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在1949年末东渡台湾海峡执行秘密情报任务，之后两次回到海峡此岸。一次是乘坐国民党的军用运输机，降落在当时还未解放的浙江定海。一次是在相隔60多年后，乘坐中国民航，安卧在亲人怀中，回到大陆，回到北京，回到了家乡浙江镇海。在朱枫到达台湾之后，在她第一次返回浙江定海后，究竟都发生了什么……选派朱枫赴台，一个重要原因是她有女儿女婿在台湾，便于落脚掩护。作为对手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也不得不对我方的人选以及工作方式深表钦佩。几十年后台湾出版的《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在评述当年事件时写道：
共匪运用女匪朱谌之（即朱枫——引者注）与我台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王昌诚（王经查明无罪，恢复公职——原注）之至亲关系办理入境证，及寄居王家，以掩护身份进行工作。此种大胆深入之方式，颇切合秘密工作之要求。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之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文中提到的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王昌诚，就是朱枫的女婿。其妻阿菊就是朱枫的女儿，同在警务处电讯管理所工作。阿菊并不是朱枫的亲生女儿。但是，不是血亲，情似血亲，阿菊与继母朱枫的关系十分亲密。她是浙江镇海一个富商之家的四小姐，备受父母宠爱，毕业于20年代的名校宁波女师。一个富家之女，又是知识女性，到了及笄之年，登门求婚者甚众。但是，朱家四小姐都未入眼。出人意料的是，当三年前丧偶的镇海籍人士陈绶卿托人登门提亲时，朱枫看了照片，心生好感，居然痛快答应了婚事。陈绶卿年长朱枫17岁，有前妻留下两儿两女，拖累很大。母亲年轻时身体不太好，她以为自己不能生育，因此才情愿走进一个有孩子的人家。何况我父亲是一个工程师，国学也不错，懂书法，能绘画，和她有共同语言和爱好，自然能走到一起。
陈绶卿当时在沈阳的奉天兵工厂担任技师。22岁的朱枫远嫁东北，年轻的继母走进位于兵工厂宿舍的“新家”，眼前的杂乱无章景象让从小生活优裕的朱枫吃惊不小。陈绶卿的两个儿子被送回镇海家乡读中学，两个女儿留在父亲身边。10岁的长女陈宜在家带着6岁的妹妹阿菊，两个孩子都没有上学。陈宜后来回忆，继母刚进门时，她和妹妹都很顶牛，不搭理她。很快，小姐妹俩被新妈妈的和悦可亲与关怀体贴征服。家里变得井井有条，两个女儿干干净净，穿得漂漂亮亮。一度冷冷清清的家变得温馨快乐。每餐都有可口的饭菜，晚上团聚在温暖的灯光下，新妈妈或讲故事，或弹琴唱歌。新妈妈还说服了思想老派的丈夫，教陈宜识字，背千家诗，做算术，顺利通过兵工厂子弟小学三年级插班考试，小学毕业考进了沈阳女中。九一八后，沈阳沦陷，陈绶卿和朱枫举家南迁。此时，朱枫已与陈绶卿育有两女。回到浙江，陈家也是一大家族，排行老二的陈绶卿与一大家人聚族而居。师范毕业的朱枫看女儿们辍学在家，就在家里为孩子们当起了家教。陈绶卿姐姐的小儿子朱晓光此时已经小学毕业，无钱上中学，姐姐就将小儿子送回娘家，拜托弟媳收留她的这个外甥，同表妹们一起读书。不料第二年，陈绶卿突患急症病故，27岁的朱枫年纪轻轻成为新寡。朱枫在那样一个人际关系相当复杂、聚族而居的大家庭里，主持和料理丈夫的丧事。后来一直令陈家后人怀念称赞的，是这位二太太的处事干练与人品厚道。此时陈家的经济境况已大不如前，丈夫去世，更是断了经济来源。朱枫这位新的当家人，不仅将亡夫的后事办得体面风光，在对待前妻的子女、处理亡夫的遗产上，更是表现得公正，大度。朱枫将丈夫留下的全部财产分为四份，全部给了亡夫与前妻所生的四个子女，每人一份，每份800大洋，这在当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她没有给自己以及亲生的两个女儿留下一分一文。不仅如此，丈夫与前妻所生的次子正待娶妻，婚礼也由她一手操办。此时夫家家底已经很薄，她为了不让次子的婚礼简陋，不让次子的婚礼逊于长子，她将自己从娘家带来的私房钱中拿出一笔补贴用度，把婚礼办得风风光光，丝毫不比当年长子的逊色。丈夫与前妻所生长女陈宜已经出嫁，但是二女儿阿菊尚无着落。朱枫的五妹一家在上海，妹夫在电台做事，朱枫就让五妹和妹夫帮忙，把阿菊送到上海学习无线电，生活既有照应，又能学到本事。正是因为继母的周到安排，阿菊在上海的国民党电台学习无线电技术毕业后，进入了国民党警务电台工作，并与同在电台的王昌诚结婚。1946年秋，夫妻俩随同警务电台迁到台湾。所以，在历经战乱分离后，当1949年初阿菊与朱枫又取得联系后，十分欣喜，当下就邀请继母到台湾小住，而且很快就办好并寄来了入台证件。恰在此时，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香港机构正需要一位干部秘密赴台，任务是与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接头，传递情报。吴石中将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三期炮科，然后参加北伐，后来又留学日本炮兵学校和陆军大学，毕业回国后一直在国民党军中任职。抗日战争期间开始与共产党接触，为共产党的理想与事业所感召，1947年与共产党建立工作联系，1949年开始向共产党提供军事情报。吴石于1949年8月离开大陆赴台后，数次派人赴港传送情报。台湾与香港当时的形势十分复杂严峻，这种传递情报的方式对保障吴石的安全十分不利。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在港负责人万景光与吴石约定，尽快物色一位得力可靠的干部专程赴台，负责与吴石的情报联系。负责联络吴石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人选一要绝对可靠，二要得力干练，三要有合理的赴台身份。万景光为物色人选大伤脑筋。朱枫当时在华东局开办的香港合众贸易公司里担任财务主管，并不在对台系统工作。收到阿菊夫妇的邀请和寄来的入台证件，她从工作等情况考虑，觉得此行根本不可能。她在给家人的信中说：“阿菊夫妇很想我去，入口证也寄来了，真是幻想。”万景光得知朱枫的情况后，大喜过望。朱枫的履历、才干、身份都是那么合适，真是一位再理想不过的人选了。于是，朱枫临机受命，从香港维多利亚港登上兰沙丹尼号客轮，东渡台湾海峡，驶向基隆。归心似箭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参与接管工作，才知道朱枫已调香港工作。六七月间，接到她的来信，说华东局有关部门要调她到台湾去，问我的意见。我知道多年以来，为了革命工作，她与爱人和女儿天各一方，渴望回来团聚。我答复她说：可以将个人愿望如实向组织说明，但最后还应服从党的决定。……9月，我的爱人带领一家老小回到上海，告诉我朱枫已奉命将去台湾……朱枫终于像人民解放军那样慷慨从命。
是的，朱枫与丈夫和女儿已经有三年多没有见面了，此时父女俩都已经到了上海。接受赴台任务之前，她早就希望结束在香港的工作，尽快前往上海与亲人团聚。丈夫朱晓光，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个陈绶卿姐姐的小儿子，跟着朱枫这位“二舅妈”在家庭学堂里读书的那个“小外甥”。二舅妈与比她小11岁的外甥，这真是一段不同寻常的情感关系。朱晓光在二舅妈家里读了半年书后，就到上海进工厂当学徒，进百货公司当练习生，开始参加抗日爱国运动。上海沦陷后，他回到镇海，投入了家乡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动员二舅妈朱枫跟他一起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朱晓光年轻奔放且已有斗争经历，他在集会上主张成立一支抗日宣传队，并热情介绍随他来到会场的朱枫：我这位二舅妈毕业于宁波女师，弹琴唱歌、书法绘画都很在行，是难得的宣传人才。我们在民教馆组织抗日宣传队……我被选为宣传队长，舅母被选为救护队长。我们的生活都极为艰苦，情绪却极为高涨。……最使我感动的是守寡多年、支撑一个旧式大家庭、做了祖母的舅母，竟也毅然挺身而出，抛弃古书画诗词的生活，奔向抗战，毫无顾虑地参加各项行动。
当年，朱晓光在舅妈身边读书时，年轻慧美的朱枫既是老师，是长辈，也是他倾慕的偶像。他去上海闯荡漂泊，饱尝世事艰辛之时，舅妈又常常给他以关心扶助。如今，舅妈又在他的感召下，走出家门，不再是那个寡居在高墙深院之内的寂寞妇人，而成了一名走向社会、英锐爽利的抗日战士。两人朝夕比肩，春风情怀，志同道合，相望相守。他们抛开了年龄、辈份、地位的差距，抛开了世俗观念的束缚，终于走到了一起。1937年底，朱枫和朱晓光来到抗战中心武汉，晓光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新知书店的工作。当时，书店正面临经济困境。朱枫娘家富裕，结婚时给了朱枫丰厚的妆奁，其中有不少珠宝首饰。离开镇海前，朱枫将一些珠宝变卖。听闻新知书店资金周转困难，性情豪爽侠义的朱枫当即决定以投资的名义解囊相助，并且不使用自己的名份，而使用了“朱梅君”之名。朱梅君，正是丈夫朱晓光的雅号。新知书店负责人徐雪寒多年后在纪念朱枫的文章里写道：我虽然看她满面风尘，像一个中年世俗妇女，但眉宇间有英秀之气，看去是一个知识分子。……她用变卖家产所得，对新知书店投了一笔数目较大的资金。说投资，是句门面话，实质上是对党的出版事业的无偿捐献。这一点，对于我们这家资金十分窘迫的书店，实在是雪中送炭，大大鼓舞了我们在艰苦生活中坚持工作岗位的士气。
朱枫以丈夫之名捐助的款额为500元大洋，而新知书店创业以来的全部股本，总数也不过就是500大洋。朱枫夫妻的情感真挚，朱枫处事的勃气英发，在她的三次千里探监中，表现得更为酣畅。1939年，朱枫夫妻先后被组织派到新四军的随军书店工作。皖南事变前，朱枫接受任务到上海为新知书店采购印刷物资，辗转运到桂林。不久，皖南事变爆发。朱枫在桂林得知皖南事变的消息后，忧心如焚，不知道朱晓光的生死，不知道朱晓光的下落。而此时的朱晓光，正关押在千里之外的上饶集中营，他在皖南事变中被捕了。到了8月盛夏，朱晓光在集中营恶劣的环境中染上了回归热，全身血脓斑斑，病弱不堪。这天，忽听特务通知：到中队部去，你家里来人了。朱晓光深感意外，脚步沉重地走到中队部，老远看见平时凶恶的中队长，正满脸堆笑与一位坐着的女子说话，那女子衣着体面，仪态斯文。朱晓光满腹狐疑地跨进门口细看，不禁心跳如鼓，眼前女子竟是自己将近一年未见的妻子朱枫。只见朱枫款款站起，招呼道：这位就是朱先生吗？我姓周，叫周爱梅。家父是你大哥在兵工署的好友。这次我送母亲回宁波老家探亲，你哥嫂托我路过这里，代他们来看望你。“周爱梅”，危难之际的一个化名，还不忘将丈夫雅号的“梅”字嵌入其中。
原来，朱枫获知朱晓光被俘关在上饶集中营的消息后，经组织斡旋，疏通了国民党上层关系，得以获准进入集中营探望。朱枫的三次探望，不仅给朱晓光和其他难友以极大的精神安慰，她带去的现金和药品，虽然遭到特务们的克扣，还是改善了朱晓光和一些难友的生活状况，使他们得以医治病痛。而且，在后来朱晓光和另一位难友越狱的逃亡途中，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点儿钱做盘缠，才得以翻山越岭，长途辗转，逃回浙江南部的家乡附近。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夫妻两人的工作都有新的变化。朱枫于1945春离开新知书店，进入华东局在上海的建华贸易公司（后改组为联丰花纱布公司）和鼎元钱庄工作，1948年又调到香港工作。朱晓光于1946年8月开始，被新知书店派到新开辟的解放区建立书店，从胶东、辽东、华北一直到东北。两人从1946年8月分别后，到1949年11月朱枫前往台湾，3年多没有见面。时代动荡，劳燕分飞。这对年龄与经历相差较大的伴侣，在长期的南北阻隔中，一度产生了情感危机。但是，他们在通信中坦诚交流，推心置腹，相互关爱之情不减。朱枫在赴台前三个月给朱晓光寄去一封写满五页纸的长信。几年来，你奔走辛苦（这是听朋友说的）生活不安定，当然不能好好照顾身体，心境不畅，这也可能是因素之一，这一点我是很抱歉的！问题处理得不好，你我都苦了好几年，我在不能排遣的时候也会放怀痛饮……
我常常想起霞浦路吃茹粥，五岱洋种菜挑粪，嘉陵江畔月黑风高的晚上，你从安乐旧木桥边候我，在集中营探望时的感觉和宪兵队出来后你对我的感情……还有在安陆梦通过封锁线，我曾经黑夜掉在田塍下面，你一次次把我拉上是那样温情地，这都使我不能忘却。我相信在你的脑里也一定有可以想念的地方。如果一定要想，就想想这些吧，这会使你愉快的。
信是这样长而有感情，确实带给我以温情。彩色照片很神气，虽然不希望本人的装束会那样，这个影子却令人喜悦……
过去的日子不痛快透了，而所有的波折也是因此而起。以后，就毫无这些顾虑了，我们的后半生该有了快乐。
中年夫妻，患难恩爱，历经情感波折，又互相理解体谅，重归于好。三年未曾谋面的他们，是多么期盼早日团聚啊！还有三年前送入解放区再未见到的女儿，此时和丈夫同在上海，朱枫心中更是多了一份期盼与急切。经过起初的举棋不定后，意志坚定、作风爽快的朱枫毅然放下儿女情长。她接受赴台任务后给丈夫和女儿的信中写道：这个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先去做。
正如徐雪寒所说：“朱枫终于像人民解放军那样慷慨从命”，踏上了新的征程。但是，赴台之后，她肯定是归心似箭，期望早日完成任务，回到大陆与亲人团聚，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火热生活中。赴台前，朱枫给朱晓光寄了一张照片：穿着短袖的朱枫安详地坐在铺着格子桌布的茶几旁。她在照片背面写道：“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对亲人团聚的期盼，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溢于言表。到达台湾一个多月后，朱枫预计任务将很快完成，在1950年1月14日，她从台湾给大陆友人寄去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凤将于月内返里一行”。思归心切，归期可待。但是，谁也不曾料到，朱枫的归家之路，竟然走了60多年……祸起萧墙
地下秘密工作，如果内部不出问题，不出叛徒，敌人是很难发现的。在阿菊与丈夫热情周到的安排下，朱枫在台北的继女家里有了很好的落脚之处，使她的秘密情报活动后顾无忧。朱枫第一次到吴石将军府上，向吴石转达了“总店”的问候。朱枫说“总店”非常重视吴次长所做的工作，吴次长派专人送到香港的那批“维他命C”（情报）服用效果很好，希望吴先生再多准备一些。朱枫问：自己在台还要逗留一段时间，不知能否每个礼拜去吴府上拜会一次。吴石爽快答应，并与朱枫约定了具体的时间。1950年7月“吴石案”结束后，案件承办人李资生在香港《新闻天地》发表了《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的文章，里面记载，朱枫大概每周联络吴石一到两次，最固定的时间是每星期六下午四时，有时候星期三下午四时她也会去一趟。朱枫按照事先约定的渠道，把拿到的情报定期交给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一位定期往返香港—基隆的“安福号”海轮大副的手中。朱枫在台湾停留的两个多月里，得到并传回吴石提供的大量重要情报，其中有国民党空军各大队番号、驻地、飞机种类、架数，炮兵团、战车团的数量，武器装备，各部队官兵人数，主要军事机关长官名册以及某些驻防区的军事态势图等。吴石是一个忠诚过度的情报员，他以参谋人员的立场，猜测中共目前需要的情报，而加以有意的收集。他并且懂得情报的要次，特别注重数字、图表，使得朱小姐转送过去的资料，都对中共具有极大的价值。
就在朱枫即将完成任务，喜悦又渴盼地计算归期的时候，最令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朱枫此次东渡台湾执行任务，除了吴石之外，还有一个联系人，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按照秘密情报工作的规律与纪律，有一种情况要特别防止，就是横向联系，多头联系。这次朱枫赴台，可能上级组织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就交给了朱枫多重任务。在单线联系内线卧底吴石完成情报交接的任务之外，又交给了朱枫与台湾地下党联系的任务。而且，上级组织要求朱枫联系的台湾地下党员不止一位，一个是蔡孝乾，还有一位是严秀峰。台湾出版的《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中，保密局在《对吴石案之综合检讨》写道：……（五）朱匪因与匪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干及女匪干严秀峰联络，暴露身份，致遭失败，影响匪帮之'策反’即搜集情报工作甚大，而致此之由，实缘发生'横的联系’，所构成之严重错误。
可见，不应该发生的“横的联系”，是国民党保密局发现朱枫行踪与真实身份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不是这个蔡孝乾，朱枫和吴石本来都不至于暴露，朱枫就可以在圆满完成任务后，如期安全返回大陆，吴石也可以继续潜伏敌内，发挥更大作用。
就是这个蔡孝乾，直接导致了朱枫与吴石的暴露与被捕。蔡孝乾是台湾彰化人，1928年参与组建台湾共产党，后为躲避日本当局搜捕来到大陆，经闽西苏区到了中央苏区，担任苏区反帝总同盟主任。后参加长征，是长征中唯一的台湾籍共产党员。抗战爆发后担任八路军总部敌工部部长。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1946年7月秘密返台开展工作。朱枫与蔡孝乾联系之际，正值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在岛内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台工委副书记陈泽民此前刚刚被捕，形势十分严峻。随后蔡孝乾的被捕，成为引发朱枫与吴石暴露被捕的导火索。从已经公开的史料看，客观地说，蔡孝乾被捕以及随之叛变，他还没有主动出卖朱枫，对于吴石他更是知之甚少，因为不是一条线上的关系，他不可能了解更多。蔡孝乾的可恨之处，不仅是他被捕后叛变投敌，而且在于他在与朱枫接头联系时，犯下了两个不可饶恕的错误，都是违反秘密工作纪律的错误，导致了随后的恶果发生。其一，他在第一次见到前来接头联系的朱枫时，向朱枫索要一个联系电话号码。按照严格的地下秘密工作纪律，下线不能了解掌握上线的联系方式，都应是上线来找下线联系。朱枫是代表上级组织华东局前来了解台湾地下党工作情况并给予指导的，应该是朱枫主动与蔡孝乾联系，事实上组织也是这么安排的，朱枫也是这么做的。不过，鉴于当时局势紧张，蔡孝乾要一个电话号码，虽然不合规矩，但作为紧急情况下联系之用，也不无道理。于是，朱枫就将阿菊家的电话号码告诉了蔡孝乾。蔡孝乾此时犯下一个大错，也是一个低级错误。按照秘密工作的基本常识与要求，蔡孝乾应该把这个电话号码牢记在脑子里，而绝不能留下任何文字痕迹。但是，蔡孝乾把这个电话号码用笔写了下来。他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刚刚发行的新台币，将电话号码记在那张拾元面值的钞票上。就是这张记有电话号码的钞票，加上蔡孝乾的变节，直接导致了朱枫的暴露被捕。其二，蔡孝乾在见到朱枫时，提了一个极为错误的要求，要求朱枫通过吴石，为自己办一件私事。蔡孝乾的小姨子是大陆籍人，和他住在一起，他看台湾局势紧张，想尽早送小姨子返回大陆。他对朱枫说，听说贵婿在警务部门公干，有没有可能帮助办一张出境证呢？或者请“大舅”帮忙办一张也行。“大舅”是吴石的代号，他只知道“大舅”是朱枫此次秘密使命的另一个关系人，其他情况并不很了解。蔡孝乾想通过吴石的关系办理此事，这个要求违反了地下工作不得“横向交叉”、不得“横向联系”的工作纪律。朱枫可能出于同志之情义，也出于她一贯乐于助人的性情，当场就答应下来：只要有可能一定帮这个忙。 蔡孝乾是在1950年1月29日第一次被捕的。被捕后他寻机逃跑成功，后来他侥幸又返回住处，导致了第二次被捕与彻底叛变。他在被捕之前，察觉到了情况不妙，给朱枫发出了报警消息。那天，朱枫按约定来到与蔡孝乾接头的地点“建昌行”，出乎意料地蔡孝乾不在店里，而是留下了一张字条：陈太太：老吴的生意亏本了。眼下市价低落无法推销。我拟外出，您不用等我了，请早日成行，切盼！郑字。（刘小姐事，请告诉大舅不用办了，谢谢）
“陈太太”是朱枫接头用的称呼；“老吴”是台工委武工部长张志忠的代称，“亏本”意味着继工委副书记陈泽民被捕后，又一位地下党负责人出事了；“郑”是蔡孝乾的化名；“刘小姐事”指的是蔡孝乾托办的出境证一事，此时，朱枫已经托吴石将此事办妥，过两天就可以取回证件了。蔡孝乾第一次被捕后，国民党特务对他进行了严密的搜身，那张面值拾元的新台币引起了特务的注意，钞票背面的边角上写了一行数字，明显是一个电话号码。在特务的审讯中，蔡孝乾心理防线被攻破，他开口交代：这是我负责联系的一个大陆来的女干部的电话。此时，朱枫已经离开台北，来到了海峡对岸浙江舟山的定海。朱枫看到蔡孝乾留给她的报警字条后，立即与吴石商议离台的方式。由于基隆港船已停开，走海路已不可能。台北和浙江舟山的定海之间有军用飞机往来，那里离大陆很近。吴石让他信任的副官聂曦帮助联系飞机。于是，朱枫便以探视病亲的名义，于1950年2月4日傍晚搭乘国民党的军用运输机，飞赴浙江定海。此时定海尚未解放，还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朱枫到达定海后，得到一位老同学的帮助，住进存济医院暂时安身，准备寻找渡船前往上海。但是，由于蔡孝乾在那张台币上记下的电话号码，加上蔡的叛变，国民党特务从速顺线追查，已经掌握了“大陆派来的女干部”的真实身份和坐军用飞机到达定海的行踪。1950年2月18号，农历正月初二，在定海隐蔽了两个星期的朱枫被捕了。蔡孝乾第一次被捕后，国民党特务按他的招供带他去抓捕共产党人时，蔡寻机从特务的眼皮底下溜走了。为了重新抓回蔡孝乾，保密局特务加紧了对蔡的小姨子的追缉，在此过程中，发现其小姨子化名刘桂玲办理了出境证，在出境证申请文件的右角上还留着一张代办人的名片，上面写着东南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他也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的副官。通过这张出境证，保密局特务勾画出了“陈太太”—吴石—“老郑”的关系图。此前国民党特务从蔡孝乾身上查到的笔记本中发现有吴石的名字，但蔡不承认同吴有什么关系，保密局还不敢对一个堂堂的参谋次长轻举妄动。此刻有了这个新的重大嫌疑线索，保密局不会再轻易放过。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总长周至柔下达了“先取证据再办吴石”的密令。 魂兮归来
第一次入狱是在1944年10月，日本宪兵队突然搜查上海的新知书店，店里的新知员工全部被捕，朱枫也在其中。远在苏北的徐雪寒立即赶到上海组织营救，他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买通了沪西伪警察局局长，加上被捕同志在审讯拷打中无人屈服，敌人没有抓住什么证据，因此11月间被捕同志陆续得以保释。朱枫的同学朱慰庭与朱枫情同姐妹，她的子女在《深情怀念朱枫姨母》的文章中，引述了从父母那里听到的故事：在日本宪兵队里，朱枫姨母经受严刑拷打，残酷逼供，但始终没有改变凛然的气节。敌人在无任何证据情况下，只好释放她出来。
朱枫姨母获释后，身体遭受毒打致伤，走路都不方便，母亲陪送她到新城隍庙附近的石筱山私人诊所。石筱山是著名的骨科专家，他用双手检查了朱枫姨母骨伤情况后，问她怎么伤着的，朱枫姨母回答说：“是被汽车撞伤的。”老专家摇摇头说：“不，你是被打伤的。”朱枫姨母坦然地笑笑，没有言声。
朱枫不仅在狱中坚贞不屈，而且在带伤出狱后，又做了一件令人赞叹难以忘怀的事。1944年10月，书店混入汪伪特务，遭受破坏，大部分同志被捕，在日本宪兵队受审。我知道后即到上海设法营救。朱枫虽经残酷拷问，但能从容应付，混入店内的汪伪特务因不认识她，就和其他女同志一起被释放了。之后，她还冒险在晚上从店后的小窗口爬进店里去，把仅有的一些存款和支票本、账册等提出来，以便接济尚在狱中的同志，并对陆续获释后去根据地的同志提供路费等。
同在新知书店工作的徐波在几十年后回忆朱枫当年“夜取账本”时还感慨道：我至今都弄不明白，当年朱大姐是怎样翻窗而入的，账本和支票都在二楼的会计室里，小楼已被敌人查封，前后门都进不去，楼窗倒是朝着弄堂口，但那么高，一个女同志能有那样的胆量，就已经很不简单了！
磨难与考验，锤炼出了朱枫在险境中的勇敢、机智与坚定。但是这一次被捕，朱枫意识到与上一次被捕完全不同，情况严峻得多。特务能赶到定海来抓捕，说明台北方面一定出了严重问题。她冷静分析了面临的局面，为了不在国民党特务的手中受辱，为了防止在下一步的险恶环境中出现损害事业的意外，她决心以死明志，以命抗争。她认为吞金可以致命。2月26日夜间，因受风寒患了重感冒的朱枫发着高烧，她意识到门外的看守正在打瞌睡，就利用这个机会，用滚烫的手指将贴身挂的一块金锁片扯带着金链条取下，又撕开大衣的肩衬，取出密藏的一只金手镯。她用牙咬，用手掰，把金锁片和金链条分开，把手镯折为两段。然后，将这几件金制饰品，和着一杯热水分四次吞了下去。在她决定与这个世界告别时，她对这个世界，对生命的美好肯定充满留恋；对本将团聚的亲人肯定充满不舍；对新生的共和国肯定充满向往，奋斗十多年的目标终于实现了。在同志与亲人的回忆里，朱枫是那么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对同志充满热忱，对亲人充满深爱，对事业无私投入的侠义女子。当年在香港务实中学做老师的林如云与朱枫相识时间并不长，但是印象深刻，她在《忆朱枫大姊》一文中写道：我认识朱枫大姊是在1948年冬，那时，香港务实中学小学班来了两个从内陆出来半途插班的学生——朱明与朱晖。一天，徐雪寒夫人朱光熙约我散步，与她同行的是一位娴静、朴素、谦和、两眼透射着睿智目光的大姊。光熙同志介绍说，这就是朱枫，朱明的妈妈，朱晖的婶母。她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那天，光熙同志与我都抱着自己一岁左右的女儿，三个人徐步走到香港仔山边一个荒芜的小公园，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里的朱枫，还在勾织她的毛线织品，一分钟也不浪费。出人意料的是，不过三个星期，我竟然收到一件送给我女儿的礼物——一顶红艳艳的勾着枫叶的精致小帽。不用说，这是朱枫大姊的艺术作品。可见朱枫大姊喜爱艺术，也重情谊。
1949年秋，我离开了务实，搬到了九龙弥敦道，住在华东财委设在香港的几家企业的宿舍里。不知什么时候，朱枫大姊也搬来与我们同住，她早出晚归，从不打扰任何人，但一碰面，却又那么亲切，真像一个大姊姊。在香港那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她只占有一间挨着厨房的小房间，很小很小，但却被精心布置过，叫人一看就赞叹主人热爱生活，善于安排生活的风格。在朱枫大姊心里，虚荣与奢华都已被抛弃。
方永昌是朱晓光的外甥，1947到华东局开办的上海联丰花纱布公司做会计，在朱枫领导下工作。他在《永恒的怀念——敬悼朱枫烈士》一文里写道：她是我政治上的启蒙老师，教我认识历史前进的动向，注意做机密工作的要点。……记得第一次安排我去完成联络工作时，她对我进行了详尽周密的嘱咐，如怎样称呼、如何说话，一一作了交代。还特别关照我要把身份证带上。对她的某些话，我有些不知深浅，但也领悟到这不是一般带个信、送些钱的事，而是体现着一种特殊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托付，必须小心翼翼地去完成。
后来，虽然不常在她的身边，她对我仍然十分关心，不时地从二舅妈（陈宜）那里了解我的情况，转告我应注意的事项，直到她去香港工作为止。
朱枫为了革命事业慷慨解囊的明公大义，更是为人感念不已。参加革命工作之初，她就将变卖家产所得的一大笔款项捐给新知书店。但这并不是唯一的一次。1938年，新知书店经营又面临资金中断、难以为继的局面，朱枫立即将外婆、母亲两代相传的给她的三克拉钻戒从上海银行的保险柜里取出。这已经是她家传下来、价值不菲的众多珠宝首饰中留下的仅有纪念物了。朱枫仍然毫不犹豫，将钻戒兑换成3200元汪伪政权发行的“储备票”，在上海为书店采购了急需的薄型纸50令，解决了迫在眉睫的难题。对生活与事业如此充满激情的朱枫，此刻，在国民党的定海看守所里，却毅然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朱匪于被捕瞬问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作准备；匪干（指朱枫）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
——台湾解密的《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
定海看守所的看守发现朱枫吞金不省人事后，赶紧抢救。这时，台北方面也在催促着“要人”，一架飞机很快将生死未卜的朱枫押往台北。在荣民总医院抢救时，X光片清楚显示四件金物仍在胃中。经医院抢救，一天后，东西全部排出。这张铭记着朱枫壮烈之举的X光片，至今仍保存在台湾的档案中。被捕后，朱枫始终坚贞不屈，最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她的归家之路，被阻隔在了1950年6月10日的台北马场町刑场。60年风云激荡，沧桑巨变。但是，英雄的精神感召未变，后人的崇敬之情未变。历经磨难，历经坎坷，朱枫的遗骨终于踏上了归乡之路。已是八旬老人的朱枫亲生女儿朱晓枫，终于盼到了这一天。1946年她进入解放区时与母亲分离，万万没有想到一别就是天人永隔，一别就是64年。年迈的朱晓枫在北京迎回了母亲的遗骨，又将母亲的遗骨捧回家乡，安葬在镇海烈士陵园。遗憾的是，朱晓光没有等到这一天，他已于十年前在北京病逝。朱枫就义时，女儿还不满20岁。她当时写了一篇祭奠母亲的短文：“妈妈死了！”我感到痛心，也感到光荣。痛心的是，我从此失去了母亲，一个这样坚贞不屈、奋不顾身的革命母亲！光荣的是，我母亲虽已是四十余岁的人了，她在党的培养下却有那么年轻的思想和革命的行动！
为母亲而感到光荣的女儿，在朱枫就义之后，将自己原来的名字“陈明珍”改为“朱晓枫”。朱枫！一个令女儿深感自豪的名字，一个多么熠熠生辉的名字，一个多么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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