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首长宋清渭上将

又到了我和刘玉江大哥跟首长宋清渭政委约定的日子“八一建军节”。

自从宋政委从济南军区政委的位子上退下来以后，我和玉江大哥去看他，就和首长有了一个不成文的约定，每年的“八一”都要和首长一起过建军节。每次见面，首长都会谆谆教育我们，要发扬部队的光荣传统，争取更大的光荣。2022年“八一”，宋政委已住院好几个月了，我和玉江大哥赶到济南的九六0医院的病房里去探望他。我俩进去时，政委睁开眼睛盯着我们看。刘玉江大哥走到首长病床前，挺直了腰板，举起右手打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高声报告：“首长，我来看你了。”宋政委在病床上吃力地抬了抬头，伸出右手摆摆手说“你挺好吧”。然后指了指站在玉江大哥右侧的我说“你怎么样？”我赶紧向前一步，紧紧握住政委的手说“政委，我挺好”。有谁能想到，这次会面竟成了我们和首长最后的诀别。2022年12月27日下午，首长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94岁。

年年“八一”，今又“八一”。年年岁岁各不同。远望着猎猎军旗，宋政委那熟悉的身影慈祥的笑容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和宋政委在一起的日子，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在我的脑海里激荡。

初识首长面

1975年春天，江南大地一片葱茏。从江西南昌、九江、上饶、鹰潭、抚州、宜春、萍乡等地开往福建福州的军列趁着夜色隆隆地奔驰在闽赣大地上。由济南军区改隶福州军区的部队某部结束了在江西的任务，调防到黄岐半岛，编入驻守闽东地区的部队某部。作为接收部队首长的宋清渭副政委，与江西省军区办完交接手续，便匆匆赶往福建看望刚刚归建的部队官兵。我当时在那里的政治部宣传科工作。一天上午，宋副政委在师首长陪同下来到宣传科，首长笑容满面地和每一位同志握手，亲切地询问我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哪里人等。当首长问到我的时候，我响亮地回答：“我是山东德州人。”首长问：“你是哪个县的？”我回答是平原县的。首长听了停了一停，接着说：“46年打平原的时候，战斗打得很激烈。”接着他话锋一转问道：“现在你们那里怎么样？”我当时语塞，不知怎样回答。要说好吧，连饭也吃不饱；要说不好吧，现在是新社会。于是我支支吾吾地说还行吧。首长和我握了握手就离开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宋政委的情景。我对首长的印象非常深刻，他看上去年轻、干练，对部下和蔼可亲，听口音好像山东人，但我不敢问。

这一年的8月份，军里召开新闻报道工作会议，师政治部朱崇华副主任带我去参加会议，军里的首长宋副政委参加会议。上午，各师新闻干事汇报发言，下午军首长讲话。在我发言后，宋副政委插话说：“你那个师是个老部队，英雄模范多，新闻报道工作也应走在前面，不能当光荣的副班长啊。”吃完中午饭，朱副主任沉不住气了，找到我一块研究改进的措施。我说咱们师排名中游，也不算最差。朱副主任说：“上午宋副政委那个插话里，就是在敲打我们，我们师齐装满员，人员多，英雄单位多，模范人物多。首长对我们要求高，下午我得表个态。”下午各大单位表态后，宋副政委讲话。首长的讲话时间不长，但句句讲到要害处，我由衷地佩服首长的工作魄力和讲话的艺术性。首长的讲话很快在全军传播开来，不仅是新闻报道工作，各项工作都出现了比学赶帮超的新局面。

军队就是他的生命

首长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身经百战。对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来说，军队就是他们的家；对于他们来说，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作为带兵的人，苦练精兵准备打仗是他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在闽赣这片红色大地上，宋清渭接续着那些红军时期留下来的红色血脉。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在梅岭方志敏烈士墓前、在福建古田会议遗址、在井冈山大小五井，他亲眼目睹了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诠释的优秀革命传统；在永新三湾改编的大枫树下，他亲耳聆听了老红军讲述的三湾改编的故事。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主席的谆谆教导早已在他的脑海里扎下了根。为此，在他担任各级指挥员时，他都把抓好基层党支部建设作为头等大事，作为强军精武的统帅和保障。

1979年9月，他从国防大学学习刚刚回到部队，放下行李就马不停蹄地下到基层连队。首长带着我来到驻守在福建前线的基层连队，他下海岛、上哨所、查坑道、看伙房，召开干部战士座谈会，听取大家对基层建设的意见。

在去湄洲岛某部六连时，我们住了7天。在一次干部战士座谈会上，黄连长和参加座谈会的干部战士都没有戴军帽、风纪扣没有扣。首长也没有直接批评他们，而是问“平时也这样吗？”他们说已经习惯了。在这个座谈会上，黄连长还说了一段顺口溜“当兵十几年，带了一个连，光长胡子不涨钱。”座谈会结束后，首长对我说：“基层干部的待遇是低了些，这要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才能逐步改善。但不能因为这些而把部队的作风搞得稀稀拉拉。”出岛后，我们又去了南日岛，在团部，首长十分严肃地批评了团里的领导。首长说：“问题出在基层，根子在领导。你们把部队带得松松垮垮，一旦有情况怎么办？你们先教育整顿一个月，一个月后我再来检查。”

重视基层思想政治工作

在长期的实践中，首长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对基层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在某部二炮连调研时，指导员张延兵的一段话引起了他的警觉。那时候，野战部队团以下还是骡马化，营属炮兵还是用马拉炮车，连队还要养马，每个月马匹有一定的粮食供应指标，所以二炮连有给马匹购买饲料的经费。张延兵对首长说：“首长，实话说，我这个指导员没法当啦。上一堂政治课，还不如让战士们割青草卖给连里，发给他们点毛巾、缸子等东西管用。”政委说：“张延兵，步兵连没有马匹，他们没有经费，如果让其他连的割了青草卖给你连里，用赚来的经费搞奖励怎么样？”张延兵一时难以回答。首长说：“不是政治工作不管用，是我们做政治工作的办法需要改进。”在一些华侨居住区，也有同样的情况。一些政工干部感到为难。在某部一营，首长带了一个工作组，调查基层建设情况。一机连突然发生了一个情况。一个确定复员的老兵，外出和地方的小青年喝酒，回来后把连长打了。听到该情况后，首长先找干部把情况搞清楚。这时团里的领导也赶过来，他们担心首长的安全，要宋副政委搬到团招待所去住。首长说：“这么点小事能吓住我？你们回去后要研究一下今年复员老兵的情况，要做好一人一事的思想工作，对个别有劣迹的，要派专人盯上工作。我在营里住得挺好，你们抓紧回去研究。”第二天一早，师里的领导和政治部的同志赶过来向宋副政委作了汇报。汇报中涉及到九个战士和一机连的情况差不多。首长当场指示，对在复退工作中，个别品行恶劣、制造事端，对干部实施恫吓报复、破坏军事器材等人，要敢管敢抓。首长的指示，在当时背景下，是需要相当的政治勇气，冒很大的风险。首长指示明确，师里行动迅速，这一年的退补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善于发现基层好典型

首长在抓基层工作中，不仅有魄力敢抓坏典型，不怕丑不遮掩，更善于发现好典型，给他们立功受奖，迅速推广。首长带我到某部二连蹲点，这个连驻守侨乡永春县，首长放下背包，就到班排找战士们谈话，了解情况。他了解到，战士们对连队生活很满意，对司务长崔成楠赞誉有加。过去，二连生活很差，每年伙食费超支八千多元。战士们顿顿喝菜汤，对个别干部有些意见。自从崔成楠当了司务长后，他带领炊事班开荒种菜，养鸡养猪，连队的伙食天天变样，每顿四菜一汤，一年下来，连队伙食费还结余八千多元。崔成楠利用进城买菜的机会，帮战士们邮寄家信，代买一些日用品。不但节约了时间，还节约了差旅费。首长征求连长对崔成楠的看法，连长说了一件事：一个星期天的中午，连长来了一个老乡，嘱咐崔成楠加两个菜。崔成楠把菜送到连长屋里后，把连长叫出来说，你加的菜钱是交现金还是从工资里扣？连长有些不耐烦地说：“以后说。”说完就回屋陪老乡吃饭去了。等连长吃完饭出来送老乡的时候，只见崔成楠还站在屋外，问他站在这儿干嘛。崔成楠说：“你还没给我准信呢。”把连长弄了一个大红脸，连忙掏出钱交了菜钱。在总结崔成楠材料时，首长对我说：“这个司务长抠门抠到他上司的头上，还真有些胆量呢。”首长把崔成楠的事迹向军党委作了汇报。军党委决定给崔成楠记二等功，并报军区党委命名“模范司务长”称号。福州军区党委在“三学”大会上，命名崔成楠模范司务长光荣称号。半年后，崔成楠被破格提拔为团后勤处副处长。

3个月很快过去了，宋副政委的调查研究收获满满，基层政治工作的情况他掌握得比较准确。问题就出在干部对全党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认识有差距。在11月的军党委会上，他把调查到的情况和建议详细地作了汇报。他提出应尽快召开一次基层政治工作会议，就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统一认识。12月初大会正式召开，军委各总部和军区各部门都派人参加。宋清渭在报告中提出了“搞好三个转变，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政治工作”的措施和办法。这次会议对于全军上下提高认识统一思想鼓舞斗志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军区和军委研究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和改进政治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关心部属胜过自己

宋清渭在部队时受到那一代首长的关心和爱护，到他成为首长的时候，他继承了部队的光荣传统，关心和爱护自己的部属和士兵胜过自己，受到广大官兵的一致赞扬。

有一次，我随他到住长乐县梅花镇的某守备连蹲点，吃第一餐晚饭时，连部的餐桌上有一盘蒜苗炒肉，首长进入餐厅后，挨桌看了一遍，发现战士们的餐桌上并没有蒜苗炒肉，于是，他问连队的干部：“是不是每个班都有这个菜？”连里的干部回答，首长来连队蹲点，第一餐就加了一个菜。首长笑了笑什么也没说，端起这盘菜倒在一大盆大锅菜里。然后，和战士们一起吃一样的大锅菜。这天晚上首长对我说：“你可别小看这盘菜，全连上百双眼睛盯着呢。一盘菜本不算大事，可官兵一致的原则就打了折扣。”等我们回到军部后，我收到了这个连的一位汕头籍的战士来信，信中说，“看到首长端起盘子倒菜的举动，就仿佛看到老八路的影子，许多战士议论说，这才是老八路的作风。一下子拉近了战士和首长的距离。”

到了年底，正当转业干部集中离开部队的时候，首长带我来到驻守平潭岛的某部六团。一天午饭后，一位年轻的军官来到团招待所，找到我说要见首长。原来，这位转业干部因为档案年龄差一岁，家属不能随军。他从老家开来证明，说实际年龄比档案年龄大一岁。首长听完他的诉说，诙谐地对他说：“你这个小子，为什么对党不说实话，入伍时为什么少报一岁？”这个转业干部解释说：“当时怕当不上兵，才少报了一岁。是我的错。”晚饭后，首长对我说：“你给师里打个电话，看看像这个干部的情况多不多？家属随军对基层干部是个大事，看能不能统筹解决一下。”我马上给守备二师政委打了个电话，师政委说：“像这个干部的情况，全师共三个。”我把电话给了首长，首长听完师政委的汇报后，对我说：“你给干部处打个电话，把守备二师的情况告诉他们，在不违背政策的情况下，给他们解决一下。”还要我给后勤财务处打电话，让他们给守备二师拨三个家属工指标，把他们家属的工作一块解决一下。我听了首长的话，打心里佩服首长对部属的关心和爱护，你想到的给你办了，你没想到的也办了。他设身处地为下属着想，能帮到底的一定帮到底。

对自己要求严到近乎苛刻

首长对部下和士兵关心爱护，对自己却严格要求，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他在当团政委的时候，有一次到军区开会，正好他妻子周平到部队休假也期满，搭他的车回福州，按常理说，不是专门派的车，不用交费。但是首长觉得虽不是专车，可也是公车，还是坚持交了180元的车费。财务股长逄一成说他太认真，可首长说，当政委的如果不交，怎么还能收别人的，最后还是硬让他收下了。而这180元刚好是他当时一个月的工资。

他在师团工作期间，夫妻两地分居6年，这6年由周平一个人支撑着很不像样的一个家，既有繁忙的工作，又有繁重的家务。当时他们已有3个孩子，最大的5岁，最小的只有3个月，四口人挤在一间只有13平方米的房子里，一住就是6年多。宋清渭偶尔回一趟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这还不是他最难过的，最难过的是父子的别离之情。有一年的下半年，妻子周平被安排到江西省修水县搞社教，宋清渭在霞浦的部队，一家三地分居。3个不懂事的孩子单独留在福州，只好雇了一个保姆，留一点粮票维系生活。有一次，宋清渭到福州开会，顺便到家看看，刚推开门，3个孩子一起扑了上来。七嘴八舌地争着诉苦，一边说一边哭，看着3个瘦得可怜的孩子，宋清渭一把把3个孩子搂在怀里，眼睁睁地看了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半晌，他对孩子们说：“爸爸妈妈工作很忙，你们要听阿姨的话，爸爸一有空就来看你们。”3个孩子拽着不让他走，要爸爸陪他们住一晚上。对孩子们这点要求，他也满足不了。他留下一点粮票，强忍着没流下的泪水，嘱咐保姆几句就离开了。直到老年，每说起这件事，他仍然止不住老泪纵横，说欠了孩子们太多太多。

这就是他的军人情怀。对部属对士兵胜过自己，把一腔热血献给了部队，献给了他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

离而不休立新功

1994年11月，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最高服役年限的规定，宋清渭离开了济南军区政委的岗位。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觉得离开领导岗位，并不是不再为国家做事了，只要身体还好，总要做点有益的事情。整天没着落不行。”一个在庄严的党旗前宣过誓的人，他的心永远是年轻的，它就像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炬，永远为前进的人照亮道路。

在全国人大工作的日子里，他反复在想：“我这个代表是人民选的，我能为人民做点什么？怎样履行代表的职责？又如何回报人民的养育之恩？”他参政议政的热情特别高，不管讨论什么问题，都争着发言。5年里，他正式提交了5份议案，在代表大会和常委会上发言90多次。每次提交的议案和在会上的发言，都是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特别是社会底层座谈讨论，直接倾听群众的呼声之后形成的。那几年农民负担重，他本就是农家子弟，每当看到或听到农民的烦心事，心里就不好受。他曾在多种场合多次呼吁各级政府部门，一定要关心农民的疾苦，切实保护农民的根本利益。他提出了尽快制定减轻农民负担法的建议，尽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责任。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可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它却时常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水断（流）、水（污）染、（洪）水患”等严重问题。从1972年黄河出现历史上第一次断流之后，断流几乎无岁无之。到了上世纪90年代情势更为严重。1997年，黄河利津水文站断流时间长达226天，330天无黄河水入海。面对这样严重的灾患，首长作为人民代表，心急如焚，他曾三下黄河，走田间，跑地头，站在黄河大堤上眺望思考。在1998年3月召开的人代会上，他领衔35位代表向大会递交了《建议尽快制定黄河保护法》的议案。他把调查来的情况写成《保卫母亲河，为子孙后代留下青山绿水》的文章，发表在《农民日报》《黄河报》《中国环境报》等报刊上，发出了一位老人心底的呼声。

他在人大工作期间，走过一些国家，看到世界风云的急剧变化，百年之大变局正在发生。他意识到教育下一代的工作十分繁重，原本他不想写回忆录，以免有为个人树碑立传之嫌。可他考虑到任何人的经历都有他的社会性，单纯的个人回忆录是没有的。他从军60多年，这期间的经历，虽说是个人的，但它所折射出来的是党、国家，特别是军队变革前进的轨迹，把个人半个多世纪的主要经历梳理一下，对下一代特别是自己的子女并非没有一点意义。回顾历史，并不是数数脚印，而是对个人一生的反思和追忆，也践行了“活到老，学到老”的古训。基于这样的考虑，他下决心试一试，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鼓励他试试。这项任务对他而言是十分艰难的，因为在军以下工作岗位上工作经历基本没有资料，全凭个人回忆。在长达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他几乎天天都在苦思冥想，为了想起一件事、一个地名、一个人名、一个时间点、一个数字、一个细节，有时三天两夜难以入眠。在不组织专门班子、不专门采访调研的情况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形成了一部40多万字的《岁月纪实——宋清渭回忆录》。他自费出书，免费赠送。2013年8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精心策划出版了“将军给士兵的信（共十卷）”。从全军选出十位将军，每人撰写一本，宋清渭上将担负起《偶像在我心中》的撰写任务。他不顾年老多病，不分昼夜，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给新战友们写了23封信，循循善诱地和新战友谈心，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偶像观。这部口袋书成为全军指战员的良师益友。

2023年7月1日，宋清渭上将和夫人周平骨灰安葬仪式在济南福寿园举行。他将和为解放山东献出生命和鲜血的烈士们为伴，长眠在这片青山绿水之间。我和刘玉江大哥怀着沉痛的心情，与老首长作最后的告别。

安息吧，我的首长宋清渭上将。

（作者刘庆民，山东省平原县人。《德州日报》原总编辑、平原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