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思·哈林《无题》,布面丙烯,80×80cm,1983年
长久以来,“艺术家去世=价格上涨”似乎已成为艺术市场的一个定律,很多人将其称之为“死亡效应”,并对此深信不疑。但事实上,并非所有艺术家在去世后价格都会上涨,艺术家的市场巅峰期也并非在他们去世后才出现。“死亡效应”何时会失灵?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艺术家去世后作品价格的涨跌?
「 死后更值钱?」
让·弗朗索瓦·米勒《剪羊毛者》,铅笔、墨水、水彩,34.9×26.6cm
“艺术家去世才值钱”仿佛成为了艺术圈的魔咒,大众所熟知的艺术家在世时好像大多过得穷困潦倒,只有死后才被世人捧上神坛,莫迪里阿尼、梵·高、常玉等皆如此。美国幽默大师马克·吐温肯定是发现了这一点,才在他的短篇小说《他是否还在人间?》里拿这条“规律”开起了玩笑。这篇小说中的“他”并非别人,正是法国著名现实主义画家弗朗索瓦·米勒。
让·弗朗索瓦·米勒《雁行》,纸上粉彩、黑色蜡笔,37.5×29.8cm,1862-1863年
这个故事里的米勒在年轻时空怀一身技艺,却穷困潦倒:他那幅闻名后世的油画《晚祷》售价仅为八法郎,就把只愿意出五法郎的买家吓跑了。对此,米勒还后悔不迭。此时,他的画家朋友们发现了“死亡效应”这一定律,打算通过抽签来决定一个人来装死,而这个中签的人正是米勒。
让·弗朗索瓦·米勒《晾衣服的女人》,纸上水彩、钢笔墨水和黑色粉笔,27.3×33.3cm
在假死前,米勒以每天50余张的速度作画,而他的朋友们则用尽手段宣传他的才华、炒作其即将去世的消息。几个月后,米勒的朋友们宣布了他的死亡,并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果不其然,这一招奏效了,米勒作品价格因此青云直上,成为了艺术市场上家喻户晓的人物,让他的朋友们大赚了一笔,大家都摆脱了穷困的处境。不过,可怜的米勒却被迫隐姓埋名地度过了孤独的后半生……
文森特·梵·高《盛开的杏花》,布面油画,73.3×92.4cm,1890年
文森特·梵·高《玫瑰》,布面油画,71×90cm,1890年
这一看似荒唐的闹剧却赤裸裸地揭示了“已故艺术家更值钱”的悲惨现实,尽管这一故事颇为极端,但死亡对艺术家市场表现的影响在如今仍不容忽视,赵无极就是典型案例。他在生前已是市场宠儿,在2013年去世后,其艺术品价格更是直线上升。2018年,艺术家作品成交量达到了89%,其中超过五成的作品突破了原有成交价;自2013年以来,艺术家平均拍卖价格的涨幅已超过了50%。
赵无极《翠绿森林》,布面油画,127×127.5cm,约1950年,2016年5月在佳士得香港以912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赵无极《无题》,纸上水彩,31×41cm,2005年
这不难理解。如果艺术家还在世,那么他们就有可能随时创作,作品供给是在增加的;但艺术家的逝世却使得不可再生的艺术品总量出现定格,藏家一定会惜售,能在市场流通的作品可能更加稀少,因此升值是必然结果。
「 失灵的死亡效应 」
卡门·埃雷拉(Carmen Herrera)《Blanco y Verde》,布面丙烯,101.6×177.8cm,1966-1967年,2019年3月在苏富比纽约以29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但“死亡效应”也有失灵的时候。2017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埃克隆德(Robert Ekelund)和罗伯特·托里森(Robert Tollison)等人出版了《美国艺术经济学:问题、艺术家和市场制度》一书,认为死亡和艺术家市场表现间并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
卡门·埃雷拉(Carmen Herrera)《Blanco y Verde》,布面丙烯,173×153.7cm,1959年
他们梳理了在1987-2013年间去世的17位艺术家的6118条拍卖记录,发现这些艺术家在去世前五年作品价格均出现了6%的上涨趋势,而在去世那一年,作品却出现了26%的价格下滑,之后才渐渐回升。
卡门·埃雷拉(Carmen Herrera)《绿色和白色》,1956年
卡门·埃雷拉(Carmen Herrera)《Untitled from Verde y Amarillo》,石版画,38×30.5cm,2017年
这是因为在“死亡效应”的怂恿下,有些藏家为了谋求巨额利润,在艺术家去世后纷纷将手中藏品推向市场。因此尽管艺术家已无法继续创作,但作品供应量却有增无减,“物以稀为贵”的市场定律便无法发挥作用。相反,很多艺术家在去世几年前会出现身体衰老、创作力下降等一系列问题,不得不选择停止,他们的“输出”也因此变慢,价格就会上升。
卡门·埃雷拉(Carmen Herrera)《绿色和橙色》,布面丙烯,152.4×182.9cm,1958年
至今已是106岁高龄的古巴艺术家卡门·埃雷拉(Carmen Herrera)就在享受这种名为“即将到来的死亡效应”的红利。其有市场交易数据的48件作品全部是在近十年内被售出的,艺术家的个人成交纪录也在近五年内被多次打破。
2019年,名为《Blanco y Verde》的硬边抽象绘画在苏富比纽约以29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打破了2018年由同一系列作品创下的265万美元的拍卖纪录。
凯思·哈林《生命之树》,布面丙烯,294×362cm,1985年
因此很多艺术家在去世前也会有市场表现突飞猛进的时期,凯思·哈林就是如此。1988年,年仅30岁的他发现自己罹患艾滋病,将不久于人世。但他并未选择隐瞒,而是公开了这一状况并创建了凯思·哈林基金会,为艾滋病研究治疗和儿童福利做贡献,同时继续艺术创作直至生命终结。
凯思·哈林《Andy Mouse》,彩色丝网印刷,96.5×96.5cm,1986年
凯思·哈林《Andy Mouse》,彩色丝网印刷,91.1×91.1cm,1986年
身患艾滋病并未沉重打击凯思·哈林的市场,反而使其作品出现了约75%的价格上升趋势,但两年后他的去世却对市场价格影响甚微。这是因为作品价格取决于预期的总供应量,而预期的总供应量又取决于艺术家的预期寿命。
但藏家们提前得知了他的死亡,并预见到未来这位艺术家作品的稀缺性,便选择大量收藏,骤增的市场需求导致了作品价格的短暂上涨,因此“死亡效应”提前两年生效了。
凯思·哈林《自由女神像》,彩色丝网印刷,91×65cm,1986年
但并非所有英年早逝的艺术家都能像凯思·哈林一样能提前享受到“死亡效应”的经济效益。一般而言,藏家会将具有出色市场潜力的艺术家作品早早收入囊中,以极为低廉的价格拿到这些未来市场宠儿的代表作,多年之后再以高价转手,就像尤伦斯夫妇当年对不少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投资一样。
琼·米切尔《Between》,布面油画,128.9×122.5cm,1985年
但如果艺术家们在尚未成熟前就过早离世,无法创作出更有代表性的作品,藏家就很难对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抱有期待,因此可能会为了及时止损而抛售手中藏品,导致作品价格下跌。
阿尔玛·托马斯(Alma Thomas)《草韵旋律》,布面丙烯,116.8×91.5cm,1976年
这种现象可能和一项研究形成了微妙的呼应。2011年,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海因里希·乌斯普隆和克里斯蒂安·维尔曼在论文《声誉、价格和死亡:艺术品价格形成的实证分析》中详细叙述了艺术家的死亡年龄对其市场表现所造成的影响。
路易丝·布尔乔亚《Spider (Cell)》,钢架、挂毯和骨头等,1997年
在他们的研究中,“死亡效应”对在60岁之前就去世的艺术家有着负面影响。这是因为作品价格与艺术家的知名度密切相关。一般来说,作品越新颖、越有创意,被收藏和赏识的几率也越大,全球艺术品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和机构就可以传播艺术家的更多信息。显然,只有在代表作数量充足的基础上,这种信誉建立机制才能正常工作。而过早离世的艺术家并不满足这项条件,因此在去世后便消沉下去了。
「 发掘已故艺术家 」
路易丝·布尔乔亚《Spider III》,钢,48.3×88.9×95.3cm,1995年
这也是如今艺术界致力于推广已故艺术家作品的主要原因。诸如路易丝·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等大师在生前已基本形成了成熟的创作语言,并拥有相当数量的代表作,发掘潜力巨大。在此基础上,只要画廊或博物馆能使他们保持一定的市场鲜活度和曝光度,作品就能被迅速炒热,从而推动“死亡效应”的发生,带来丰厚回报。
路易丝·布尔乔亚《Echo I》,青铜、颜料和钢,189.2×43.2×35.6cm,2008年
不管这些艺术家们在生前是名利兼收还是默默无闻,画廊和博物馆都能凭借其强大的操控力在重塑艺术家市场中起到重要作用。他们获得艺术家的遗产后,会通过举办回顾展、出版专著以提供新的学术研究视角,并在当代环境下重新赋予其语境。
琼·米切尔《花园派对》,布面油画,164.5×130.2cm,1961-1962年
多年来,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琼·米切尔完全被罗斯科、波洛克、德·库宁等人所掩盖:上世纪70年代,德·库宁的作品价格是30万美元,而米切尔的作品只卖3.5万美元。2007年,纽约Cheim & Read画廊为她策划了一场纸上作品回顾展,同时出版了专业研究人员所撰写的画册,从而推动了艺术家市场的爆发。
在那年的瑞士巴塞尔艺术展上,Cheim & Read画廊以20万美元的单价售出了三幅米切尔的纸上粉彩作品,一家美国的博物馆也觊觎着艺术家的一幅标价为550万美元的作品。
琼·米切尔《稻草》,布面油画,280×200cm,1976年
像米切尔一样的沧海遗珠还有很多,而那些被艺术史提及或成为拍场常客的艺术家只是少数而已。艺术市场永远处于供大于求的饱和状态,藏家们的目光也永远被那些最新鲜、最炙手可热的年轻艺术家所吸引,很多才华横溢的出色艺术家就有可能无情地被迫给新艺术家让路,直到去世也未能看到成功的曙光。
让·米歇尔·巴斯奎特《无题》,纸上墨水和油画棒,75.5×56cm,1983年
与他们呕心沥血的创作相比,这显然并不公平;对于大众而言,无法欣赏到那些令人惊艳的作品也是一种遗憾。因此,重新发掘已故艺术家的市场价值、树立他们的个人声望,不仅是为了给予艺术家们以公正的待遇,也是帮助人们纠正历史中的缺漏、建构更加完整的艺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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