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竿而起：

1943年甘南农民大起义

1943年1月，在甘肃南部地区生活的汉、回、藏、东乡等民族10万民众，不堪忍受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高举“抗日反蒋”、“官逼民反”、“免粮免款”、“打倒贪官污吏”等旗帜揭竿而起，这就是甘南农民大起义，也被称为甘南民变。

这场起义，前后持续了近一年之久，是甘肃近百年斗争史上，声势最大、范围最广的农民起义。

六十多年后，虽时过境迁，但当年的人和事，依旧引来众多的关注。

1.“抓壮丁”成起义导火索

令许多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它的直接原因是国民党当局“抓壮丁”。 “抓壮丁”为何成起义的导火索呢？

“抓壮丁”是国民党制造出的一个怪现象。自古以来，“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当兵讲究自愿，这样才能保证部队的战斗力。抗战时期，中国部队同日寇的大战中损失惨重，急需补充兵员。然而，甘肃的地方官员以抗日为名大肆抓兵，甚至连小贩及过路人亦难以幸免。而解送新兵，更是绳索捆绑，如押重囚；接收新兵的官员，乘机敲诈勒索。可以说，老百姓只要和“壮丁”有了关系，就会陷入倾家荡产的境地，而被抓的壮丁则朝不保夕。

兰州西固区的党老先生曾给我们回忆过上世纪四十年代国民党抓壮丁的情形。党先生家在永靖县好义乡，全乡有9个保6个自然村。党先生说，那时，国民党中央军的兵好当一点，至少是抓去的壮丁跑了，家里不会遭受牵连。马步芳的兵就难当了，壮丁一旦逃跑，他们就按照壮丁的地址追查下来，有兄弟就拉兄弟顶替，没有兄弟的就拉父亲顶替。这样一来，壮丁也不敢跑了，只能乖乖地为受其驱使。所以对年青人来说，抓壮丁是一道生死关。

永靖县好义保起初有5个壮丁名额。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人们都不愿意去当兵,但壮丁任务必须完成。咋办，那只有一个办法：雇壮丁。于是，各家凑上一笔钱作为费用，然后签订契约，雇一个人去当壮丁，这叫雇壮丁。他们村里有一个姓王的小伙子，自愿卖了壮丁。当时，一个壮丁是300个椭子（大洋）。党先生记得，签协议时，家里还杀了一只羊，请那个小伙子好好吃了一顿。其他几个名额都用相类似的办法雇人当壮丁。全保的乡亲们好不容易把5个壮丁名额解决掉，还没有松口气，上面又派下来了壮丁名额，比上次还多。这就不好解决了，没有办法，只好把价钱往上涨，最后一个壮丁涨到了900个椭子。到此时，不仅壮丁难雇，村子人好多人家都一贫如洗了，拿不出雇壮丁的钱了，保长就带人四处抓壮丁。

被抓来的壮丁处境更是悲惨。榆中八旬老人金吉泰，曾目睹过解放前被押送去前线的壮丁队伍。

金吉泰是榆中金崖镇人。榆中金崖距离兰州大约30公里，是从兰州东行的第一大站。在交通基本靠走的岁月里，30公里正好是步行一天的路程。因而，不论是东行还是西去，人们都要在金崖停留歇息。每当押送壮丁的队伍路过金崖时，街道上村民就逃之夭夭了，繁华热闹的小镇在瞬间就成了“死镇”。

当时，人们目睹“壮丁”们被绑成了一串，一起走，一起住，甚至连大小便都是一块行动的；一个个瘦骨如柴如同乞丐一般，看上去非常恐怖。

押送壮丁的国民党军官们每到宿营地，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惩罚逃兵，以起到杀鸡骇猴的作用。壮丁列队站成空心四方阵，将逃跑被捉回的壮丁拉到阵中央，用木棒拷打，打晕之后，用冷水喷醒，再打。那惨叫的声音，由高到低，由低到无，最后只听到“嘭嘭”打击声了。

有一次，押送壮丁队伍的国民党军队霸占了金崖前庄巷的一家客店。由于负责看管的排、班长忘记锁大门，壮丁们瞅空撬拔开大门蜂拥而出，四散逃跑了。等拿枪的班排长发觉，人早已跑得一个不剩了。押送的军官异常紧张，不知所措。就在此时，壮丁队的一个伙夫抱着一摞碗来了。那军官急中生智，立即推子弹上膛，将迎面走来的伙夫击毙。伙夫抱着的碗砸在地上，到处都是碎片。而押送的军官则向上司汇报说：“士兵哗变逃散，我们追截拦堵，将一名击毙，余者逃逸。”

资料显示，从1937年——1941年，甘肃全省共征壮丁20余万，“其中效命疆场者，百不及一，而因冻饿病死者，几乎占30％，逃跑者约占10％”。1941年I0月，第8战区26补充处第4团自秦安、天水征得壮丁2000余人，开到定西。在短短几天的行军过程中，冻饿病死的达1300余人。同时，国民党当局横征暴敛，疯狂搜刮老百姓的粮食。民众无以为食，被逼到了绝路上。

老百姓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有起义反抗。

2.酝酿起义 刘余生暗中送枪支

初期，民众的反抗活动如同星星点点的星火，在甘肃南部各地陆续爆发，最后形成了熊熊火焰。

1943年1月10日，临洮县边家湾的回、汉农民率先发动起义。他们在马福善、马继祖父子和陈国栋、吕百元领导下，打出了“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的口号，为生存而战。

起义队伍第一战就轻松击败国民党军。这天，乡亲们传来消息，一支国民党军的接兵队伍将要去渭源县接兵。“接兵”就是去押解抓到的壮丁。于是，他们在临洮东峪沟二十里铺埋伏了下来，守株待兔。果然，按着估算的时间，国民党师管区的一支20多人的部队，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

随着一声枪响，手持大刀、长矛、土枪的起义军战士，从山上冲了下来。受到袭击的国民党军落荒而逃，起义军夺得捷克式长枪24支。接着，起义军又在排子坪与围攻边家湾的伪保安大队遭遇，毙敌7名，俘敌中队长、分队长及士兵各1名。

星星之火四处迸溅，很快就在甘肃南部各地燃烧起来了。

不得不说的是，甘南农民起义发生在1943年。可是，前期的筹划却从1940年就开始了，甚至还可以说更早。其中有一个人不能不说，他就是甘南农民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刘余生。当起义全面爆发时，他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听着战友们起义胜利的消息。

为何会这样呢？这还要从他的经历说起。

刘余生，生于1904年，甘肃省临洮县衙下集人。1925年考入在兰州的省立师范学校。1927年，在学校中他受中共兰州特别支部宣传部长马凌山的影响，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经常和王孝锡（著名共产党人）等人一起活动。1931年，刘余生到临洮杨家庙小学任校长。

当了校长的刘余生动员了衙下集两个高等小学高年级学生，又通过学生从地方上鼓动了一批青壮年，攻占了县城，驱逐了杀良冒功、搜刮百姓的临洮县王县长。因为他领着学生攻占了县城，人们就把他称为“造反校长”。后来刘余生被捕，被关入监狱，幸好群众将他保释了出来。此后，刘余生就四处活动联络志同道合的朋友。到了1940年，他联络了不少人，还把他弟弟刘鸣（黄埔军校洛阳分校毕业，任起义军总参谋长，后牺牲）从国民党的军队中叫回了老家。

1941年1月14日，史鼎新、王新潮（中共党员）、杨可显、许青琪、杨景周、张乾一、刘余生、刘鸣等人在兰州市横巷子二号刘余生的住处秘密聚会，讨论了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做好抗日准备等问题；决定成立西北民主政团，联络洮河流域的各族贫苦农民发动武装暴动。这次会议对后来爆发的甘南农民起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会议后，大家就分头行动。刘余生去了青海等地，联络到王儒林、王建三等在马步芳军马呈祥部工作的共产党人。从青海回来后，弟弟刘鸣对刘余生说，枪支极端缺乏，要是想办法搞到一批枪支就好办了。此时，国民党东路交通司令马锡武部在兰州水磨沟的药王洞有个弹药库，管理弹药库的人经常私下出售枪械。刘余生想利用这个机会，搞到一批枪械。此时他是甘肃师管区的军法官，算是有个官面上的职务，比较好出面活动。

拉枪械这天，他穿着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服，戴着墨镜，特地在胸前挂了一枚托人借来的黄埔军校的纪念章。这身打扮看上去威风凛凛。他领着雇来的轿车，到弹药库将20多支枪和数千发子弹装到了车上，然后用被子盖上，外面又罩了一条苏联军用毛毯，就押着枪械去了临洮。

洮沙县是通往临洮的必经之路，县城内驻扎着一个团的保安队。到了城门口，他从轿车里探出头，叫过来一个士兵说，你们的团长在家吗？士兵一听认识团长，赶紧立正敬礼说，在家。他点点头，顺利经过洮沙地界。到了临洮县，他联系上了在临洮步兵学校任职的张志鸣，在张的护送下，顺利过了临洮县城，将枪械送到衙下集刘鸣手里（此时，弟弟刘鸣是紫松乡乡长）。

刘余生返回兰州，处理完手头的事物后，准备赶往衙下集与刘鸣会和，发动起义。1942年腊月，甘南各地农民陆续起事，刘鸣被推举为总司令（化名刘羽），还发布了文告。他们计划在1943年清明前发动起义。谁知，起义尚未发动，就在他动身的前一天夜里，刘余生被捕。

据《甘肃通史》记载，从1942年春夏开始，临洮、康乐等地的汉、回族农民就在秘密筹划起义，王仲甲、肖焕章（泾源县人）在临洮县衙下集，马福善、马继祖（回族）在康乐县边家湾（临洮、康乐和宁定三县交界地）分头秘密串连，发动群众。与此同时，由史鼎新等进步人士在兰州组织的“西北民主政团”,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也与肖焕章、王仲甲等秘密联络，鼓动武装起义。

1943年1月16日，王仲甲在衙下集镇组织当地农民举行武装起义，被公推为司令。

王仲甲(1907年——1949年)，字鼎武，临洮县衙下集镇洼下村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他率领农民军与同时起义的康乐县回族起义领袖马继祖、马福善的队伍会合。随后，王仲甲留守衙下集，积极扩充兵源。由马福善、马继祖父子和肖焕章率领回、汉起义军各一个团南下，在渭源、陇西、漳县边境地区游击，先后多次击败国民党军，缴枪200多支，扩充至3000余人。

在起义军胜利进展的影响下，全省各地纷起响应。1943年3月上旬，临潭县水磨川的800多藏汉僧俗人民在肋巴佛的领导下，树起了'饥饿团'的义旗。肋巴佛（1916年——1947年），即怀来仓活佛，乳名康三哥，藏族。经藏传佛教宗教仪规确认为十八世怀来仓活佛。 3月27日，肋巴佛在临潭县冶力关举旗起事后，率众攻破县城，击毙县长徐文英、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赵廷栋。

刘鸣也于3月上旬率领保丁和一部分农民起义南下，攻占宕昌和西固（今舟曲）县城，威胁武都县城。同时，刘鸣发布了《告西北各族各界同胞书》，

各地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农民起义的地区扩大至临洮、康乐等县。

3.风起云涌 起义军曾逼近兰州近郊

1943年农历四月，各路义军冲破封锁，汇集于武山县武马镇。会师后各部首领聚集一堂，召开紧急会议（叫武马会议）。王仲甲、马福善、肋巴佛、水振东、肖焕章、吴建威、年永泰等15人参加了会议。

此时，甘南各地群众纷纷响应起义，农民起义军在以临洮为中心的甘肃南部各地波澜壮阔地展开。东乡族的马木哥（群众称他为深眼窝司令）在宁定巴洋沟发动起义。毛克让在临洮马衔山起义。刘化一在临洮窑店起义。杨华如在洮沙起义。闵福元（回族）在定西沙坡起义。安华雄在皋兰起义。黄作宾、王作宾、罗万虎在榆中起义。辛有录在临洮南乡起义。毛得功、郭化如在陇西、渭源、武山一带起义。这些起义队伍大多都先后汇入了农民起义军马福善部、王仲甲等部。最后形成了汉、回、藏、东乡等民族的联合大起义。

榆中农民起义是这次甘南农民大起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榆中农民起义发生在榆中新营乡。这里地处山区，山高林密，交通不便，人烟稀少，自然是反抗民众藏身、发动起义的好地方。从榆中新营出发，最多只有20多公里就到了临洮。当地民众和临洮民众关系较为密切。这一切，都是发动起义最好基础。

1943年正月二十五，一支2000多人的队伍，呼啦啦地开到了榆中新营境内，让还沉浸在年味中的村民们有些惊恐不安，他们准备东躲西藏，以避开兵乱。可是，这支队伍中士兵岁衣衫褴褛，风尘仆仆，虽手拿大刀、长矛、土枪、斧头，但秩序不乱。他们就是王仲甲、毛可让、马福善领导的农民起义军。

临洮农民起义军进了新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县城。榆中县县长非常害怕，赶紧和驻扎在榆中的国民党军联系，同时把县自卫队组织起来守卫县城。当天晚上，国民党驻军的一个连就连夜出发，天亮时赶到了距离新营不远的五台山、毛湾一带堵截起义军。国民党军在几个山口上设卡防守，每个卡子30多人。此时，他们并没有把起义军太当回事。

听到军队封锁山口的消息。义军当即兵分四路，有正面强攻的，有背后包抄的，展开突击。不到半天，三个卡子就全部被攻破了。起义军趁胜追击，一直追到了小康营。国民党军带队的陈团长跑到了一个断崖上跳崖才得以脱身。起义军大获全胜，为防备敌人反扑围攻，撤回了临洮境内。

看到临洮起义军轻松击败了国民党军一个连，榆中农民的心眼也活络了。人家能干成事，我们为啥不能成呢？新营农民就在黄作宾、李凤华、罗万虎、王作宾等人的领导下揭竿而起，随后马坡、小康营、庙儿沟等地农民也前来会合。一时间，人数达到了3000多人，被编为9个团，声势很大。但弹药不足、部队缺乏训练，只不过胜利中农民军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

到了农历的二月份，活动在临洮境内的农民起义军再次进入榆中。王仲甲和李凤华等人在新营城隍庙商议，决定攻打榆中县城。按照计划，义军兵分三路，围攻榆中县城，只留北门不围，这符合围三缺一的用兵法则，可见起义军中也有高人。

国民党军队也在谋划着袭击他们。新城城隍庙会议后，各路义军按照事先的分派，进入到董家磨、尖山子（均为榆中县城周边地名）等地。就在义军包围县城的前夜，国民党军也兵分三路，向义军猛扑了过来。

敌人在凌晨突袭了义军大营。凌晨时分，义军戒备极为松懈。直到哨兵听见道路上脚步声震天后，才鸣枪报警。可惜为时已晚。准备充分的敌人，很快就攻入了义军大营。酣睡中的义军手忙脚乱，各部之间失去了联系，只能各自为战。混战一夜，到天亮时，才稳住阵脚，将偷袭的敌军击退，而义军也被打乱了建制。很快，义军就逐渐整顿人马，兵分两路反攻，先在武家河沟、羊胡嘴子击败敌军。随后，国民党军退守东山堡子。东山堡子距离榆中县城四五公里，在山顶可以俯瞰县城，是榆中县城外的一个制高点。在此，双方激烈交火。七八千义军将东山堡子团团围住，就在难解难分之际，驻扎在马莲滩的义军马继祖部冲出兴隆峡口，直逼县城。敌人见固守东山堡子意义不大了，就放弃堡子撤回县城。义军趁机攻占堡子，缴获30多箱弹药，20多支步枪、两挺机枪。

义军攻取榆中县城在望。国民党的增援部队也从各地向县城靠拢。义军激战了十几个小时，攻击乏力，各部配合很差，只好退往临洮。休整了一段时间后，又再次进入榆中境内活动。

据《甘肃通史》记载，1943年3月中旬，义军在皋兰南乡的马坡（今属榆中）召开军事会议。这次会议统一了番号，将起义军定名为“甘肃（农民）抗日救国义勇军”，公推王仲甲为总司令，马福善、勒巴佛为副司令，全军分为十路（一说，此次会议四月在岷县召开）。马坡会议是甘南农民起义的一次重要会议，它使原来互相不统属的各路义军有了统一的领导和部署，对推动这次武装斗争起着重要作用。

此次会议，义军对今后的作战方向也做了规划，王仲甲率领主力南下武都、文县，杨如华、毛克让等部在榆中、定西、皋兰南乡等地活动，马继祖部向会宁、西海固、陇东活动。会后，甘南农民起义军各部打出了许多精彩的战斗，打击了国民党的贪官污吏。其中，活动在马坡一带的义军安华雄部不仅袭扰了西兰公路，而且夜袭了兰州城边的西果园汽车站。

3月的一天，义军安华雄部打听到一个消息，国民党师管区从榆中县抓了一批壮丁，派补充二团押解送到西安。依靠着和当地乡亲们的密切关系，义军准确掌握了补充二团的活动线路后，决定在敌人防守相对薄弱的七道梁上伏击补充团，解救壮丁。七道梁山高路狭，壮丁队伍拉得很长，很快被义军分割成几段。听见枪声后，壮丁们也自发反抗。敌军首尾难顾，最后丢下壮丁四散逃命。这场战斗缴获了百余支步枪，是榆中义军比较成功的一次战斗。

安华雄是马坡人。他利用熟悉地理的优势，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率部绕过阿干镇，进入兰州近郊，袭击了西果园汽车站，缴获了国民党驻军的部分武器。起义军的活动震动了兰州。

到1943年4月中旬，起义军主力部队达5万余人，活动范围涉及从榆中到武都、从岷县到武山的广大范围的20余个县。起义军也经过了多次整编，统一号令。

不久，义军在王仲甲、肋巴佛、肖焕章等率领下，陆续南下向武都挺进。并提出了“西北各民族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到底！”“纳不起粮、交不起款、雇不起壮丁的人，一致团结起来，抗粮抗丁！”“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八条主张。

6月初，当王仲甲率5万大军离开宕昌、直逼武都时，国民党驻武都骑兵营营长张英杰也率部起义。此时起义区域已遍及临洮、漳县、渭源、秦安、皋兰、临潭等20余县，号称10万之众。

6月上旬，各路起义军领导人在武都草川崖举行会议，定起义军番号为'西北各民族抗日义勇军'。在刘鸣的提议下，推张英杰为义军总司令，王仲甲为副总司令，刘鸣为总参谋长，马继祖为前线总指挥。会议还决定将队伍整编为十路(路约相当于师)，由王仲甲、马福善、毛克让、杨华如、黄作宾、肖焕章、安华雄、苟登甲、姚登甲、伍廷帧分任各路司令。同时，又任命肋巴佛为藏军司令。

此时，甘南农民起义达到了最高潮。

4.遭重兵围剿，3000多起义军将士牺牲

高潮之后就是低谷。甘南农民大起义之初，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认为，依靠甘肃的力量完全可以控制局势。到了6月，起义成为燎原之势时，他才匆忙上报国民政府。国民党调集6个正规师、一个空军中队，围攻义军，由于敌强我弱，起义失败。

6月中下旬间，起义军在敌人追击之下，经礼县桃坪退到武山滩歌镇后，遭到从武都、宕昌及武山来敌的三面围攻。在此严峻形势下，义军各路领导人开会决定，分路突围和反击，以打开局面。马福善、肋巴佛、王德一、张英杰部从西山突围，王仲甲、肖焕章迎击武山之来敌。各路义军多次突围、进行拉锯战后渡过洮河，打破了敌军一举消灭义军于河东的计划。

起义军过洮河后在临洮与康乐交界地区分散活动，准备在临潭、冶力关、莲花山一带建立根据地，坚持斗争。此时国民党重兵云集，张英杰、刘鸣等重要领导人先后牺牲。

接着，国民党59师从临洮红套峪进军，7师从康乐马家集迂回包围，12师从康乐景古方面增援，企图一举歼灭义军于康乐朱家山一带。在激战中，义军多次击退敌人进攻，终因敌强我弱，寡不敌众，最后只能分散潜伏，以保全力量，图谋再举。

1943年10月，肋巴佛、毛得功、毛克让、马继祖等也相继转入地下活动。至此，轰轰烈烈的甘南农民大起义失败。

1945年以后，中共陇右工委牙含章与王仲甲取得联系，但在牙含章派人与王仲甲在岷县驴叫河接头时，因叛徒出卖，王仲甲遭敌追杀，不幸被捕，同年9月5日被敌人杀害于武威。1946年肋巴佛返回和政，听说岷县、渭源等地有地下党活动，便于年底去渭源，经夏尚忠、李永发介绍与中共陇右工委负责人会面。遂由高健君、牙含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6月，陇右工委派肋巴佛赴延安学习，途经平凉安国镇时不幸遇车祸牺牲，年仅31岁。

“甘南农民起义作为一次自发的农民起义，揭露和震撼了国民党在甘肃的黑暗统治，牵制和削弱了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力量，支援了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和抗日力量，提高了甘肃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增强了甘肃各族人民的团结，是甘肃民族关系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转变。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虽败犹荣。”（《甘肃通史》）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中，大约有3000人在战斗中牺牲，或被国民党军所屠杀。然而，他们的血没有白流。在人民起义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被迫在起义地区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如'鸡税'、'门差'、'懒款'等，兵、粮也缓征了。

5.徒步走延安，他向党中央汇报甘南农民起义

起义的另一名领导人刘余生被捕后，更是被敌人百般折磨。被捕当夜，特务就把他押到了小沟头的据点中，半夜就转押到甘肃省保安司令部特别监狱。

特别监狱是座黑牢，修建在兰州北城墙的望河楼下，牢内漆黑一片，只有门上方有个通风的小窗口。第二天就被拉去过堂了，特务先来了个“精神战“，将各种刑具摆了一地，让他承认是“土匪头子”。他坚决不承认，要特务拿出证据来。特务的刑罚就源源而来，给他上了40斤的脚镣，20斤的手镣。一段时间后，他手腕脚腕上的肉被磨光了，仅仅剩下了皮和骨头。到他1982年去世时，手腕脚腕上的肉都没有长出来。特务得不到任何东西，只能残酷地折磨他。黑牢中，没有铺盖，连草都没有，长时间看不到光线，双目也失明了。

敌人对刘余生判处了死刑，但还没有来得及执行。恰好甘肃省保安司令换成了王治岐。王治岐和他熟悉。在省政府办公会议上讨论刘余生案情时，王治岐据理力争，对朱绍良和谷正伦说：“你们说他是土匪，却没有任何证据，把人家5个弟弟都杀完了，不能把人家一家人全杀光。”

不久，特务就把他放了。他从监狱中出来时，已经到了1943年年底了。此时，已经是家破人亡，穷困潦倒。国民党当局对他多方监视，四个特务随身“保护”。但刘余生能听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了，对甘南农民起义军战斗的情形有了全面掌握。他下定决心要把这次起义的情形向延安汇报。

怎么才能摆脱敌人呢？他想了一个办法：利用1945年春节特务们放松警惕时，乘机逃脱。

他制造各种机会麻痹敌人。先在兰州找了一份工作，后来又请任谦、康冠五等人写了到榆林投奔邓宝珊的介绍信，弄到了三套国民党军队的军装。1944年腊月，他采办了年货，把家人从临洮搬到了兰州，给特务一个安心过年的感觉。

大年夜，监视他的特务们都去花天酒地了。他带着王德一（甘南农民起义领导人之一，已牺牲）的儿子王效忠、武都青年谢成德，悄悄离开了兰州。三人抄小路整整走了一天一夜，到了靖远的打拉池，才松了口气。此时，王效忠和谢成德并不知道他要去延安，走时他给两个小伙子说要去榆林找邓宝珊。他们小心翼翼往陕北而去，几天后过了吴忠，不远处就是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金沟口。他们打听到中午时分守军的巡逻最为松懈，于是利用这个空当过了封锁线，进入陕甘宁边区的盐池县。此时，两个小伙子才知道，到了边区。

在边区，他们受到热情接待。他向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汇报了甘南农民起义的前后过程和自己掌握的重要情况。不久，他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他在延安王家坪向毛主席做了汇报，后来又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毛主席和中共中央肯定“甘南事变”是革命行动，并指示在“甘南事变”的基础上开展甘肃地下党的恢复重建工作。

不久，甘南民变的一部分领导人肖焕章、马继祖、肋巴佛、毛得功、郭化如、杨有柏、吴建伟等先后与党取得了联系，参加了党的组织。

1946年初，中央决定成立陇南特委，刘余生被任命为特委司令员，往返于边区、临洮等地，联络当年参加起义的人员，发展党的组织，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解放战争期间，数以千计的参加过起义的农民，参加了“陇右人民游击队”。他们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英勇的革命武装，为甘肃人民的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