒齐退听；

节义文章，终身以道为准，继濂、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

明崇祯年间，不足弱冠之年的王夫之求学于岳麓书院，师从山长吴道行，崇祯十一年（1638年）肄业。在岳麓书院，吴道行教其以湖湘家学，传授朱张之道，王夫之深得湖湘学统中济世救民的精髓。

王夫之是朱元璋麾下大将王仲一的十一代孙。元朝末年，朱元璋起兵后，江苏高邮邗红打鱼村的王仲一兄弟9人率乡民在高邮起兵响应，追随朱元璋渡江北上，平定中原，立下汗马功劳。及至王夫之，已是国势衰败，家道没落。世祖掌中之剑寒光仍显，擂鼓之声犹存，特殊的时代背景使王夫之产生了颇为分裂的人格。史载，崇祯十二年秋，赴武昌参加乡试，落第。同年十月，与郭风蹮、管嗣裘、文之勇等设“匡社”。青年时代的王夫之一方面留恋科举仕途，另一方面关心动荡的时局，犹如当年偏居一隅却心忧天下的世祖。

崇祯十五年（1642年），王夫之在武昌中乡举第五名，以《春秋》试卷列第一。十二月到南昌等候会试。当时李自成的农民军已进入承天（今湖北钟祥），张献忠取黄梅，会试被迫延期，王夫之无奈之下由南昌返回衡阳。1647年，清军攻陷衡阳，王夫之的二兄、叔父、父亲均于仓皇逃难中蒙难。永历二年（1648年），王夫之在衡阳举兵抗清，阻击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后辗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伏处深山，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遁迹林泉。

在我的读书时代，看到过一幅王夫之的遗像。这是一幅淡墨的画像，上书“王船山先生遗像”。画面上泛出的孤瘦悲愤的气质，深深地刺痛了我。这是一个愤激咯血的灵魂，他的背后被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所支撑。

努尔哈赤入关称帝后，王夫之始终以明朝遗老自命，摒绝与清政府的交往。在他71岁时，清廷官员来拜访王夫之。王夫之拒不接见，也不接受礼物，他又写下一副对联：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农历正月，王夫之逝于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终年74岁。他去世之前自作墓志铭，墓碑上写道：“明朝遗臣王夫之之墓”。

当正统文化遭到异族文化的挑战时，一直秉承正统的文人士子就会决绝地奋起反抗，虽九死而不悔。然而，面对仗剑而立气吞山河的统治者，面对粼粼刀影和滚滚铁蹄，他们如逆旅蜉蝣，始终把握不住命运的曲线。《广东新语》卷十二曰：“自申、酉变乱以来，士多哀怨，郁郁难宣，既皆以蜚遁为怀，不复从事于举业。”刘宗周、顾炎武、黄宗羲、傅山、万斯同、李颙等皆以文人之躯或擎旗而立，或耻食其粟以身卫道。余秋雨在《一个王朝的背景》中对这种现象如此论述：开始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都是抗清复明，甚至在纠纠武夫们纷纷掉头转向之后，一群柔弱的文人还宁死不折。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变节者，但他们往往也承受着深刻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我想这便是文化的力量……

看到这样的文字，我总会想起赵孟頫。赵孟頫曾一度因“忘祖求荣、出仕新元”而被瘦骨文人所鄙弃。“薄其人遂薄其书”，因此傅山说赵书是无骨之“奴书”，嗤为“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早年曾专心临摹过赵体的康有为后来竟也对赵孟頫的态度急剧下转以致于深恶痛绝，干脆说“勿学赵董流靡之辈”。

其实，就连赵孟頫自己后来也一直悔恨不已，然而他所企求的不过是在乱世中安放一张书案，平静地铺上一张素纸。赵孟頫后来的一首《罪出》足以表露沉郁多年的心情：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报；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日海上欧，今日笼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病妻饱弱子，远去几万里。骨肉生别离，丘垄缺拜扫。愁海无一语，日断南山沓。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

晚年的赵孟頫靠笔墨支撑着生命。他在用墨汁营建的狭小世界里舞弄着自己的刀枪棍棒。有书家说，赵孟頫早年的书法婉转流利，而在其六十岁以后笔法线条却气魄雄险老辣厚重，绝无柔媚之气。这种突破嵌入了警觉与抗争、激愤与自弃，但却不免有些尴尬。赵孟頫去世前5年，做一首《自警》，令人不忍淬读：齿豁头白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惟有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花甲老翁何所求？赵孟頫把生命的最后几年经营地小心翼翼，甚至有些唯诺，但他始终没有王夫之的慷慨和决然，在自己的墓碑上写上赵宋遗臣。

  四  

出岳麓书院的后门，攀山而上，有黄兴和蔡锷的墓庐。

当年，19岁的黄兴告别家乡，着长衫走进与岳麓书院隔湘江而相望的城南书院，在湖湘文化和经世致用的学风的影响下逐渐构筑了独特的文化人格。他写下了一幅对联：“古人却向书中见，男儿要为天下奇。” 黄兴走出了传统文化传教下终日于经史子集的孱弱文人的藩篱，在民族的危机时刻吹响了“驱除鞑掳，恢复中华”的激荡的人生号角。

正如王夫之和黄兴一样，一个又一个长衫文人拱手告别青灯黄卷、古院斗室，反身骑上战马，策鞭而行，尽管毫无雅士风度，但有不尽的英雄气概。文人不再是手无缚鸡之力躲进小楼空发牢骚，而是走上了刀光剑影血腥滚滚的战场。我在想，当他们在枪林炮雨中是否还张望一下当年曾经苦读的寒窗？那曾是一片精神的圣地。

本执着于传递文化薪火的书香圣地，却在历史的变革和冲撞中，转变为正义的生死决裂的战场，这不是对文化的抹杀，而是升华，是文化以另一种高度指引着历史的演变。站在岳麓山山顶俯瞰岳麓书院，我忽然感到了身体之轻。面对文化的泰山之重，一代代文人将自己的身体看作如鸿毛一般，义无反顾地奉献出来，捍卫着文化精神。这种看似飘渺的身体之轻恰恰背负着文化的沉重，他们用伤痕累累沾满血迹的身体，传递着或者创造了新的文化的内涵。

身体的轻与文化的重，促使“经世致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标签。从此，传统文化转变了它的传递轨道，它培养的不再是摇头晃脑满口之乎者也的迂腐穷酸文人，也不再是吟诗作对清高自傲的所谓才子雅士，而是以身捍卫民族文化的铁血男儿，是有担当精神的大丈夫；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左宗棠，是“男儿要为天下奇”的黄兴，是民族的集体沉默中大呼“狮子吼”的陈天华……

这就是文人的血性，它为传统文化作出了近乎完美的注脚。

黄兴有着传统士大夫的文人气息，但他骨子里却汹涌着不甘寂寞的血液。我想到了瞿秋白和《多余的话》，一个白面书生因“历史的误会”而卷入了“历史的纠葛”，勉强地做着一段特殊时期的“脆弱的二元人物”。瞿秋白骨子里是一种文人，但是混乱的时局让他必须舍弃青灯黄卷、清规戒律。在生命的尽头，他用坦率真诚的话语透露出一种无奈，一种文人与反体制对抗的艰辛与苦涩。集两种不同的性格、风范于一身，瞿秋白有着无法呼吸般的压抑，若非外强内乱，他们这一代文人依然会传道布经，归隐于传统文化与天籁自然的庇护之下。

但是，风雨欲来，大厦将倾，华夏大地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真正的猛士是敢于怒吼的，就像战败后的共工，撞向不周山。这就是黄兴和前赴后继的同道。走上革命道路的黄兴曾写诗明志：“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黄兴放下了文人的身段，投笔从戎，以身许国。他在随后的激荡人生中上马杀贼，下马读书，而后便鞠躬尽瘁，终而口吐鲜血溘然长逝。史料中说当年黄兴死后，远在日本东京的蔡锷听到噩耗，悲痛交加，八天后也撒手闭目。这不是一种文人的死法，而是正真战士的喋血。出师未捷身先死，空余后人悠悠悲叹。黄兴和蔡锷均国葬于岳麓山，多少年多去了，他们静静地躺在岳麓山的怀抱中，俯视着岳麓书院以及草木苍生，这是苍生之悲，文人之悲，反而是文化之幸。这是传统文化中的先锋精神在捍卫着自己的尊严，在关键的那一刻它发出了自己的吼声。

     

     （作者：褚海，青年作家、书画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