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闻碧海掣鲸鱼 神力苍茫运太虚
——论颜真卿朴素书风的形成
李炳筑
摘要
颜真卿是中国古代伟大的书法家之一，他所创造的颜体书风，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深远，与“二王”书风分庭抗礼，形成双峰并峙之势。之所以能成为高峰，在于他创造性地完成了一种新的审美体系，同时这种体系改变着时人的审美习惯。这种新的审美得力于颜真卿过人的学识和在书法上独特的创造：变清丽为质朴，变雄秀美为雄壮美，体现了盛唐的正大气象，形成了自己朴素的书法面目。他开一代新风，影响百世意义深远。晋唐以来，“二王”的清丽书风和颜真卿朴素书风逐渐占据主流，形成了两种独立的、相互抗衡的书学体系。单就后世影响来看，二者各具千秋，但是五代杨凝式，宋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书家都对颜体大力推崇；明代以后，随着大幅作品的出现和流行，以颜真卿朴素审美为特征的书风逐步占据了书坛主流，而且其借鉴范围越来越广；即使是兴碑的清代，颜书仍然大放光彩，最有成就的要数何绍基、赵之谦；进入二十一世纪，书法审美呈现多元化趋向，书家的探索不再局限于某本碑帖，而是侧重于对书法本体的探索与研究，对颜体而言，探索其朴素书风的形成，就显得十分必要。
关键词：颜真卿 朴素 审美
一、深厚渊博的经学基础及以篆籀为宗的家传影响
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汉代以来特指研究儒家经典，是一种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义理的学问。唐代则基于取士的需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推行经学，使五经正义与汉学融合并发展，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从而使它由西汉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发展为九经（《诗》、《书》、《易》、《仪礼》、《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唐代科举、学校重视书法，国子监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书法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学生在学经书之外，也要学习《说文》等字书及书法，“学书，日纸一副” ①。吏部铨选，工书也是重要条件。六品以下文官选用有四个标准：“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②，在选贤举能方面，“楷法遒美”成为士人入仕的主要条件。
颜真卿出生在一个经学世族大家庭，其五世祖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特别强调“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此事遍于经史，吾亦不能郑重，聊举近世切要，以启寤汝耳。士大夫之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及至冠婚，体性梢定，因此天机，倍须训诱。有志向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③。”颜真卿母亲殷氏家族也是当时的名门望族，经学人才辈出，其舅父殷践猷博览群言，学问过人。受颜氏和殷氏家学的影响，颜真卿经过多年的刻苦学习，很快进入仕途，“真卿少勤学业，尤工书，有词藻，开元中举进士，登甲科。事亲以孝闻。命为监察御史④”。
颜氏家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承。在书法上也是名门望族，其五世祖颜之推为一代鸿儒，博学善文，尤精训诂，《北齐书》云“善于文字，监校缮写，处事勤敏”；颜真卿曾祖父颜勤礼“工篆、籀，尤精估训，历校书郎、弘文馆学士，著作郎”；颜真卿伯父颜元孙精书法，“元孙工文、 善书法。官居滁、沂、濠三州刺史”，撰《干禄字书》一本，列举约一千六百个常用字的正体、通体、俗体三种写法，以正字体，该书是唐代文字学名著⑤；其父颜惟贞，工书法，为长安县尉；真卿同辈中亦多人善书，“曜卿，工诗善草隶，十六以词学直崇文馆，淄川司马。旭卿，善草书，胤山令。茂曾，讷言敏行，颇工篆籀，犍为司马。阙疑，仁孝，善《诗》、《春秋》，杭州参军。允南，工诗，人皆讽诵之，善草隶，书判频入等第，历左补阙、殿中侍御史，三为郎官、国子司业、金乡男。⑥”。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家大族，政治地位、门第次序、郡望都很高，对书法的尊崇也保持着和氏族地位相匹配的篆籀体习惯，到了唐代，士族地位虽然逐渐下降，但社会上仍然注重德望。这种显赫的家族威望，成为后代引以为傲和争相传承的动力 。颜真卿自己就认为“真卿自南朝来上祖多以草、隶、篆、籀为当代所称。”
颜真卿兄妹十人，排行第九，三岁丧父，生活清平，后来不得不在舅父家寄居，在母亲和舅父殷践猷抚养教育下成长。殷氏家族书法亦人才辈出，“殷闻礼、令名、仲容累世善书画”，其中殷仲容名望最高，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记载“书汴州安业寺额、京师褒义，开业、资圣寺、东京太仆寺、灵州神马观额，皆精妙旷古。”受颜氏和殷氏家族书法家学的影响，颜真卿耳濡目染，从小便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基础，这在以后的革新和其朴素书风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颜真卿《多宝塔》碑
颜真卿《颜真卿勤礼》碑
二、以朴素美代替清丽美的时代审美新风
魏晋时代其实是一个战乱平凡的时代，文人雅士在纷争中体悟朝代的更替和人性的虚伪，他们在老庄哲学的基础大力弘扬玄学，追求逍遥自在，寄情山水，复归自然，寻求一种清淡的消极的具有玄学风度的社会活动。往往多回避现实，评论辩弄玄理，品藻人物，多不与世俗相纠缠。而王羲之则更多地向往自由放达的隐逸生活，在有着“东床坦腹”的美谈中，体现了荡涤俗尘，任诞放达与自然的玄学精神。追求自然清丽，成就了他不二的魏晋风度。“清”有别与浊，意为高洁，“丽”原指雄鹿的角，喻鹿角非常好看。清代陈昌治刻本《说文解字》注：“丽，旅行也。鹿之性，见食急则必旅行”，表达一种动态的秀雅之美。“清丽”，在书法上多为一种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至唐初，唐太宗李世民不惜贬低钟繇、王献之，独尊王羲之，他说“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风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手摹心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他的推崇之下，王羲之书法被广泛搜寻、整理、临摹。唐代怀仁集王羲之字摹刻成《圣教序》，成为后世学习王羲之书法的经典资料。唐初书法家在取法王羲之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他们或结合隋代的碑版书风，或直接取法魏晋风度的轻盈逸韵，形成了既有碑版朴素线质，又有飘逸俊秀结体的清丽书风。
朴素，谓质朴。《庄子·天道》语：“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老子>成玄英疏》：“夫淳朴素质，无为虚静者，实万物之根本也。”唐代理论家窦臮《述书赋》中大力倡导书法一是任“自然”，二是重“忘情”，并非不要真感情，而是要忘记世俗喜怒哀乐的情欲羁绊，这样才能“任朴不失”、“真率天然”。此“忘情”与“自然”是相联系而提出的，要忘情才能通自然，通向自然必须忘情。其又在《述书赋语例字格》说：“天然：鸳鸿出水，更好仪容。忘情：鹏鹗向风，自成骞翥。质朴：天仙玉女，粉黛何施。”
安史之乱后，大唐逐渐走向衰微。唐朝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朝廷内部矛盾和日益升级的中央政府和吐蕃等地方民族政权之间的矛盾。因此，唐朝的文化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从文人的心态方面来说，安史之乱前后也有较大的不同。盛唐以前，国势上升，士人们乐观向上，自信开朗，心态是进取开放型的，气度比较开弘，尤其是对外来文化，来者不拒，为我所用，没有排外的心理；而安史之乱，将民族矛盾及其斗争变为主要社会任务，对异族有一种防范心理，人们的心态已从开放心态，逐渐内敛，有向内转的趋势，从外向型人格转为内向型人格，由乐观安逸转为沉郁忧患意识。而以颜真卿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以儒家的大一统与君国至上的意识，直面人生，关心社稷民生，忧国忧民，从现实出发把与人伦日用的价值观付诸于实践，倡导新的伦理道德标准，应用纲纪的规范来束缚日益混乱的社会现状。树立起积极的入世而不出世的道德楷模，并且将其推及于人。这种思想的转换无形中影响着书法的改变，颜真卿以篆、籀家学融合朴拙粗放的南北刻石，结合民间写经书风，“礼失而求诸野”，创造出一种朴素正大雄强的新书体。因此，从很大意义上看，这种由此形成朴素的书风可以说是有唐一代特有的朴素，是唐代社会由华丽转向质朴的结果，是书家取法汉魏遗风的再次创造，是南北朝以来碑版与帖学融合的最早范本。
三、屋漏痕、折金钗平民化的书学理论和中正朴素的审美
古代的书法学习，大多来自老师的口传心授，是一种师承相传的“秘笈”，这种“秘笈”就是关于书法的理论。早在唐初，书法理论大多在表述上词藻华丽，生涩难懂，须顿悟才能理解书法奥妙，这种屹立在高层的士人圈子文化，一时很难在民间普及。中唐以来，书论发展逐渐民间化、物象化，清晰自然的物象形态和通俗易懂的表述方式，对书论更广阔空间的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而对后世的书学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颜真卿37岁时，通过好友贺知章引荐，师法草书名家张旭，在洛阳学习一个多月，临走时颜真卿向张旭提及书法秘诀，张旭提“平、直、均、密、锋、力、轻、决、补、损、巧、称”十二意，颜真卿一一对答，张旭认为所言近之，告知其如“锥画沙，印印泥”的用笔诀窍。这个秘笈是张旭的舅父陆彦远得之于褚遂良。张旭说起初自己并不能领悟，后来看到江边沙地平净，顿生喜意，猛然欲书，方悟锥画沙之意，其实就是锋藏划中，内敛而力透纸背。后来怀素向颜真卿请教笔法，唐代陆羽《释怀素与颜真卿论草书》载怀素称：“吾观夏云多奇峰，辄常效之，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又如壁坼之路，一一自然。”颜真卿谓：“何如屋漏痕？”怀素起而握公手曰：“得之矣！”又，南宋姜夔《续书谱》称：“屋漏痕者，欲其无起止之迹”。颜书正锋运笔，方圆兼得甚为古拙，讲究起笔“藏头”，中锋行笔，雄健有力，收笔“护尾”。颜真卿主张“用笔如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沉着”以及“折钗股”、“屋漏痕”等，强调的就是“中锋”和“圆劲有力”。如“折钗”，金钗折如弓，就比其挺直见力度。
在用笔方法上，颜真卿将中锋与藏锋露锋结合，起笔方与圆并用；藏锋逆向入笔，收笔时多停笔收锋，整个笔画具有很强的节奏感。由于其扬弃隶书笔法，多参杂篆籀笔势笔意，用笔以圆笔为主，变前人内擫笔势为外拓笔势。转折时多用篆意，略提笔，藏胫骨于画内。横画略轻，略带弧形，取斜势。笔画轻者圆劲，重者饱满，变化多姿，轻重结合而筋力内含。笔画之间，若断若连，呼应成趣。在结体上，晋人、唐初各家左紧右舒、右肩稍耸，呈欹侧之势，以求意趣妍媚。颜体吸收篆书的特点，改变了欹侧的结构，左右对称，平稳端正，质朴厚重。结构非常宽绰，外密而中疏，舒展阔大，活力充溢、质朴而气势开张。碑版大字尤其雄伟刚健，挥洒自如，大气磅礴。宋苏轼对颜真卿书法大家褒奖: “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清代大书法家王文治有诗云：“曾闻碧海掣鲸鱼，神力苍茫运太虚。间气古今三鼎足，杜诗韩笔和颜书”。
四、刚正立朝和以法为范的朴素追求
颜真卿登进士第，曾四次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刑部尚书等职，监察御史是负责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等事务的一个官职，虽然官阶不高，但可以直接向皇帝弹劾违法乱纪和不称职的官员。著名的《争座位》帖，就详细介绍了颜真卿56岁时，写给仆射郭英乂的一封书稿。本着对朝廷纪纲的维护、对功臣正义的一种袒护、对奸佞骄横的厉声指责。全篇据理充分、词藻严厉、文风犀厉，洋洋洒洒，如黄河之水一泻到海，无可阻挡，遂使历代书家无不为之服膺倾倒。刑部尚书，实际上是集公、检、法一身的官职。长时间的司法任职练就了颜真卿秉公执法、以法为范的忠义形象。中唐以后，在那个饱受内忧外患的时代，颜真卿更注重书法法度的建立，来警示世人更加遵守礼制，规范条令来成就另一个盛世的到来，这种家国情怀和性格同时也塑造着他的书法，后人论其书法，有多谓忠义之气。
唐代大兴尚法之风，是书法逐步从自律性历程进入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具体表现在:一是帝王对书法的重视，国家的大力提倡，设立书法官员，设立书学，以书取士，要求“楷法遒美”。二是唐代碑刻盛行，掀起了了历史上第三次碑刻高峰。三是书法名流大力对法度的倡导，如李世民论书《笔法诀》：“为点必收,贵紧而重；为画必勒,贵涩而迟；为撇必掠,贵险而劲；为竖必努,贵战而雄；为戈必润,贵迟疑而右顾；为环必郁,贵蹙锋而总转；为波必磔,贵三折而遣毫。” 欧阳询《笔决》：“点如高峰之坠石；竖弯钩似长空之初月；横若千里之阵云；竖如万岁之枯藤；斜钩劲松倒折；落挂石崖；横折钩如万钧之弩发；撇利剑截断犀象之角牙；捺一波常三过笔。”四是以格律诗为代表的新体诗对书法的影响，初唐文人喜欢古风式的抒情手法，安史之乱后，发展为严格程式的格律方法。尚法，成为一个时代的烙印，颜真卿可谓尚法的集大成者，源于时代以书为美的新风，渊博的家学熏陶，个人独到的领悟能力，正直忠义的个性和以法为范的追求。他的书法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息肃然，这种风格也体现了唐代繁盛和文化的自信，并与他高尚的人格相吻合，是其书法美与人格美的完美结合。
结束语
颜真卿是一个伟大的书法家，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研究颜真卿朴素书风的形成，对探究颜体的形成将多一个新的角度。王羲之变朴素为清丽，成就“二王”书风，颜真卿变清丽为朴素，成就了颜真卿书风。可以说，这是书法史的一个轮回，这种轮回建立在对书法传统的高度认知。颜真卿的成功得力于颜氏家族文化积淀、书法传承，时代造化、名师点拨、多年刚正立朝和以法为范的朴素追求。当下的书法创作，就是不断的继承古人的各种法则，探讨其艺术形成的历程，掌握各种流派的共性和个性，然后融入我们对当下社会的感知思考，创造出属于当下“我的”作品，颜真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参考文献
①《颜勤礼碑》颜真卿文集
②《新唐书·选举志下》
③《颜氏家训勉学篇》
④《旧唐书，颜真卿传》
⑤《严杰颜真卿评传》
⑥颜真卿文集《颜勤礼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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