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幸运,跟随张建林先生几次去过考察现场。2006年,西藏萨迦,张老师和团队正在进行考古挖掘,海拔四千多米,雨季中的小镇,上山下山,等雨停了开工的间隙,做整理绘图。我找了拖拉机独自去泡温泉,张老师和团队的人不会舍得浪费这样的时间。
藏东,吐蕃时代的寺院里,张建林先生正在鉴定一幅清代的唐卡。
2009年,我跟着张老师的团队去藏东考察吐蕃时期石刻,一个多月的时间,从拉萨到盐井盐田,在察雅县去往深山古寺。雨中骑马,风中徒步,夜宿帐篷,幽暗的寺院大殿里组装散落的佛像,在古老的土司大院里拎着棍子防狗的偷袭。
也正是在这一次,我才真正的理解,“考古”不可能是一个浪漫的名词,甚至不仅仅是学识的累积,还必得有一种精神在。随时能安放身心,保持克制与求索。
凭着感性做一件事,总有所谓的努力坚持,但是要在一件事情上有所成就,需要的是恒定与热爱。
西藏阿里,海拔四千多米的山顶俯视穹隆银城,脚下就是深不见底的峡谷。
2015年,西藏阿里的穹隆银城。离开前的最后一天,张老师要独自去山顶上看一看穹隆银城的全貌。
“你要去,我不会等你,也不会管你。”
于是,来回的路上,他就真的一句话也没跟我说。
他大步走在路上。他早已经习惯在荒野中的独自沉默,在沉默中洞悉天地。
我远远随着他翻过深沟,爬上山梁,高原的阳光在午后晒在石头上,石头闪着光,晃得人视线模糊。
到处都是大石头,并不需要花费太多心思在路上。稀薄的空气,让人一无所思。
在两侧悬崖的中间抱着经幡柱谨慎前行,转过乱石不断滑落的悬崖边窄窄一条土边,站在山的最高处。原本仰视在上的王宫,看下去缩小成为一个点。
狂风烈日中,他的身影遮住了光,成为一道剪影。脚下是深不见底的峡谷,还有古老而神秘的故城,这是一座还没有人下过定论的城址。
他会是那个做出结论的人吗?
对于一个年届花甲的考古学者,这会是一个他期待中的荣耀吗?
张建林先生在海拔四千多米的村里炒菜。一个认真的学者,菜也做得不错,起码会非常细致。
“张老师,您怎么选择了考古专业的?”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我参加了高考,当时我22岁,已经在宝鸡县化肥厂当了三年工人。我的第一志愿是图书馆专业,第二志愿是考古,第三志愿是中文,因为我喜欢看书,没想到被西北大学的考古专业录取了。”
“您第一次到西藏之前,对西藏有了解吗?”
“1984年到西藏做文物普查,当时关于西藏的了解非常有限,直观的感受就是看过一部关于西藏的电影——《农奴》,到了西藏,好像是进入了一个异域之邦。”
已经退休的张建林先生,却没有停止在西藏考古的脚步。
1985年,古格王国遗址,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调查。
“虽然之前,我们翻阅了几乎能搜集到的所有古格的资料,照片也看了很多遍,可是一旦站立在真正的古格故城面前,那种惊喜和兴奋还是难于自已,久久不能平静。
时近中午,阳光强烈,故城土山上的残垣断壁、佛殿、碉楼、洞窟无遮无拦,历历可数。偶有云团飘过,山上就出现迅速移动的阴影,山风吹起一阵尘土,远处象泉河的流水声隐约可闻。”
张建林先生等13人组成的古格王国遗址考察队,6月,从拉萨出发,在路上颠簸辗转半个月后,才终于站在了古格王国遗址的山脚下。
都正年轻,因为内心太过激动表面却格外保持平静,坐下来,吸上一根烟,静静地看着眼前这座凋敝之城。
考古队在古格断断续续工作了三年。他们统计故城遗址的宫殿的数量,为之编号,就像当年伯希和、张大千、史岩分别为敦煌莫高窟所做的工作那样。
红殿和白殿的外墙和土山色无异,寺顶上的女儿墙残毁,大殿的天窗进的雨水破坏了部分壁画,山坡上、石道旁比比皆是遗弃的箭杆、铠甲残片、破碎的藤编盾牌。一堆堆的卵石和大量的线刻玛尼石。洞窟式民居、宫殿、寺庙多数已成废墟。
在他们到来前的两年,县政府在这里安排了两位守护者,盖起了三间藏式平顶小土房和两米多宽的小院子,后来腾出了其中的一间给考古队用。这几间小屋经过30年的风吹日晒,已经与古格王国遗址融为一体,他们当时写的字还留在墙上。
长途舟车骑行劳顿,到了目的地,马上投入工作,是考古工作者的常态。
“张老师,很多人对考古都特别好奇,有些书把西藏考古写得异常传奇,近乎魔幻,您有没有经历过特别惊险的事情啊?”
“我没看过那些书,惊险?我没感觉有什么可以称得上惊险的奇遇,就是在工作。每次野外考察,工作量都很大,总是想着可以从容一些,早点收工就是享受了。可是一干起活来就容易忘记时间,经常一干就超过十小时。”
“考古工作三十多年,回想起来,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
“遗憾!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每一次考察都尽量做细做完全,每次离开现场,又都感觉还应该再回来更加深入的做下去。可是一个接一个的工作,根本停不下来,大多数都再也没有时机重返。还有大量调研过的资料没来得及整理。”
“哈,可是就退休了。”
“我们考古界把退休的研究员叫核废料,正经发不了电了,辐射性还挺大。”
远远见到有人马穿过河谷,寺院里的阿尼啦(修行的女性)拎着茶等在路上。大家围坐,休息一下。
张建林先生在西藏三十年,我没有听到过他与人讨论佛法,多的是佛造像、遗址,是曾经存在并留下的痕迹。
我猜深藏在他心中的或许是儒家思想。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他又有老庄一样自由行走在天地间的心性,这样的心性是很能感染人的,郊野烈日或是无边星空下,只要有他在,总会让人感觉身心自在。这同时也是儒家的厚德以载物的美德吧,以自身的品德感染人。
人可以在宗教中寻找到安慰,摆脱个人的牵挂,而儒家是抱现实的思想,在生活中尽职责义务,为子,为夫,为父,为社会角色,尽做人的本份。
只要人道精神在,凭着理性上的克已自律一样可以获得精神上的和谐。
当然,如果像张建林先生这样,再从一生学术上找到乐趣,不论是于普世,还是于精神世界,大约可以对自己有所交待了。
一辈子做考古,需吃得了苦,挨得住寂寞,专业更要务实。
虽说人生的瞬息之间,最终都不过是化为虚幻,远不如江流之无尽,时光之无穷,甚至不如那些古老的城池,留下存在过的痕迹。
可是,最后谁真的能与日月同在呢?
真实完善的一生,还是最踏实自然的。这样的人生,张建林先生或可为典范。
对于考古的人,走在路上只是到达的方式,真正的工作是从抵达那一刻开始的。年复一年,张建林先生就这么在不同的路上,走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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