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进入青海之前，这里早已是多民族共居与开发之地。随着蒙古族的兴起与扩张，13世纪20年代开始，蒙古族部落不断迁徙至今青海地区，至元（1264年）以后对青海等地由原先松散的管理到“郡县其地”、派蒙古诸王镇守，以此强化行政管控。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进入青海的蒙古族人数虽不多，但蒙古族的进驻改变了青海乃至青藏高原民族的分布格局，同时为后来蒙古部落的大批入据开辟了园地，并对明、清朝的西北边防政策、民族关系及青海、西藏的政局走势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一节 蒙古族入据以前的青海社会状况
在公元13世纪初叶蒙古部众进入今青海省以前，这里已有悠久的历史。此地区原住居民，对青海蒙古族的历史发展以及青海蒙古族对他们的历史发展，民族间相互关系，都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为便于了解蒙古族进入这里以前的历史背景，下面叙述一下历史概貌。
这里古为羌戎之地，河湟地区和河曲地区曾经是西羌活动的中心。这里也是我国兄弟民族发祥地之一，有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秦朝时称“临洮边外地”，又称作“羌中地”，那时仍然停留在阶级社会的大门之外。到西汉武帝时，在汉与匈奴两大民族展开争夺生存空间的大规模较量时，这块羌中之地被推向文明历史的舞台。从公元前121年开始，汉族大批进入河湟地区，使这里开始纳入统一王朝的政治体系，移民屯田，设官治民。在汉羌两族（还有自河西走廊越祁连山南迁来的小月氏人）角逐的背景下，在汉族农业文明的推动下，河湟地区实现了社会封建化，实现了社会发展进程上的大跨越。广大牧业区诸羌部落，依然逐水草而居，无相长一，过着原始部落制生活。
西晋“永嘉之乱”以后，随着民族大迁徙浪潮，秦雍汉族向河西迁移的同时，塞北鲜卑族大量地涌入河陇地区以至青海草原。继之，4世纪末乞伏部建立西秦王国（385~431年），秃发部建立南凉王国（397~414年），吐谷浑部自4世纪初立国青海草原，长达350年，最为长久。
由于鲜卑人和以后的蒙古人同属东胡民族系统，其语言同属一个语族，在这里留下了许多蒙古语的地名。如拔延山（巴彦山）、尧杆（优干）等等。此外，氐人、卢水胡人等也在青海东部活动过。在青海东部多民族化，在牧区鲜卑与羌人互学互融，部分地区实现社会封建化。5世纪30年代后，北魏、西魏、北周相继统治河湟地区。
隋唐时期，汉族第二次成批地迁来。7世纪吐蕃兴起，逐步东进，663年灭吐谷浑，统治诸羌部落，使青海的多民族成分增新异彩。简言之，这里有汉、藏、鲜卑和羌等民族。8世纪中叶后吐蕃东进，统治河西、陇右等地近百年，一直实行军事统治体系，对农业区汉族实行“希洛士”统治。在此期间及其以后，大量汉人和鲜卑人融于藏族之中。
唐末，9世纪中叶，吐蕃崩溃，种落分散，无复统一，大者数百家，小者数千家，呈现出分裂割据状态。
宋朝对河湟洮岷等地藏族各部实行结好推恩政策，促进了这里藏族社会的封建化。到公元11世纪初以后，这里出现了延续上百年的厮政权。厮居住青唐城，即今西宁，所以也称作“青唐政权”。
南宋时期西夏国曾控制西宁一带，而黄河以南一带为金国所控制。金夏两国在这里基本上以黄河为分界线。北宋时原居住在河西走廊甘州等地的一部分撒里畏兀儿人迁入今青海境内，居住在柴达木盆地西部茫崖草原，即噶斯草原上。
1227年以前，今青海省的广大土地基本上归三方管辖：一是西宁一带为西夏占有，仍设西宁州，柴达木盆地西部茫崖草原，由西夏的沙州路管辖；二是黄河以南的今循化、同仁、尖扎、贵德一带，为金国占有，属临洮府路积石州管辖；三是广大牧业区为吐蕃族活动区域，其中今玉树州囊谦县一带属南宋的羁縻州诺州，由黎州（今四川汉源）代管。当时青海土地上的主要居民，除藏族以外，有土族的先民、有撒里畏兀儿人（后来被称作黄番，即裕固族先民）、有一定数量的汉人，在西宁城内还有一些回纥人等。守城官吏和军队，从史籍所见主要是西夏党项羌人和金国女真人及其所率领的军事力量。
蒙古族进驻青海、统一青海各地并进而统一青藏高原，正是在上述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第二节 蒙古族兴起和进驻青海
“蒙古”名称始见于唐代史籍，当时室韦诸部中有“蒙兀室韦”部，是大室韦的一个成员，居住在额尔古纳河（望建河）之东。“蒙兀”即当时“蒙古”的汉文译名。到辽、金、宋时代，又有“萌古”“朦骨”“萌古斯”和“蒙古”等不同汉文译写名称出现。公元10世纪以后，他们与北方草原上其他部落一起被泛称为“鞑靼”，并且又有“黑鞑靼”（即青鞑靼）的称呼，以区别于居住在漠南地区的“白鞑靼”。蒙古族记忆中的古代历史主要保存于《蒙古秘史》中，蒙古部原过着森林狩猎生活，后来向西逐步发展到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三河上游肯特山一带，以游牧和狩猎为业。后期有了零星农业，也与契丹、女真等族进行物资交换。辽国建立后，与辽国有聘使往来，并接受其封号。大约在11世纪后半叶，势力渐次强大。金国建立取代辽国后，与金国保持聘使往来，也不断进行战争。12世纪初叶，蒙古各氏族各部落，组成了部落联盟，开始有了“汗”号。在草原上各部争战中，孛儿只斤（博儿济锦）氏族的铁木真的势力逐渐壮大，兼并邻部，统一大漠南北。1206年蒙古贵族在斡难河源举行忽勒尔台大会，奉铁木真为大汗，建九脚白旄纛旗，尊号“成吉思汗”，史称元太祖，建立起蒙古汗国，并形成统一的民族整体。从此，成吉思汗统治的大漠南北，概称为蒙古地区，而“蒙古”这一名称成为各部的共同名称，成了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名称。从此以后，蒙古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登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
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领土广阔，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达阴山，北连贝加尔湖，居民众多。健全千户制，编组全蒙古部众，把他们分配给宗亲和功臣；扩建护卫军，建立行政、司法等制度，成吉思汗把蒙古国完全置于自己和自己的“黄金家族”的控制之下。
蒙古汗国建立之后，蒙古统治阶级即不断地向外进行扩展。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军事活动不断，利用其得天独厚的骏马良弓和“用兵如神”的战争策略，利用毗邻地区对自己的有利时机，战无不胜，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便成为震撼欧亚两洲的强大军事力量。当时军事活动的方向主要是西征和南进，对这两个方面的军事争战有时同时进行，有时交替进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几次西征的结果逐步形成了四大汗国，多年南进的结果，最后于1279年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规模空前的统一的大元王朝。
蒙古族进入今青海省，是伴随着成吉思汗1227年灭夏攻金的军事活动及其继承者进兵西藏和南攻大理等军事活动而来的，并且进而统一了整个青藏高原，建立了相应的统治体系。
一、成吉思汗时蒙古部众进入河湟地区
（一）入据青海的时间
关于蒙古部众第一次进入今青海版图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是1206年，另一种说法认为是1227年。
第一种说法源于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该书卷六说：岁次丙寅（1206年）蒙古军“会于柴达木疆域”，“用兵于土伯特”。柴达木盆地在今青海省内；土伯特，指今西藏，系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对“吐蕃”的又一种译写。对此种说法虽然有人在文章中引用，但多数民族史研究者认为与当时历史事实不符，可靠性不大。当1206年成吉思汗刚登上大汗位时，尚未开始进行西征，位于河西走廊的肃州（今酒泉）、沙州（今敦煌）和甘州（今张掖）、凉州（今武威）等地，属西夏领土，蒙古军怎么能越过上述等地而到达“柴达木疆域”呢？而且蒙古军“用兵于土伯特”是在以后的1239~1241年，而不是在1206年。至于成吉思汗初期南进攻打的对象，主要是蒙古曾经纳贡称臣的金国，为解除西面的牵制，也曾经向与金国结为同盟的西夏国发动过几次进攻。又据《元史》卷一四九《郭宝玉传》载，郭宝玉曾经向大汗建议，“中原（指金国——引者）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籍以图金，必得志焉”。其意在于采用迂回包围战略对付当时仍然算得上庞然大物的金国。但是，当时成吉思汗并未采纳这个建议，即用兵于“西南诸蕃”去攻取柴达木地区。据上可见，1206年前后蒙古军没有到达河西走廊，更不必说会师于柴达木了。而且在其后若干年，蒙古军兵锋所指仍是金国和西夏国的北部疆域，不是河西走廊及其南边与之毗邻的柴达木地区。总之，当时对河西走廊以及柴达木地区没有用兵。所以，1985年出版的《蒙古族简史》和1986年出版的《元朝史》等书都没有采用1206年“会师于柴达木”的说法。
第二种说法源于《元史·太祖本纪》等重要史籍。《太祖本纪》载：“太祖二十二年丁亥春，帝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师渡河攻积石州。二月，破临洮府，三月，破洮、河、西宁二州。”（据中华本校勘记，应为“三州”——引者）。太祖二十二年即1227年，当年蒙古部众到达今青海省版图之上。
1219年成吉思汗亲自率军举行第一次西征，灭花剌子模，破中亚各地。1225年逾葱岭回师东返。1226年集中兵力攻打西夏，次年春，中兴府已成孤城，旦夕可下，派察罕入城招谕。蒙古军统帅部不失时机地渡过黄河而南去攻打金国的陇右地区。金国在陇右地区设临洮府路，临洮府治狄道，该路属下有洮州，治临潭；河州，治罕；积石州，“本宋积石军溪哥城，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为州，户五千一百八十五，县一，城三，堡三”。积石州州治由今贵德东移今循化县东境。成吉思汗留一支兵继续围攻中兴府，即“夏王城”，自己从盐州川率师南下，渡黄河，攻积石州，然后攻取临洮等地，并打算当年在六盘山避暑。
（二）渡河地点的选择
在兰州以西和积石州以东的黄河河段上，有多处渡河地点，如金城关渡、广武渡、莲花渡、古临津关渡等。为出其不意攻入敌方，蒙古军权衡再三，选择距离积石州和积石关不远的古临津关渡作为渡河地点。古临津关渡的北岸为今民和县官亭，南岸为今甘肃积石山县大河家，大河家之西不远处即是积石关。该积石关控扼积石峡和大力加山北端，形势险要，乃汉朝初设河关县的故址，为古来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攻击积石州的最佳出发地。从古临津关渡河后控制关津险要，可以西攻积石州，南攻河州、洮州，威逼临洮府。《元史》所载“自率师渡河攻积石州”，舍此路线，则解释难通。据此，我们认为1227年正月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部众是从今民和县官亭古临津关渡河南进的，大批蒙古人的足迹第一次踏入今青海省的版图。不过，这属于初步历史推定，尚待进一步实物考证。
（三）成吉思汗是否来到西宁
据史载，成吉思汗踏进西宁州所辖之地，当时今民和官亭一带属西宁州管辖，但并没有进入西宁州城内或城郊。因成吉思汗率蒙古军于1227年正月渡河后，乘敌不备即“攻积石州”（史书用“攻”字，没用“破”字）。接着主力军攻打军事重镇临洮府，“二月，破临洮府”。然后，分兵略地，三月分别“破”金国的河州、洮州和西夏国的西宁州，即《元史》说的“三月，破西宁、洮、河三州”。西宁州与河州、洮州不在同一个用兵方向上，前者在湟水之滨，后者在黄河之南，千军万马渡黄河在当时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攻破西宁州，只能是在攻占临洮府之后的蒙古军的分兵略地，而不可能得出“成吉思汗进军临洮、河州及西宁等地”的结论来。这源于：一是当时西夏都城危在旦夕，无兵可援，西夏的西宁州不可能还有重兵守城；二是蒙古军主帅成吉思汗攻占临洮府后即东攻德顺州（德顺州即今静宁，在六盘山西侧），驻夏于六盘山，没有再北渡黄河；三是再据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三，蒙古军压根儿没有破西宁州，而是破位于金国境内的西宁县。“二十有二年丁亥春正月，汗留别将攻中兴，自帅师渡河攻金积石州。二月破临洮，三月破洮、河二州及西宁县。（原注：旧纪作洮河、西宁二州。按金西宁，今会宁，是县，非州，依金志校正）”。文中所云“旧纪”，指《元史·太祖本纪》，所云“金志”，指《金史·地理志》。据此可见，蒙古军自丁亥年正月渡黄河而南以后，一直在黄河以南、陇山以西的金国境内作战，并没有再渡河而北到西宁州。因此，成吉思汗直到同年七月逝世于图尔默格依城（即灵州，享年六十六岁），也没有来到过西宁州。
（四）得地不守和迁西宁民于云州
从各种史籍记载和当时蒙古国的军事政治形势看，当时蒙古军，对西宁州等地没有派官置守，安缉流亡，也没有派兵驻守。西夏灭亡后各个城邑，是一片大战后的残破景象。这在史籍中有明确记载。而这时“蒙古惟事进取，所降之户，因以予将士”。丘处机有诗云：“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而派宗王镇守边徼襟喉之地，是从忽必烈时才确立的制度，1227年还没有宗王镇守定制。加之当年七月成吉思汗逝世，宗王贵族和各路部众北返会葬，西宁州没有派兵置守。再查史实，到窝阔台汗在位时的乙未年（1235年），方始在新占领区内括户编籍，史称“乙未籍户”，才结束了原先的得地不守的做法。
又据《元史》卷一三四《刘容传》，“西夏平，徙西宁民于云京”。云京即今山西大同，原是金国的西京，于1211年被蒙古国攻占，成为蒙古军循汾河南进的基地。西宁州镇海人刘海川和刘容父子，在1227年属于迁民云州的行列。后来刘容仕途发迹，受知于忽必烈，《元史》为他立传，留下了上述重要史料。至于有的地方史志专书中写到1227年即派章吉驸马镇守西宁，是对章吉家族的历史未加详察，且把章吉的活动时间提前了五六十年，实误。
二、窝阔台汗时蒙古部众再次进入青海
成吉思汗去世后，暂由其幼子拖雷担任蒙古汗国的监国，1229年八月诸王贵族在怯禄连河（今克鲁伦河）畔举行大会，遵照成吉思汗遗嘱，推举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继承大汗位，史称元太宗。窝阔台汗时继续西征和南进，1234年并灭金国，并经略吐蕃地区，实现了西藏地区统一于祖国的伟大历史任务。太宗七年即1235年窝阔台汗将原西夏的河西地区赐给其三子阔端（史称阔端太子或阔端大王）作封地，阔端率军驻于西凉府，即凉州，后筑宫于永昌，以后史称永昌王，并负责再次规复陇右和经营吐蕃地区。
（一）规复陇右
陇山以西直抵河湟，史称陇右地区，原为金国领土。1227年蒙古军曾经攻占熙、河、洮、秦等地。1234年初金国被并灭，但是“金既亡，唯秦、巩二十余州久未下”，秦州即今天水，巩昌即今陇西。金国的巩昌总帅汪古部人汪世显据地自守，不降。当年窝阔台汗调集大军从陕西过秦岭攻打南宋，激战于巴山和汉水一带。1235年阔端在今陕西勉县前线，奉命领兵改道西上，规复陇右，攻秦州，围巩昌。九月，“阔端驻兵（巩昌）城下，（汪）始率众降”。九月，蒙古军“破宕昌，残阶州，攻文州”，招降临洮、迭州等地的藏族诸部。厮后裔、原任金国的熙州节度使赵阿哥潘与其父赵重喜父子归降，阔端命赵阿哥潘担任迭州安抚使。招集吐蕃部落，立城壁、课农桑。迭州即今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该安抚使辖区包括今青海省的河曲一带地方。这是蒙古最早任命的吐蕃族的官员。从此，陇右等地纳入蒙古国版图。随后，阔端驻扎凉州，开始筹划进军乌思藏。
（二）招致吐蕃，蒙古部众经青海进藏
阔端经略吐蕃地区是以凉州和临洮为前进基地的。
在蒙古军攻西夏之时，成吉思汗曾经向西夏国王的上师喇嘛藏巴东库旺秋札西问法，并宣布愿意招致西藏地区僧人并给予优遇等。因为山川阻隔，信使往来不易，以及蒙古军忙于灭金攻宋，无暇顾及吐蕃地区，故招致吐蕃之事停顿不前。到1239年秋，在阔端长兄贵由西征的同时，阔端派部将朵儿达拉罕（达尔罕台吉）多达纳波和那门率军进入乌思藏，途经多堆（今海南州和果洛州相邻地带）、多迈（旧译脱思麻，今青海湖西南和黄河源一带）和索曲卡。骑兵前锋抵达藏北热振寺，烧杰拉康寺。这是一次试探性进攻，不久蒙古军北返。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蒙古弘吉剌部赤窟驸马属下的部众一千户奉调从征。赤窟是成吉思汗之妻光献翼圣皇后孛儿帖之弟按陈的儿子，他娶成吉思汗的第三女秃满伦公主为妻，元世祖时镇守西宁州的章吉驸马，是赤窟的曾孙。弘吉剌部蒙古人众于1239年曾进入青海大地。
1241年11月窝阔台汗逝世，诸王贵族会葬北返，各路战事停止，多达纳波等领兵撤返凉州。多达纳波把在西藏搜集到的各种情况向阔端做了报告，详细叙述佛教各教派特点，并指出萨迦派的班智达贡噶坚赞学富五明，声誉最隆。于是，1244年，阔端决定召请萨迦派的这位高僧前来凉州，商议吐蕃诸部归附蒙古王室等大事。窝阔台汗去世后，汗位虚悬，由皇后乃马真氏称制摄政（1242~1245年），托付阔端以镇守西南的重任，所以藏人当时认为阔端皇太子代表蒙古大汗。1246年秋贵由继承汗位，史称元定宗（1246~1248年）。
萨迦派班智达贡噶坚赞（以下简称萨班）于1244年应阔端召请，携同其侄八思巴和洽那同行，自乌思藏起程经青海赴凉州，1246年抵达。阔端参加忽勒尔台大会后于1247年返回凉州，与萨班会晤。这次会晤是中国历史上和蒙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直接导致后来元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建立行政体制，奠定了西藏地方直辖于中央政府的基础。萨班代表吐蕃各地方各教派僧俗势力与阔端达成协议，承认吐蕃归属蒙古大汗。
同年，萨班写了一封《致乌思藏纳里僧俗诸首领书》，信中反复晓谕归附蒙古的必要性。要求各地缮具官吏户口贡赋清册三份，一份自己保存，两份分别呈交阔端和萨迦寺。从此，吐蕃等地成为大蒙古国的领土，萨迦派首领被认为是西藏地区的政治领袖，整个藏族以和平方式成为大汗国的成员之一，其伟大历史意义光耀史册。
三、蒙哥汗时部分蒙古人留驻河曲地区
贵由汗于1248年3月病逝，汗位继承再次引起纷争，暂由贵由之弟阔出（也译作库春）之子失烈门听政，而由贵由之妻斡兀主海迷失摄政。1251年夏，诸王贵族开会共推蒙哥（拖雷长子）继承大汗位，史称元宪宗（1251~1259年）。从此，蒙古大汗位由窝阔台系子孙继承转到拖雷（窝阔台弟）系子孙继承，这种权力的转移，并没有影响青藏高原在汗国中的地位。同年，长年患病的阔端大王卒于凉州，萨班也在同年卒于凉州。八思巴、洽那受蒙哥汗之弟忽必烈的邀请于1253年从凉州东行与忽必烈会晤于六盘山，确立了八思巴与忽必烈的友好关系，开始了蒙藏关系历史上又一页新篇章。
为了使读者对蒙古族历史了解上的方便，兹将蒙古王室世系，列简表如后。
蒙哥汗即位以后，对窝阔台系后王中的反抗者进行镇压，或死或贬，使其势力衰败。蒙哥汗将管理漠南汉地军政事宜和经营西南地区的重任托付给皇弟忽必烈。从此，管理青海及相邻的西藏等地的权力由阔端转到忽必烈及其后王手中，这一点，在元朝时期青海地方史和蒙古史中是不能被忽略的。1252年6月蒙哥汗派兵西征的同时，命其弟忽必烈向西南进军，征伐大理。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又有蒙古部众进驻今青海境内。
《元史·宪宗本纪》载：“二年壬子（1252年）秋七月，命忽必烈征大理……八月，次临洮，欲为取蜀计。”“三年癸丑秋七月，次忒拉地，分兵三道以进。”忒拉即塔拉，指今甘肃省甘南州拉卜楞以南地区。1252年忽必烈率军驻于六盘山度夏，秋七月奉命征大理。八月，进驻临洮，筹划进军。1253年于河州（今甘肃临夏）置“吐蕃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理安多地区藏族各部（以后元至元时改称“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使南征有个巩固的后方和供应基地。秋九月，统兵南进至松潘后兵分三路。兀良哈台率兵取西道，抄合、也只烈率军取东道，忽必烈自领中路军。经大雪山，循大渡河，穿行山谷二千余里，九月至金沙江，乘革囊（皮筏子）及筏以济。1254年初围大理，大破其兵，大理国灭亡。留兀良哈台镇抚云南，忽必烈率师北返，招降喀木地区吐蕃诸部。此役中，达吾尔部奉调前来，在卓格浪地区（西倾山河曲地区）设立马场和驿站，负责后勤供应。战后，达吾尔部一部分人留居当地，成为今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境蒙古人最早进驻该地区的部落。留居四川西北部的蒙古人，其后裔逐渐藏化，明末的白利土司顿月多杰等即是蒙古人的后裔。
经过忽必烈的经营和此次战役，蒙古军南据云南，西控吐蕃，占松潘，据洮岷，制河湟，扼青海，威令达于青藏高原各地。慕寿祺在《甘宁青史略》卷十三说：“由临洮进征大理，灭之，遂入吐蕃，振威西藏，兼有青海，洵善用兵者”，“西藏从此附属于蒙古”。
综上所述，从1227年到1253年，蒙古部众为执行军事任务，有几次成批地进入今青海省，大部分随着领兵将帅而他去，只有一部分留驻下来。1253年在河州设立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是蒙古汗国设置的管理包括部分青海地区在内的安多地区的军政机构。
第三节 元朝时期镇守诸王和蒙古人
蒙古汗国自成吉思汗以来设官甚简，1231年始立中书省，后仿金朝制度置行省和元帅、宣抚等官。忽必烈（史称元世祖，1260~1294年）即位后，始定内外官制和官俸。1272年十一月改国号为“大元”。对于“地广而险远，民旷而好斗”的吐蕃地区，采取“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方针，推崇藏传佛教，推行政教合一制度，“乃郡县土番之地”。对于唐宋以来的羁縻地方，“皆赋役之，比于内陆”。对边徼襟喉之地，“命宗王将兵镇守”，建立起镇守制度。此外，成吉思汗以来，“宗室驸马，统称诸王”（呼某太子或某大王），“初制简朴，位号无称”。至元（1264年）以后，颁定爵秩，“遂有国邑之名”，有一字王、二字王和郡王等称号。总之，对青海等地由原先松散的管理到“郡县其地”和派诸王镇守，是从元世祖忽必烈时实施的。随着对青海等地的行政体制、军事制度等的建立和诸王的分封，成批的蒙古人在青海土地上居住下来。其中，诸王贵族是统治阶级，跟随他们的广大部众，除有的负担军事戍守任务外，众多人民仍然以畜牧为业，从事生产劳动，与其他兄弟民族共同开发青海大地。
一、郡县设置和行政管理
（一）东部农业地区
包括西宁等地在内的原西夏境土，中统二年（1261年）设甘肃等处行中书省，省会设在中兴府（今银川）。至元三年（1266年）夏，罢行省，改设宣慰司。至元十八年（1281年）又设甘肃行省，四年后又罢行省，复设宣慰司。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复设甘肃行省，省会移至甘州（今张掖），直至元末未变。甘肃行省辖七路二州，西宁州为其辖州，原乐州、廓州，俱省并，“省入西宁”。西宁州为下州，户口不足六千户，可见当时西宁各地社会经济衰败情况，比之唐宋户口减少了许多。
西宁州西川藏族西纳家族的华本受封为“宗喀万户，赐虎头牌三面”。蒙古王室与西纳家族建立了密切关系。西纳·则觉曾被拖雷收养为义子，尔后赐给大司空（大师公）金印。班觉桑波被封为同知，米钦那摩太被任命为守皇帝灵庙御像的官员。蒙古王室后代还与西纳家族互相通婚。当地部落首领祁贡哥星吉被封为万户（金印紫绶，故又称“金紫万户”），任甘肃行省理问所土官。土族李赏哥担任过西宁州同知兼都护使，其曾孙李南哥担任过西宁州同知。……此外，尚未发现蒙古人担任西宁州地方官职的史料。
黄河以南原金国境土积石州等地，划属陕西行省管辖。中统三年（1262年）四川和陕西合设一行省，称秦蜀行省。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分置两行省，陕西等处行中书省，省会设在奉元路，即今西安市。该陕西行省辖四路、五府、二十七州，河州路属之。河州路辖贵德州和积石州（均系下州），与“吐蕃等处宣慰使司”呈交叉管理状态。该二州的民户属于州和路管辖，藏族等游牧部落属于宣慰使司管辖。撒拉族首领韩宝及其祖父和父亲被任命为“世袭达鲁花赤”。上述交叉管理体制是元朝中央对这个地区“因俗而治”的一种创举。
关于对农业区的财税制度，有如下若干史料。至元七年（1270年）“定河西田税”，至元八年“定西宁州、兀刺海三处之税，其数与前僧道同”。而“僧道验地”，照纳地税。至元十七年（1280年）定制，“地税每亩粟三升”，交纳税赋时，“每石带纳鼠耗三升，分例四升”，共七升，即额外交纳百分之七。此外，杂税项目颇多，有契本、房地租、乳牛、羊皮、牙例等项目。商税则是“至元七年，遂定三十分取一之制”。至元二十三年与设置甘肃行省的同时，“立西宁等处拘榷课程所”，专司征税和财赋转运。从上述税则税目看，并不苛重。但史称元朝“取民未有定制”，剖克聚敛，官吏贪污，远过前代。
（二）牧业区
柴达木西部草原即噶斯草原，归甘肃行省的沙州路管辖。环湖、河曲、果洛等地广大牧区统为吐蕃地面，属总制院（至元元年设），至元二十五年改称宣政院，故又称“宣政院辖地”。宣政院“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军民通摄，僧俗并用”。其管辖地方行政区划上称为道，分为三道，设三个宣慰司。其中至元初改设的“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治河州，管理安多藏族聚居地区；“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理包括玉树地区在内的喀木藏族聚居地区；另一个是管理西藏地区的“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
元朝中央政府于1268年和1287年两度派官员清查涉藏地区户口和土地数目，开辟从内陆到涉藏地区的三条驿路，在涉藏地区推行乌拉制度和贡纳制度。前者指驿路上所需要的供应和服役，后者指各级封建领主向元朝王室的定期贡纳。
元代青海蒙古族的牧业生产情况，因史料奇缺，无以为据。至于兴教办学情况，虽然史载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诏“置诸路蒙古字学”，“命诸路府官子弟入学”，推行民族教育，开展学习蒙古文字的教育，以及从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恢复科举取士制度，不久以后又恢复廷试，并定南人、汉人、色目、蒙古分场异榜，因时因地制宜。但当时在青海地区如何推行，何人中榜，史载阙如，难以详述。
二、蒙古镇守诸王
元朝时期在青海地区镇守的蒙古诸王，主要是忽必烈系的后王和远支宗王、驸马等等。
先在1251年以前，把永昌路封给阔端，沙州路属八都（拔都）大王，西宁州地区是否有驻兵和由哪位宗王率兵驻扎，史籍无征。民间传说和藏文本《佑宁寺志》中所说的“格日利特大将”在今互助县驻守云云，尚无确切史料给以证实。当时蒙古汗国把凉州和临洮看作军事重镇，因之，在今青海境内即使有蒙古人驻守或者驻牧，人数也不会太多。1251年蒙哥汗即位后，着手巩固汗权，消除异己，采取分割封地、分授诸王、以削其势等策略，并对反叛者进行诛杀，将河西、陇右和青海等地的统治权力转移到忽必烈之手，尤其是忽必烈即大汗位以后，封他的儿子及该系的驸马、宗王等人镇守其地。如：至元初命皇三子忙哥剌镇守关陇，驻兵六盘山，在固原西南开远堡置开城府；至元九年冬封忙哥剌为安西王，以京兆为份地，镇守长安，至元十年益封秦王。又，至元六年（1269年）封皇七子奥鲁赤为西平王，将吐蕃地区委付于他。又，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封驸马章吉为宁濮郡王，镇守西宁，等等。在青海地区的诸王中，地位最高、权势最重和影响最大的是西平王及其后裔，兹分叙于后。
（一）西平王及其后裔镇西武靖王等
奥鲁赤系忽必烈次妃所生，为皇七子，于至元六年封西平王，驼钮金镀银印。关于“西平”的郡望，源于古西平郡，指今西宁地区。自东汉末建安年间置西平郡（郡城遗址即今西宁市）以后，历魏、晋、十六国、北朝，相沿未改，隋唐时仍有西平郡望之称，唐玄宗时哥舒翰受封之王号即西平郡王。北宋末年（1104年）改称西宁州。奥鲁赤受封王爵，被委付给镇守吐蕃地面，而以“西平”作为他的“国邑之号”，可见，西宁州一带地方也是归他节制的。
关于西平王驻地，《元史》缺载。对此，《汉藏史集》中有如下记述：奥鲁赤“受命管辖西土之事，驻于汉藏交界处。亦曾前往乌思藏，多次镇压反叛”。所说“汉藏交界处”，应该指藏族居住的牧业区和汉族居住的农业区的交汇地方，或者说指藏族传统居住区和汉族传统居住区的交汇地方。再查《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六年（1279年）六月己未，“以朵哥麻思地之算木多城为镇西府”，镇西府即西平王府。算木多系藏语译音也可译作松多或松都，应该于朵哥麻思地，亦即朵甘思或脱思麻地寻之。朵哥麻思，为藏语“Mdo-Khams”之音译，是藏人对吐蕃最东部地区的称呼。又据《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载：“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鄙……名火敦脑儿”（蒙古语Hodunna′ur，译言星宿海，今同名）。据此可知，星宿海在朵甘思西鄙，而朵甘思的地理范围应大致包括今四川省西北部和青海省东南部，而湟水以北地方和四川及西藏交界一带地方不包括在内。据此可知，韩儒林先生认为“算木多城（疑即今昌都）为镇西府”，未免失之过南而不可取。另有人认为镇西府应在今互助县境内的松多乡，位于湟水之北，不在朵哥麻思地，也不可取。我们认为应在今河曲地区同德县之松都。其主要理由有二：一是该地是汉藏交界处，位于朵哥麻思地方；二是联系考查从元初到元末西平王及其后王镇西武靖王的军政活动都在这一带的黄河以南地区，而不在湟水以北地区，也不在今昌都一带，故应认为镇西府在今同德一带。
据史载，奥鲁赤有二子，继封时分成两个王系，即西平王和镇西武靖王。镇西武靖王住在镇西府，世袭封地，有权会同宣政院处理吐蕃地方的军政事宜。而西平王的继王一系，在以后史籍中所载活动甚少。奥鲁赤长子铁木耳不花于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受封镇西武靖王，赐驼钮金镀银印。《汉藏史集》说他“服事萨迦大寺，做了许多利益教法之事”，他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忠实信徒和有力维护者。铁木耳不花有二子，长子老的罕于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受封云南王，就藩他去；老的罕之子答儿麻于顺帝至正十八年（1358年）受封安西王；老的罕另一子阿纳忒纳失里先封安西王，后晋封豫王，该豫王与青海历史也颇有些关系。铁木耳不花的次子（次妃所生）搠思班袭封镇西武靖王。搠思班有子为乞八大王和亦只班大王脱班，脱班受封梁王，梁王之子卜纳剌袭封镇西武靖王。再说奥鲁赤次子八的麻剌，袭封西平王。八的麻剌之子贡哥班（管不八）袭封西平王。据上可知：西平王先后有三人，镇西武靖王有三人，对上述奥鲁赤世系列示意表。
（二）宁濮郡王章吉及其家世
宁濮郡王即驸马章吉，《元史》也写作“昌吉”或“长吉”。此人在青海蒙古族史研究中是位颇有歧见的人物。
1.章吉驸马分地及其活动
以西宁为章吉驸马分地和派章吉镇守西宁，主要见于《元史》卷六十《地理志三》，该志“西宁州”条载：“元初，为章吉驸马分地”，“至元二十四年封章吉为宁濮郡王，以镇其地”。所谓“分地”或“份地”，不同于镇守之地，而是把其地作为某位贵族的衣食租税之地，该“分地”上的租税拨交某位贵族所享用，由达鲁花赤代为征收。西宁州何时成为驸马的分地呢？《元史·地理志》明确写为“元初”，当从1271年算起，即是在1271年或此后不久，元廷把西宁州划作章吉驸马的分地。
据《元史》卷八《世祖五》载：至元十二年命驸马章吉等“分遣所部蒙古军，从西平王征吐蕃”，章吉此时是年未及弱冠或年刚及弱冠的按蒙古习俗早婚的年轻驸马，所以只是征调他的部众从征，而没有令他本人从征。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章吉已届壮年，才受封为宁濮郡王，赐银印龟钮，奉命镇守西宁。他受封的郡邑之号为“宁濮”。经考证，濮的地望解释有两种：其一是指靠近西宁的，《汉书》所记位于兰州黄河以北地区的庄浪河一带的“濮”之“濮”的古地望。章吉家族有数人驻守在这里。其二是在“乙未籍户”（1235年）和“丙申分土分民”（1236年）时，章吉的曾祖赤窟一系在山东濮州（今河南濮阳市一带）分有土地户民，赤窟死后追封“宁濮郡王”，爵邑之号也是“濮”之地望，绝非偶然。
按元朝制度，各地镇戍军队都驻屯在城外。《马可波罗行记》记载过镇守军“驻扎在离城池四五哩远的地方”。当时章吉的镇守军和郡王府在何地，当于西宁城郊外寻之，待进一步研究。
2.章吉家世及世代驸马
章吉是蒙古族弘吉剌氏，迭儿列斤部的一支。原有五部，其中一部原居呼伦贝尔以东地方，在金代称临潢路，生女多美。铁木真少时，其父也速该为其娶德薛禅之女孛儿帖，即后来成吉思汗的正皇后。成吉思汗降服弘吉剌部后，封其岳丈德薛禅之子按陈及按陈之子赤窟等分长弘吉剌三千户。在蒙古统一诸部的战争中，按陈（阿勒赤）等帅骑从征，多著功勋。成吉思汗的内侄赤窟娶成吉思汗第三女秃满伦为妻，称赤窟驸马。1206年蒙古建国，按陈及其弟其子被封左手千户，分所部为四千户。史载，按陈“从太祖征伐，凡三十二战，平西夏、断潼关道，取回纥、寻斯干城，皆与有功。岁丁亥（1227年）赐号国舅按陈那颜。壬辰（1232年，窝阔台汗四年）赐银印，封河西王，以统其国族”。1227年蒙古军平西夏，占西宁，弘吉剌部进入河湟地区的是按陈及其子赤窟，当时章吉尚未出世。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二月，按陈死后被追封济宁王，谥忠武。“济宁”在今山东省，为何追封王号为“济宁”呢？据史载，按陈等 所统弘吉剌部，除在窝阔台汗时赤窟拨出一部驻在河湟地区以外，按陈及次子斡陈一系的封地、分地在辽河上游和今山东济宁、单县和河南濮阳等地。职此之故，按陈被追封的王号为“济宁”，而赤窟及其后裔的王号带有“濮”字。
从元世祖忽必烈“采用汉法”后，成吉思汗家族之女称“公主”，加徽号。在此以前史载“××公主”乃系追封。如：成吉思汗女帖木仑公主，长女豁真别乞公主，窝阔台孙女安秃公主等等，均是于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追封，号昌国大长公主，而“××驸马”之号也是从元世祖时开始，史载此前的诸女婿直书其姓名而不称“××驸马”。据《元史》卷一零八载：“盖自成吉思汗以来，初制简朴，位号无称”。世祖至元以后，“颁定爵邑，遂有国邑之名”了。由此观之，章吉驸马有“宁濮郡王”爵称，只能在元世祖至元以后。
成吉思汗在世时，“先是成吉思有旨，弘吉剌氏生女，皆以为后，生男，世尚公主”。于是黄金家族孛儿只斤（博尔济锦）氏与弘吉剌氏累世通婚。粗略计算，按陈及其三弟阿忽台的后裔为驸马者至少14人，为皇后者也有此数。如，按陈有三子：长子赤窟，与其父同时封千户，妻为秃满伦公主，后追封郓国公主；次子斡陈，于太宗十年（1238年）封万户，妻为拖雷之女也速不花，后追封鲁国大长公主；三子纳陈，宪宗七年（1257年）袭封万户，妻为成吉思汗孙女薛只干，后追封鲁国大长公主。纳陈跟从蒙哥汗，入蜀攻钓鱼山，后来又跟从忽必烈南涉淮甸，平济州、兖州。赤窟兄弟三人主要活动于太宗、宪宗及世祖初年。又如，赤窟一系，他本人为驸马，分地在濮州，死后追封宁濮郡王。赤窟长子佚名，即怀都之父，事迹不详。赤窟之孙怀都，妻为翁吉八忽公主。怀都之弟爱不哥，妻为采真公主。爱不哥之长子即章吉，妻为忙哥台，封郓国大长公主。章吉之弟脱脱木耳，妻为桑哥不剌，也封郓国大长公主。章吉兄弟二人，其父、其伯父、其曾祖，均系驸马。章吉兄弟二人主要活动在元世祖、成宗至仁宗之世。章吉以后的世系和主要活动，缺载。兹将章吉家世列示意表如后：
3.章吉一家定居河湟地区的时间
1227年按陈及其子赤窟虽然从太祖平西夏，但随即北返，未曾定居这里。后在1239年阔端派兵进藏时，曾抽调赤窟属下一千户从征，怀都和爱不哥一支先世可能于这次战役后留驻在凉州和河湟地区，所以后来章吉和脱脱木耳弟兄都驻守在这里。
章吉于至元二十四年封宁濮郡王以后的事迹，据史载主要有以下两条：至元二十五年“也速不花等以昔烈门叛，甘肃行省官约诸王八巴伯答罕、驸马章吉合兵讨之，皆自缚请降”，章吉率军出征，仅此一事；又据《蒙兀儿史记》卷一五三《氏族表》，章吉之妻为忙哥台，章吉弟脱脱木耳之原配妻也是忙哥台，“亦尚忙哥台，封濮阳王；继尚桑哥不剌公主，进封岐王”。封濮阳王在大德十一年（1307年），五年后即皇庆元年（1312年）进封岐王。疑是章吉已在1307年或此前不久去世，是封宁濮郡王后不足20年，享年不永，中年伤逝。依蒙古转房婚俗，兄死弟纳嫂，忙哥台公主又与脱脱木耳结为夫妻，脱脱木耳驸马受封濮阳王。为时不数年，忙哥台去世，脱脱木耳乃继娶桑哥不剌公主为妻，进封岐王。
岐王脱脱木耳的军政活动事迹，史载缺如。据《民和李氏族谱》，李土司始祖李赏哥曾担任岐王府司马，岐王将今互助县红崖子沟地方封给李家。
（三）西宁王
西宁王先后有两位。一位是忽答里迷失，《元史·文宗纪》也写作忽答的迷失，于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封西宁王，金印螭钮。论位次，比宁濮郡王高，他系成吉思汗三弟哈赤温的玄孙，属远支宗王。自忽必烈登大汗位（1260年）到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平定多次藩王叛乱以后，加强中央集权和行省管辖诸路府州的权力，削弱了各地藩王势力，所以从至元末年以后所封诸王，罕见有同时受命率军镇守之记载。如此看来，西宁王虽位尊而无实权，也未发现其世系传袭史料。
另一位西宁王是速来蛮，《宗室世系表》也写作搠鲁蛮，于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受封。从名式上看，这位西宁王似乎是伊斯兰教徒，元成宗时（1295~1307年）驻守在河西走廊的安西王阿难答（忽必烈三子忙哥剌之子）因笃信伊斯兰教，影响其“所部士卒十五万人，闻从而信教者居其大半”，速来蛮之皈依伊斯兰教，也不足为怪。他是成吉思汗四弟铁木哥斡赤斤之玄孙，也属于远支宗王，他曾经为伊斯兰教贤人古卜都兰巴尼在西宁城西南凤凰山（即南山）腰修建拱北，并立碑纪念，原碑现存西宁南禅寺。
（四）宁王
宁王名卜烟帖木儿，系忽必烈第八子阔阔出（封宁王）之后裔，是近支宗王的后王。他是活动于元末明初时期的人物。《明史》卷三三十《西域二》叙述到柴达木西部草原时说：“其地本名撒里畏兀儿，广袤千里”“元封宗室卜烟帖木儿为宁王镇之。”这块广袤草原北连敦煌，西接若羌，归甘肃行省沙州路管辖，从整个元朝历史上看，它并不是战略要地。在元末（1330年后）封一位宗王镇守该地的原因，可能与安西王阿难答阴谋夺取中央政权失败及其子月鲁帖木儿与畏兀儿阿訇勾结“谋不轨”等事件不无关系。忽必烈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剌曾经是元朝统治陕甘等地区的支柱，至元十七年忙哥剌死后，其子阿难答承袭安西王，率兵驻在河西走廊。他不仅是在西北的一位最大藩王，也是全国最大的势力集团之一。随着阿难答势力的增强，他开始策划阴谋夺取中央政权。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成宗（与阿难答为叔伯兄弟）病死，他立即与成宗的皇后伯要真氏、左丞相阿忽台等相勾结，企图以伯要真氏称制听政，而由他自己辅佐，以掌握实权。上述活动受到强有力的右丞相哈剌哈孙等人的反对，夺权失败。武宗（名海山，成宗兄之子）登位后，阿难答及其手下三十余人或赐死，或被杀。安西王封地被武宗转授给“平定内难”有功的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以后的元仁宗）。据泰定帝元年四月（1324年）“命昌王八剌失里往镇阿难答昔所居地”和泰定帝三年（1326年）六月“命湘宁王八剌失里出镇阿难答（的）之地”等项记载。这反映出阿难答虽然已死，其属下势力仍然不小，与元朝中央的矛盾仍相当尖锐，不得不派宗王前往专事镇抚。到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安西王阿难答之子月鲁帖木儿，坐与畏兀僧玉你达八的剌板的、国师必纳忒纳失里沙津爱护持谋不轨，命宗王、大臣杂鞫之。狱成，三人皆伏诛，仍籍其家”。所谓“畏兀僧”，可能就是当时维吾尔族的伊斯兰教阿訇，而不是佛教僧人，他们这次反叛活动也失败了，这必然引起元朝中央对阿难答属下及其相连地区的密切注视。在上述政治背景下，于是有封卜烟帖木儿为宁王去镇守沙州路属下的撒里畏兀儿地方之举。
（五）威武西宁王
威武西宁王名出伯，系忽必烈六弟旭兀烈之玄孙，也属于远支宗王。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籍隶甘州善射军，大德八年（1304年）受封威武西宁王。三年后，大德十一年晋封豳王，建藩邸于甘州。
上述诸王中有的是属于近支宗王的忽必烈的子孙，有的是在政治上属于忽必烈一系的远支宗王和驸马，他们在这里都率领有数量不等的蒙古部属。当时的蒙古部众，都是按千户制、百户制编组起来的。如有军事行动，上马则备战斗，平时则从事畜牧业生产。
三、西平王、镇西武靖王等人的主要军政活动
依据史书记载，元朝初期和中期西平王、宁濮郡王、镇西武靖王等曾有多次军事活动。元朝末期尤其在元明之际，宁王和西平王后裔的豫王曾经抵抗明军以及兵败后被明朝招抚。其余诸王，有的语焉不详，如关于西宁王速来蛮，于文宗至顺三年（1332年）三月己卯“诏以西宁王速来蛮镇御有劳，其如安定王朵儿只班例，置王傅官四人，铸印给之”。速来蛮封王在1330年，两年后诏称他“镇御有劳”，镇御之人，应与1330年原安西王阿难答之子月鲁帖木儿的反叛“不轨”有联系，至于安定王朵儿只班，事迹不详。
元朝时期，各地的反元斗争层出不穷，青海地区也不例外。从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始，到元朝灭亡（1368年）的九十多年中，史书上记载“吐蕃盗起”有十次，记载“征吐蕃”“征西蕃”有十八次，而这许多次军事行动，大都由西平王奥鲁赤及其后王受命处理，兹择其要而述之。
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秋，“赐西平王奥鲁赤所部鸭城戍兵，人马三匹。”因为“近时悍匪犯边，有一人而带马三匹者”。“命安西王忙兀剌、诸王只必帖木儿、驸马长吉分遣所部蒙古军，从西平王奥鲁赤征吐蕃。”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十二月丙子“也速不花以昔列门叛。甘肃行省官约诸王八八、拜答罕、驸马昌吉合兵讨之，皆自缚请罪，独昔列门以其属西走，追至朵郎不带之地，缴而获之，以归于京师”。这次事件是藩王的分裂割据势力对抗忽必烈加强中央集权斗争的组成部分，通过调集这一地区的驻军镇压叛乱，对保持元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
至元三十年（1293年）再次征吐蕃。二月，“辛亥，诏发总帅汪惟和所部军三千征土番。又发陕西、四川兵万人，以行枢密官明安答儿统之，征西番”。汪惟和系汪德臣之子，汪世显之孙，任巩昌总帅。同年“冬十月癸未，以侍卫亲军千户张邦瑞为万户，佩虎符，将六盘山军千人，及皇子西平王等军共万人，西征”。
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五月，“土蕃叛，杀掠阶州（今甘肃武都）军民，遣脱脱会诸王铁木而不花（奥鲁赤之子）、只列等合兵讨之”。至次年春，平之。此前，元贞元年（1295年）三月，“以诸王出伯所统探马军、红袄军各千人，隶西平王奥鲁赤”。这一条史料说明，诸王出伯所统军人，被编入西平王奥鲁赤所统序列，归其管辖，吐蕃地区有事，照例由西平王及其子孙镇西武靖王负责处理。
元仁宗时，甘州连年饥馑。延五年（1318年）“西蕃贼起”，乘势抢掠，“甘肃省调兵捕之”。
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西番参卜浪诸族叛，敕镇西武靖王搠思班等发兵讨之”。对于此次事件，有人认为参卜浪族在今四川西北部的喀木地区，实误。参卜浪，今译写成夏卜浪，驻牧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一带，属脱思麻地区。参卜浪等族位于由河州入西藏的驿道附近，供役繁重，民不聊生。从世祖至元十二年西平王奥鲁赤征吐蕃以后，即屡屡出现“供役繁重，有质卖子女以供役者”的记载。如至元十六年（1279年）五月“以临洮、巩昌、通安等四十驿岁饥，供役繁重，有质卖子女以供役者。命选官抚治之”。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十月，“以朵甘思十九站贫乏，赐马牛羊有差”等。当地藏族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至治三年春便群起反叛，劫掠使臣，阻断驿道。镇西武靖王搠思班发兵征讨，战事不顺。同年六月，“诸寇未平，遣徽政使丑驴往督师”。与此同时，“西蕃又攻巩昌府”。到了泰定帝三年（1326年）冬，西蕃复攻阶州。镇西武靖王派临洮路元帅盏盏谕降招抚了事。为了减轻驿道附近各部人民的供役负担，在泰定帝三年四月不得不再颁诏令，“禁西僧驰驿扰民”。可见，元代的驿道乌拉差役负担是很繁重的。
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云南发生“镇兵之变”，秃坚自立为云南王，元朝中央命镇西武靖王搠思班和豫王阿纳忒纳失里，率领朵甘思、脱思麻、巩昌诸处军马共一万三千人，人乘马三匹，会同荆王等共十万人进行征剿，青海的蒙古兵马从八蕃征进。不久，平之。
四、探查河源
自古以来，人们就知道黄河的源头在今青海省，元朝还有清朝政府曾几次派遣官员探查河源，当时不仅留有文字记录，而且绘有地图，对河源的考察和认识一步步地更科学、更准确。有计划有组织地探查河源，是元朝政府开其端的。
（一）唐代以前对河源的认识和记载
黄河古称“河”，殷商甲骨文中已有“河”的记载。最早记述黄河源的古籍是战国至秦汉成书的《禹贡》，其中有“导河积石”的说法，指出黄河是从积石山那边流来的。后来知识发展，出现了大积石，而把《禹贡》中的积石称之为小积石。汉代人认为小积石在汉代河关县，即今循化附近，见于《汉书·地理志》。秦汉及其以前的人认为河源最西至黄河绕小积石山处即“河曲”而止。《山海经·西山经》说，“昆仑之丘……河水出焉”。认为积石山以西高大的昆仑山是黄河的发源地。这些记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河源的初步认识。
随着秦汉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青海东部地方纳入统一的郡县体系以内，在认识河源问题上又前进了一步。人们已知道黄河源在积石山之西南羌地，自西南朝东北方向流，至河关流入塞内云云。尽管已知道河源地区有羌族居住，但却没有派人探查，没有留下可靠的文字资料。到隋炀帝时破吐谷浑后设西海、河源二郡。河源郡设在今海南州境内。当时对黄河源头仍是未予探查。唐代对河源的认识有了一个大步前进。据《旧唐书·侯君集传》《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记载，唐朝人经过实地观察，不仅知道了星宿川及地貌景况，而且对黄河发源的正确方位，都有了比较明确的了解。
（二）元、清朝派专使探查河源
元朝派专使探查河源是在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至元十七年冬十月，忽必烈派习诸国语的荣禄公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往穷河源”。都实一行从河州（今临夏）出发，沿河西上，“四阅月，始抵河源”，对整个河源地区的地貌、气候、动植物资源等，都做了调查和记录。继之，翰林学士潘昂霄，依据都实的原始记录，据以写成《河源志》。这些记述为以后进一步探查，奠定了基础。
18世纪初叶，清朝政府再次对河源进行实地探查。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派侍卫拉锡、舒兰等为专使到星宿海，令其“直穷其源”，“凡流经处，须详阅之”。归来后写成《河源记》，绘了山川地图，对鄂陵湖、扎陵湖正式定名。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春，由于黄河决堤，“豫省青龙岗漫口合龙未就”，遣大学士阿桂之子乾清门侍卫阿弥达，“前往青海，务穷河源告祭”，“据按定南针绘图具说呈览”。阿弥达所探查的“真河源”，即今日的卡日曲，足见这次“穷河源告祭”，确属事实。
总之，远在唐朝，人们已经探查了黄河上游的扎陵湖（柏海）、鄂陵湖和更远些的星宿海。到了元朝，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地派专使探查河源，达到新的认识高度，并写有专门书籍。到清朝，又遣使探查河源，对前人考察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解放后又经过多次科学考察，证实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的各姿各雅山，卡日曲是其正源。
五、蒙古族人口和社会经济
纵观自唐末以来，我国先后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并立，辽宋和金、夏、蒙古、高昌、大理、吐蕃等政权并立的局面，相互纷争分裂，长达三四百年之久。这时期的青海历史，也是各个民族的统治者纷争扰攘，从未统一，社会进步不能不受到阻碍。这种状况，无论对于胜利者或失败者的任何一方人民都是灾难。蒙古族兴起，建立了疆域广大、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汗国，终于统一了整个中国，把青海及青藏高原各地，纳入一个空前统一而广阔的国家之中，结束了地方割据，奠定了伟大祖国在西北、西南地区的统一疆土。元朝时期，今青海广大牧业区和其他民族地区一样，社会封建化的进程加速。元朝的统一在青海各民族的历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元朝时期居住在青海的蒙古人口数目，限于文献无征，难以确知。大体说来，人口不会太多。在这里不妨放大范围来参考一下。元朝统治广大的中国，包括黄河上下、大江南北。沿海各地、内陆诸省，到上述地区去的蒙古人数已无法确考。根据明末努尔哈赤致林丹汗的信，说元时进入长城以南的蒙古人有40万。进入青海的蒙古人，当然也只能是上述40万人中的一个零头。再说蒙古军队，成吉思汗逝世后留下的军队共有12.9万人，其中10.1万人由幼子拖雷接统，其余2.8万人分别分给了成吉思汗的母亲、三个弟弟和四个儿子，最多的得到5000人，最少的只得到1000人，窝阔台汗只得到4000兵士。由此可见，当时驻节凉州的阔端的军队不会有很大数目，西平王和宁濮郡王等人的军队也不会有很多。上文曾叙及弘吉剌部留在这里的不过是一千户。
元朝时期蒙古人在青海的主要居住区有三个：一是以西宁为中心的湟水流域。有宁濮郡王、濮阳王、西宁王等先后在这里驻节。其所率领的部众，当然也应该居住在这里。其二是河曲地区。西平王、镇西武靖王等驻节在这里，而且在这些王爷的率领下多次在吐蕃地区用兵，当然会有一部分基干力量在这里居住。其三是今海西州草原。理由之一，宁王卜烟帖木儿镇守今噶斯草原，即所谓的“撒里畏兀儿地面”，当然会有部众跟随而来。理由之二，1958年在循化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时，撒拉族老人普遍地说：“循化县原住有蒙古人，撒拉人来后，他们迁到海西州都兰去了。”我们认为那是军队移驻防地。理由之三，1958年冬，在诺木洪农场第二作业站挖出一具古代干尸。尸体完整无损，头部须发俱全，胸部有伤痕，伤口上塞有一块丝绸，染有血迹。死者身着黄花织锦缎面皮袍，护身软甲，腰部佩皮带，脚穿长筒皮靴，头戴皮帽，帽顶上插有一枝红缨。整个尸体外用羊毛毡包裹。殉葬品有马尾、鞍蹬、角质弓、箭壶等。箭壶内装有十一支箭，每支形式各异，并且都很精致锋利。根据死者的穿着、脸型和出土文物，断定他是战死在战场上的元代蒙古军武将。据此可知，诺木洪一带居住过蒙古人。依照元朝制度，诸王驸马的属民，可以自己设官管理，呈报皇帝批准，列入各级官员、衙门的序列之中。
总的来说，元朝时期青海的社会经济，应该有所前进，有所开发。如元初湟水流域的西宁州农业定居户口不足六千户。可是到了元末明初，明军进军这里时，从当地民族首领相率归附明朝的各种史料看，户口是大大增加了(见下章)。牧业经济在正常情况下，除了自然灾害以外，也会在正常的社会规律中运行。元朝交通发达，商旅方便，前所未有地流通纸币，构成社会经济的一个特色。1955年秋，在格尔木农场第一作业站即发现元代纸币。当时平地造田，挖出用毛毡包裹的纸币一包，保存完好。纸币用桑皮纸印刷，票面分五百文、一贯、二贯三种。纸币上盖有中书省、尚书省等朱红印鉴，是中统、至元、至正时分别印行的，距今已有600年以上了。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历史上的其他封建王朝一样，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权，有其光明面，也有其黑暗面。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基本上是从前代继续和发展来的，有其弊病，亦有其积极方面。例如，前期，成吉思汗后裔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后期，各地反元的斗争，都影响到青海蒙古族历史。又如，在青海和全国一样，各民族文化通过接触，相互补充，相互吸收，出现了多种文化交相辉映的特色。当时在这个地区主要使用多种语言和三种文字。蒙古语是“国语”，蒙古文字是官方文字，诸路置有蒙古字学。汉人使用汉语言和汉文。藏族使用藏语言和藏文。土族以及撒拉族和回回人，各有他们的语言。与此同时，在元朝的提倡扶持下，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道教与汉族中的儒家文化，几种文化并行于青海大地，构成了这个时期及其以后青海文化多样性的特色。元代青海蒙古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情况，限于目前所能掌握到的资料，难以深究详叙，有待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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