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博物馆珍藏着西和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仇池故国遗址”出土的三枚金质封印，属国家一级文物。
三枚封印的出土时间及收藏时间先后为1948年至1991年期间。其中，“晋归义氐王”和“晋归义羌候”两枚封印是于1962年收藏的，当时，正处于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西高山公社马莲大队草坝生产队的一尹姓农民（已去世）因生活困难，将自己收藏的两枚金质印作为黄金出售给西和县人民银行，经鉴定称重，每件作价120元人民币由人行收购。是年，省人民银行负责人（钱币收藏爱好者）来西和检查工作，离县时，顺车解送县行库存的金银器具，交省行回炉成形上交国库，移交时，发现了两枚金印，省行负责人当即认定这不是一般的金器，有着重要的文物价值。
回兰州后，省行领导邀请文物专家进行鉴定，经研究考证，一致认为是具有重要历史及文物价值的两枚金质封印，遂移交甘肃省博物馆珍藏。另一枚“魏归义氐候”印是1991年国家海关部门在查获的一批走私文物中收缴的。这批走私文物经文物部门组织专家考证，确认金印为甘肃省西和县出土文物，即移交甘肃省博物馆收藏。
三枚金印基本呈方形，重量大致接近。“魏归义氐王”印，尺寸为2.2cm×2.2cm×3cm，重量为153g，三国魏。方形，羊钮。凿白文篆书“魏归义氐王”五字，分列三行，“魏”字独居一行；“晋归义氐王”印，尺寸为2.3cm×2.3cm×3cm,重量为153g，西晋。方形，驼钮（有专家认定为羊钮，待考）。凿白文篆书“晋归义氐王”五字，分列三行，“晋”字独居一行；“晋归义羌候”印，尺寸为2.3cm×2.3cm×3cm，重量161g，西晋。方形，驼钮（有专家认定为羊钮，待考）。凿白文篆书“晋归义羌候”五字，分列三行，“晋”字独居一行。 三枚封印不但是研究魏晋时期甘肃地区少数民族社会组织的实物依据，同时有力地说明了氐、羌各族很早就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
氐、羌民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民族群体，是一群人数众多、迁徙分布范围广、且影响深远的民族，是构成中华民族的重要支干。她的繁衍生息、不断发展壮大以及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为建立长达300多年历史的仇池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魏略·西戎传》曰：“氐人有王，所以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氐人“称盘瓠之后，或号曰青氐，或号曰白氐，或号曰蚺氐……其自号曰盍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羌族，被誉为“云朵上的民族”。早在甲骨文中已有“羌方”、“羌”、“多羌”的文字记载，足可说明羌族起源早在商之前。杨氏氐族凭借仇池天险，在东汉末年和南北朝时期的军阀混战中，开创了立国时间比唐、宋、清还要长的历史。到了杨腾孙子杨千万时期，仇池杨氏已经号称拥有千万之众。要知道当时全中国的人口还不足两千万。仇池国的疆域在鼎盛时曾扩展至陕西、甘肃、四川边境地区。前秦符坚时，部落已遍及前秦所属的各地。杨氏氐族以拥有的实力和占据的战略位置，在当时是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因此，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时，专门派员封杨千万为“百顷王”。刘备占据汉中之后，杨千万审时度势，又即刻投奔镇守阳平关的马超。这充分体现了仇池政权为能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而在政治上采取的灵活的对外方略。 杨氏政权真正以国家形态正式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是在公元296年。这一年，杨茂搜为避齐万年之乱，率部族4000余家，由略阳还居仇池故地，建立了仇池国（前仇池国）。此后，氐人杨氏建立的仇池国随着中原政治大潮历经多次大起大落。在战乱频繁之际，仇池国是各强国“远交”的对象，前秦皇帝符坚、北魏主拓跋焘纷纷将女儿远嫁仇池，以寻求政治联姻。一旦诸国安定，国力强盛，仇池国便在重兵压境之下，频遭血光之灾。和仇池国并存的魏晋等诸多政权，无论对仇池国采取何种交伐手段，其实质都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减少边疆及少数民族政权对自己的威胁和袭扰。 氐、羌是中华民族的大族，由于长期与汉族杂居，受汉文化的影响，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经济发达，文明程度也比其他少数民族要高。其社会组织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种是保留其部落组织，仍有自己的酋长，但却受地方的管理，或派员监督；另一种是虽在名义上保留其部落组织，但同时直接听候地方官的调遣。氐、羌族的这两种社会组织，也就是常说的“远夷”与“近夷”之分。“近夷”也就是“编户”，他们与汉民一样交租、纳税、服役，听候地方官的直接派遣，其酋长所授官职与汉民族大致相同，而不再用“归义”等用词。因此“归义”一词仅用于“远夷”或非“编户”酋长。 仇池故国遗址出土的三枚封印都有“归义”一词，封印质地均为黄金铸成，这在全国出土文物中并不多见。三国魏时，未用“归义”一词的金印有：“关中侯印”，现藏河南省博物馆。“平东将军章”，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西晋时有“关中侯印”，现藏湖南省博物馆。十六国北燕，有“范阳公章”金印，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有“归义”一词的金质封印仅有：“晋归义氐王”印（重量比西和出土的同名金印少64.5g），现藏上海博物馆。“晋鲜卑归义侯”、“晋乌丸归义侯”两枚金印，现藏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上世纪40年代，甘肃省靖远县大芦乡农民宋廷魁在砂河挖河沙时发现一金印，驼钮，金质。阳文篆书，上刻“晋归义羌王”，现藏陕西省博物馆。其它的诸如“晋率善氐邑长”、“晋鲜卑率善中郎将”、“晋率善羌邑长”等均为铜印，极个别有银质印。除此之外，就只有“仇池故国遗址”出土的魏、晋时期的金质封印。从这些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唯有使用“归义”、并分封为“侯”或“王”的封印才是金质。尤其自仇池政权所辖区域出土的封印比其它封印的规格要大一些，可见生活在仇池地区的氐、羌民族及存在政权在当时统治阶级眼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归义”一词最早见于《史记》。《滑稽列传》有“远方当来归义”一说，亦见于汉印：“汉匈奴归义亲汉长”、“汉归义羌伯长”、“汉归义胡师长”等，这些做法同样是体现统治阶级对各少数民族所施行的安抚怀柔政策，并以此建立巩固政权的长效机制。 查阅杨氏氐族政权300多年的兴衰历史，“魏归义氐候”印应是曹魏政权赐予陇南一带氐族酋长的。《宋书·卷九十八·氐胡传》曰：“略阳清水氐杨氏，秦汉以来，世居陇右为豪族。汉献帝建安中，有杨腾者，为部落大帅，腾子驹，勇健多计略，始徙居仇池。仇池地方百顷，因以百顷为号。……驹后有名千万者，魏拜为百顷氐王。”此时期的杨氏部落是一支强大的政治部族，统治阶级给予较丰厚的政治待遇是必然的。带有“归义”一词的汉、晋封印虽少，全国尚有七、八枚，但带有“归义”一词的魏印却很少见到。仅此可以初步判定“魏归义氐候”印的赐予时间约在建安中公元208年至210年间。“晋归义氐王”、“晋归义羌候”印应当是武帝到晋惠帝之数十年间赐予陇南一带的羌、氐族酋长的，甘肃省博物馆资深专家认为：一、武帝时才正式改魏为晋，代替了曹氏政权，既然印面铭文为“晋归义”，但断代当在武帝时或稍后；二、惠帝元康六年，齐万年民众反抗晋王朝，发生战乱，杨茂搜率四千家还保仇池，得到了氐、羌、汉各族的拥护。齐万年举行的大起义波及陕、甘、川部分地区，起义失败。为了“驯服”各族人民，不致再“聚众叛乱”，即连西和、礼县以及陕、甘、川边境之羌、氐居民也由原来的“远夷”而变为“近夷”了，此后陇南各族酋长不再用“归义”一词；三、晋孝怀帝司马炽以后，晋下权逐渐衰落，其实际控制的地区也越来越小，不论“远夷”或是“近夷”，皆逐渐脱离中央控制。中央集团也由于统治集团内部争名夺利，相互倾轧，国力衰微，无力顾及，而一般酋长也不愿意或没必要再接受晋的封号。所以后两枚晋的封印应当是惠帝以前所赐给的。 通过三枚封印研究探索仇池故国历史，可以说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历史意义在于：一是更深入地了解了曾影响中华大地近400年氐族杨氏政权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光辉历史。二是杨氏政权与其它政权在频繁的交往和战争中，虽然遭受了战乱的严重破坏，但更重要的是促进了氐、羌和汉民族的大融合，加快了经济发展的进程，而且实现了西和乃至其它大片地区社会的封建化，在陇南历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地位。三是氐、羌民族和北方其它民族一样，最早都是以游牧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后经历先秦很长时间的迁徙和分化，和华夏民族逐渐融合。从先秦到曹魏，氐、羌等少数民族政权一直与中原统治阶级处于相互攻伐的军事状态，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氐、羌少数民族逐渐发展壮大，它成为中央政权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氐、羌民族和汉民族的大融合以及长时期进行的军事斗争，在甘肃、陕西、四川边境，留下了很多氐、羌民族遗址和民族遗风，诸如：秦西垂陵墓遗址、仇池故国遗址、西和礼县的乞巧、说春、婚丧嫁娶习俗、文县铁楼乡白马藏族风情（自称是古白马氐人的后裔）、宕昌遗存的板屋和羌楼、陕南民间舞蹈中的氐羌文化印记、被誉为“中国活化石”的四川茂县汶川古羌碉堡和风情浓郁的羌寨等等，所有这些都为我们研究氐、羌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提供了博大的探索空间，也为开发旅游资源和旅游产业提供了独特丰厚的历史文化依据。 现实意义在于：一是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成为提高地方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力的又一重要手段。对仇池故国历史的研究及三枚“封印”的进一步探究，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都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二是“封印”承载着西和人民开发开放发展的重任，担当起“文化使者”的重任。县委、政府为了进一步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于2006年8月在城效晚霞湖举办“西和县首届仇池山歌文化艺术节”。艺术节筹办期间，讨论艺术节纪念品的制作，笔者提出仿制西和出土文物“晋归义羌侯”金印，理由是仿制成本低，其仿制品既有收藏价值又有欣赏价值，还能展示我县的历史文化。这个意见当即得到县委、政府主要领导的肯定，并将制作任务交给笔者负责完成。当仿制品赠予参加艺术节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时，引起了大家对仇池故国、仇池封印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之后，仿制金印成为馈赠重要贵宾的纪念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三枚金印及长道镇宁家庄遗址出土的彩陶“权杖头”远渡重洋，先后到亚洲、欧洲、北美洲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中国文物展览，受到众多历史学家和文物爱好者的青睐。同时，参加展出的文物收藏单位还收到些许展出费，我县博物馆参加展出的“权杖头”也收到了微薄的收益，虽然金额不多，但毕竟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开始取得收获的开端。 时代发展到今天，文化发挥的作用及影响力越来越强大。重视、研究、保护、开发、传承地方文化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有申报乞巧节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成功先例，仇池故国遗址、仇池国历史、仇池氐羌民族演化等课题，也将愈来愈引起学者及专家的重视。笔者谨以多年博物馆工作经历及对仇池金印的粗浅认识，总结了以上文字，愿此文仅起抛砖引玉之用，真正引起对仇池历史有精深研究的专家关注，并期待大家勘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