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一个朝代，而一个国家的强大，主要取决于以军事、经济等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发展。
唐代历史较久，因而国力兴衰交替，国情复杂多变。
但从当时世界范围和亚洲格局来看，欧洲法兰克王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唐朝，横跨亚非欧的阿拉伯帝国，迟至8世纪才逐渐形成封建制。
所以，唐朝前期国力强大，疆域辽阔，较强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高水平制度文化使周边各族与亚洲各国争相与其交往。
作为当时的一个“超级大国”，对其综合国力的研究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自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之后，存亡与安危，就成为统治集团密切关注的首要问题，在长期的阶级社会中，国家的强盛往往与城市和军事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个强盛的国家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或以战争抵御外来侵略和颠覆，或以武力镇压国内敌对集团的反抗与叛乱。军力强则国家兴，成为当时各国国力维持的基本原则。
唐朝也是如此。李唐军事贵族集团夺取杨隋政权之后，经过长达10年之久的激烈战争，才使全国恢复了统一。
对于一个以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为核心的新王朝来说，夺取政权固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巩固政权。
然而，李唐王朝在国力尚不强大的情况下，即用全国大量的财力、物力接连数十年发动了对突厥、吐谷浑、高昌、薛延陀、高句丽、焉耆、吐蕃等边疆诸国的远征。
贞观四年（630），被各族君长推为“天可汗”的唐太宗，取得了西北各部族最高宗主权和仲裁权，他一方面“以夷制夷”控制周边各部族，另一方面仍继续直接出兵攻城略地，将唐帝国的疆域向四方扩展。
唐高宗李治继位后，继续进攻突厥，远征高句丽，重设安西四镇，击败铁勒，征服百济，设置瀚海都护府（今蒙古哈尔和林）、云中都护府（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西北）、安东都护府（今朝鲜平壤），并屡次与吐蕃大战于青海。
直到武则天时期，唐与周边诸族仍征战不断，军事调动频繁，局部战争连续不停。
唐初对外战争的动因是什么？动用国力要达到的目的又是什么？
其一可能是唐朝迫切想在外部世界面前树立起自己强有力的形象、威慑周围部族与国家；
其二可能是唐朝希望确立其“天可汗”霸主的中心地位，并借此来稳固提高关陇军事集团的统治地位和正统皇权的威望；
其三唐朝是通过战争拓疆争地，获得贸易重利和农牧实惠。
然而，战争需要征集大批的军需物资，需要财政上经费的支撑，需要动员一切经济力量来承担军事耗费。
唐朝政府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补充国库的支出，只能增加对广大人民的榨取，史载：“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剥夺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业。”
在初唐“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希，灌莽极目”，“户口未复，仓廪尚虚”的情况下，唐王朝连续对外用兵，说明当时来自外部的威胁太大，不得不倾国力来应付周边诸族和诸国的挑战。
以上所说的几点仅是战争胜利后的结果，而不是战争发起的原因。
一些史学家评论唐初统治者不惜诉诸武力发动战争，是帝王好大喜功，这些战争是侵略性的战争，是没有国内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巨大灾难，等等。
这无疑都是一厢情愿和不切历史实际的看法。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哪一个不清楚战争会给人民带来万分困苦？
规模浩大的战争动辄军队几万、几十万，战舰几百艘或上千艘，加上募征运丁、水手、粮食、武器，对于建立不久的唐帝国来说，经济上确是难以承担的。
唐王朝之所以动用国力进行战争，就是要彻底清除其周围诸敌的威胁和潜在较量，保卫唐帝国的安全与发展，维护一条和平宁谧的边界。
我们不妨先看看初唐时期唐与周边各国大较量的格局。
北方的突厥汗国虽在隋朝时已臣服中国，但隋朝内乱灭亡，为其重新崛起并成为亚洲大陆北方的霸主提供了机会，不仅各种反隋政治力量向突厥称臣。
而且唐高祖、唐太宗也与突厥联盟，并不断献礼纳贡笼络突厥可汗。面对突厥百万大军的袭扰和不断索取财物，唐王朝甚至想从长安迁都躲避。
仅武德七年（624）到九年（626）两年间，突厥就入侵35次，突厥骑兵曾几次攻掠至渭河。
贞观三年（629），突厥内部分裂后，唐朝才兵分六路开始反击突厥，终于将北突厥汗国灭亡，以此改变了北亚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均势格局。
中亚西突厥汗国统辖着南至克什米尔，北至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它西接波斯萨珊王朝，东到甘肃玉门关，西域各国和中亚各绿洲小国都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西突厥汗国是控制丝绸之路中段的霸主。
多次阻止西域诸国与唐往来的高昌，贞观十四年（640）被唐讨平。
接着唐又攻占了焉耆、龟兹等国，迫使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遣使向唐请婚，唐太宗提出“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等五国为聘礼”，其意图就是要夺取对西域诸国的控制权。
经过三十多年的征战，唐朝终于将西突厥灭亡。
与唐朝几乎同时兴起的吐蕃，从贞观年间就开始以强悍姿态出现在亚洲竞争舞台上，连年进攻唐朝西部、吐谷浑和西域，竭力扩大西羌诸部统一和青藏高原以外的势力。
唐王朝这时在集中兵力对付西突厥和高句丽，所以使吐蕃趁机开疆拓土。
唐高宗时，唐朝军队两次在青海被吐蕃打败，安西四镇也因吐蕃进攻被迫放弃，从而形成了唐、蕃长期抗衡的定局，吐蕃直到晚唐才衰落下去。
东北亚的高句丽，除在朝鲜半岛上控制百济、攻击新罗外，在隋代就试图与突厥联盟，以形成遏制中国和摆脱汉人影响的战线。
唐初高句丽军事统帅泉盖苏文更以对唐强硬闻名，并执行与唐对抗的挑战政策，试图确立在东北亚的霸主地位。
唐王朝在对高句丽采取高压外交无效后，动用国力分陆海两路出兵讨伐高句丽，但没有达到最终征服的目的，反而刺激了高句丽的扩张。
高句丽连续向契丹、新罗进攻，直到唐朝与新罗联盟后，乾封三年（668）唐朝才征服了高句丽，在此前唐朝灭亡了百济，在白江口打败了日本。
但不到10年，新罗又统一了朝鲜半岛，迫使唐军退出。东北亚对抗格局虽逐渐消失，可唐朝试图彻底同化朝鲜的目的被一直搁浅。
从东亚、中亚较量的格局来看，唐王朝为了生存和发展，必然要和其他民族、国家进行实力竞争，甚至发生冲突。
战争是国际冲突的一种最高形式，是国际关系发生不可协调矛盾时寻求解决的一种手段。
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分化组合中，斗争非常激烈，突厥汗国的实力衰落了，但吐蕃却成了唐朝的“心腹之患”；高句丽、百济瓦解了，新罗却兴起了；吐谷浑灭亡了，回纥等却开始活跃。
总之，旧的战略格局被打破后，新的过渡的国际格局又开始调整。
从7世纪后半叶起，唐朝面临的最强大对手是吐蕃，吐蕃人对从河西走廊到四川的唐朝边境形成了一条弧形的压力线，同时在西域积极与西突厥余部联兵攻唐，此后又与突骑施联盟同唐朝多次较量。
唐军虽在天宝年间反击吐蕃取得全面胜利，但由于安史之乱爆发导致唐军的撤离，吐蕃又向唐境进攻，不仅广德元年（763）一度攻陷长安，而且贞元八年（792）彻底占领了西域。唐朝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国力收复失土。
7—8世纪之交重新崛起的东突厥（682—745）也极力向西伸展势力，西突厥残余各部也在突骑施重新组合下乘势而兴，大食呼罗珊将军（今伊朗、阿富汗地区）屈底波在中亚的军事扩张亦达到顶峰。
唐朝在西域的压力空前巨大，不得不再次调整战略。从715年的拔汗那之战到天宝十二载（753）的大勃律之战，以及天宝十载（751）的怛逻斯之战等著名战役来看，局部战争一直未断，多方争夺中亚、西域的控制权，以保护自身安全与既得利益。
东北方向的奚、契丹也在8世纪初崛起，多次侵袭河北等地，对唐构成强有力的威胁。
唐朝为了对抗契丹，调驻大量兵力加强东北方向的防守反击。西南方向的南诏在唐扶持下统一后，积极向外扩张，反而与唐发生冲突，受到唐的抑制后，即和吐蕃联盟威胁唐朝西南边境达四十多年。
安史之乱后南诏更是借助自己的国力日强，乘机扩展疆土，曾以20万兵力攻袭剑南西川，829年又攻陷成都，掠人口工匠数万而去，9世纪中叶后对唐境侵扰更为频繁，成为晚唐最严重的边患。
唐王朝广阔的疆土，使它在与邻邦的冲突中，被迫逐步建立起长久的大规模外围防御体系。
设立羁縻州府857个大大超过内陆的328个州府，尽管出于民族利益加强军事力量是为遏制游牧邻族侵入内陆。
但从战略考虑上肯定要超出唐朝边疆，以军事实力参与境外角逐，甚至争夺霸主地位。在当时亚洲大陆国际较量中，实力第一是保持大国地位的基本原则。
但我们不同意一方面要国力强盛而另一方面又声称不要“穷兵黩武”的矛盾说法，也不同意加强边防是为了维护对外贸易交通的片面说法，因为对外贸易远远不能弥补军费的开支。
从古到今，一个简单又普遍的基本生存法则是，谁国力强大谁就会占据优势，一厢情愿的平等相处是没有的，各国地位平等的前提是实力。
唐代历史已说明人口多寡和国土广博不再成为衡量“大国”与“小国”的实质标准，带有奴隶制部落组织性质的突厥、吐蕃等靠暴力夺取实惠的民族，照样不是使泱泱大国的唐朝被动挨打吗？
仅李唐建国后的12年内，就几乎每年都遭受突厥骚扰：
“突厥自恃强盛，抄掠中国，百姓被杀者不可胜计”。
只有唐王朝的军事实力才决定了其在东亚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发言权，所谓“民族融合”“邻邦友好”同样需要实力作为国家后盾。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中，只有“唯利是视”而绝无空洞的徒有虚名的公道可言。
综合国力是与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联的，每个朝代的特征及其变化，反映到社会各个领域，必然会引起综合国力内涵的变化。
在古代东亚各民族冲突和各国争夺霸权中，军事对抗导致军事力量成为综合国力表现形式的代名词。
唐王朝正是凭借军事实力这个首选手段左右着周边的国际局势与民族关系，在当时强权政治所依靠的军事力和经济力才被赋予国力的真正含义。
笔者不否认，经济力是发展综合国力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但综合国力中最直接起作用的力量则是军事力，并成为综合国力发展中的先导。
在古代，一个国家片面发展军事力会使其经济结构失衡，造成国力发展的各要素比例失调、错位。
但在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的冷兵器时代，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是否引起战争以及决定战争的胜负，还主要取决于军事实力的对比。
因而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例如突厥汗国、吐蕃等全民皆兵，可以不顾经济发展速度而单纯发展军事力也能称雄一时。
它们也正是凭借军事实力成为唐朝的对手，以武力追求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并导致东亚、中亚出现多极政治格局。
唐王朝从建立到衰亡，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局部战争、武力冲突一直没有间断，尽管有时联合有时利用，但盘马弯弓、枕戈待旦始终是国家头等大事。
所以，军事实力在综合国力中是最直接起作用的主导因素，而经济实力则是国防和军队的根基。
目前，学术界关于综合国力要素的分析和测定有不同评估，但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政治实力、生存实力（指地理、人口、资源）等均被列为基础实力，并成为诸多综合国力论中较为主流的看法。
综合国力是赢得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唐王朝在局部战争和邻邦军事冲突连续不断的形势下，虽然不能依靠战争赢得胜利来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唯一方式，但也不能否认战争是解决当时国际争端和各种民族矛盾的一种重要手段。
在当时冷兵器争霸的情况下，不仅军事力量依赖于综合国力的提高，而且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决战中，交战双方必然会最大限度地将综合国力投入战场，充分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和资源，进行全面的较量。
例如唐朝与周边诸族互市贸易时，不是无限制的自由经商，不但绝对禁止兵器贸易，而且依《关市令》不许将丝织品与矿产两大类物资越度缘边关塞，互市贸易的重点是牲口，这些都利于中原内陆，确保国家的利益和安全。
因而东突厥与唐较量时，曾乞求武则天给予谷种、丝帛、农器和铁，没有这些保持国力的物资，东突厥衰落是必然趋势。
特别是唐朝很注重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每至互市时，即高估马价以诱之，诸蕃闻之，竞来求市，来辄卖之，故蕃马益少，而汉军益壮”。
这种买戎马助军旅的措施，使“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边邻诸族反而马少，军事实力发生了很大变化。
突厥、吐蕃、回纥、党项、奚、契丹、靺鞨等都与唐做过马绢交易，因为马匹是当时国防力量的物质基础。
所以，唐对马在整个国力中的地位非常重视。又例如唐朝在征服高昌、焉耆之后，继续向龟兹、于阗、疏勒以及葱岭以西诸国进攻。
唐军要到达这些战略要地，无疑要有军备补给、运输后勤等能力，而这些能力就是以综合国力做保障，其意图就是要把对绿洲诸国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只有双方军事实力较量后，才能在胜利基础上追求强国的地位，也是综合力量对比的表现。
参考资料：
[1] 《中唐时期李唐“联回抗蕃”政策之检讨》[J]. 林冠群.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2)
[2] 《唐代河陇陷蕃失地范围考》[J]. 李军.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4)
[3] 《回纥民族关系思想初探》[J]. 马晓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2)
[4] 《中国历史上的“天府之国”》[J]. 王双怀.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4)
[5] 《唐代吐蕃军事占领区建制之研究》[J]. 林冠群.中国藏学,2007(04)
[6] 《唐代河曲粟特人“六胡州”治城的探索[》J]. 艾冲.民族研究,2005(06)
[7] 《吐蕃赞普墀祖德赞研究》[J]. 林冠群.中国藏学,20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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