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庄严寺，
来了个少年，名叫谭嗣同
谭嗣同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谓大名鼎鼎。他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拒绝逃亡，慷慨面对屠刀，要用鲜血，唤醒民众。百余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在谭嗣同精神感召下，发愤图强，改革创新，为中华民族振兴而奋斗。 追寻志士的步伐。人们也许想不到，“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不仅和甘肃有着不同寻常的缘分，他曾四次来到甘肃。他青少年时代，最为美好的时光就是在甘肃度过的，西北的风沙磨砺了他。 他在兰州庄严寺、陕甘总督府、王氏园林等处留下了足迹，他还冒着风雪，骑马驰骋河西走廊…… 谭嗣同之所以和甘肃兰州结缘，和他父亲谭继洵有直接关系。谭继洵（1823年—1901年）字子实，号敬甫，又号剑芙，湖南浏阳县（今浏阳市）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咸丰十年进士。官至光禄大夫、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因其子谭嗣同参与戊戌变法受株连罢官，后卒于浏阳。 光绪三年（1877年）八月，谭继洵补授甘肃巩秦阶道，于次年秋，抵达秦州任上。左宗棠经略西北时，形成了一个以左宗棠为首，以刘锦棠“老湘军”为骨干的西北湘系集团。谭继洵能恪守廉洁、务实、爱民的作风，受左宗棠、谭钟麟的信任和重用，被左宗棠等人所推崇。左宗棠评价的：“胸中纯是爱民之忧也”。 1877年，谭继洵被任命为担任甘肃的巩秦阶道，六年后升任甘肃省按察使，隔了两年升任布政使，主管全省的财赋人事。直到光绪十五年，调湖北巡抚。到任湖北后，还曾先后两次兼代湖广总督，成为晚清重吏。 谭继洵从小生活艰难，而他又通过发愤读书取得了功名，改变了自身现状。故而对子女的读书非常重视，尽最大努力让他们接受最好的教育。故而，谭嗣同奔波在甘肃湖南之间。 谭嗣同第一次到甘肃时，正值战乱不久。谭嗣同陪伴父亲，在家人的护送下，从湖南浏阳出发，他们从浏阳乘船，经过长沙、武汉、襄阳、洛阳、西安到兰州。当时，兰州是西北的政治中心，陕甘总督衙门，甘肃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等机构都设在兰州，谭继洵上任前，必须到兰州报道，才能前去就职。所以谭也到了兰州，但是这年秋天就回天水了，第二年春天，他就返回湖南。 此时，陕甘等地正值兵荒之后，再加上光绪元年（1875年）三省大旱，可以说是赤地千里。不仅人民生活极其困苦，就连赴任官员谭继洵一行也差点死在路上。 当时，谭继洵正值酷暑，再加之流疾传播，谭继洵一行人，不是中暑，就是得了传染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感染上传染病就意味着难以治愈，先是谭继询邀请的两位幕宾死于非命，接着随从仆人也连接死亡，人数达到十多人。最后谭继询也在陕州（今河南省陕县）病倒了。只有谭嗣同和一位叫刘支田的幕宾没有染病。 这时，谭嗣同年仅12岁，如此重大之事对他而言无疑是一个考验。不知所措的少年把刘云田视做唯一的依靠，刘云田也极力奔走求援，不仅写信向亲朋好友求援，而且还打着火把奔走几十里地去买药。在人们的努力下，谭继询的病也逐渐好转。 谭继询到甘肃上任后，谭嗣同没有天水做过多的停留，也没有留下太多的记载。第二年就回浏阳，跟随涂大围、欧阳中鹄等人学习了。 清末，西北贫困的人民，落后的社会现状、严酷的自然环境给少年谭嗣同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才使他有了改变社会现状的想法，这或许就是他最初的变法图强思想的源头。 1878年前后，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旱时期。旱灾给人们带来了空前的灾难，饿殍遍野，疾病横生。就连谭继洵这样的四品官员都染病中途，更不要说普通的老百姓了。 如果谭嗣同的人生经历中少了西北的兰州，他的思想或许没有从容就义时的慷慨悲歌，也就缺少了“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自如。不过第二次到甘肃，谭嗣同也干了一件事情，率先示范种牛痘。可以说，他是甘肃种植牛痘第一人。 事情是这样的：谭继洵到秦州上任后，兴修水利，按抚人心。当时，天花流行，甘肃仍采用古老的人痘鼻苗种痘。这种方法，虽然能起到预防天花的作用，但是也有极大的风险，一些身体虚弱的人往往死于这种种痘方法。 为此，谭继洵在秦州成立了牛痘局，专门配备了专职医生，在春季谷雨后为儿童种痘，但秦州偏远，民风保守，人们对种牛痘一事比较排斥，不敢接受这种新鲜事物。所以尽管成立了牛痘局，却无人敢去种植。 在这种情况下十四岁的谭嗣同站了出来，率先种牛痘，以此来向人们证明种牛痘的好处，其实，谭嗣同早已在北京种过牛痘了。有了谭嗣同的现身说法，人们打消了顾虑，开始种牛痘了。《秦州志》对此曾有记载：“时地方尚不知有牛痘，公政避劝种，民不之信，以已子先之，有从之者，奖以彩帛，遣人日往看问，民感其诚，久之始兴。” 据记载，清咸丰十年(1860年)，兰州进士吴可读拟《创设牛痘局启》，倡导捐款，仿照北京牛痘局模式，在兰州创设牛痘局，为儿童接种牛痘。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兰州发生天花，是兰州见于史籍的较早记载。光绪七年(1881年)，护理陕甘总督杨昌浚在城隍庙设牛痘局，此举：“保全是邦孩赤无数”。 1882年，谭嗣同再次来到甘肃。这时他已经18岁了，和第一次来甘肃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从浏阳乘船到长沙，然后换船经湘江又到了湖北，再从汉水北上，中途换了几次船，才抵达紫荆关，再从紫荆关经陕西，到秦州、甘谷，他在天水待了一段时间。第二年谭继洵调升甘肃按察使，当时甘肃的各个首脑机关均在兰州，他也就和父亲一起到了兰州。 谭嗣同在兰州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也是他一生中最为精彩的片断之一。谭嗣同写下了大量的诗篇，记述了沿途的所见所闻。这成为人们研究他的甘肃行迹的重要依据。在甘肃的日子里，他先后写了《平凉崆峒》、《陇山道中》、《自平凉柳湖至泾川道中》、《六盘山转饷谣》、《瓦亭驿题壁诗》、《陇山》等，其中有一道《白草塬》的诗写了西北边塞的风光： “白草原头路，萧萧树两行；远天连雪黯，落目入沙黄；石立人形瘦，河流衣带长；不堪戎马后，把酒唱伊凉。” 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记述了他在兰州的一段行踪。在这封信中他说：有一年隆冬，天降大雪，他骑马前往河西，一路疾行，七昼夜时间奔驰一千六百里（按路程估算，谭嗣同所到达的地方，在今张掖酒泉一带），一路上许多地方都没有人烟（似乎是河西走廊的戈壁滩），他忍着饥渴，拿冰就干粮，赶路不停。等到达的时候，大腿上的肉都磨烂了。和他一样大的年轻人都非常惊骇，而谭嗣同却丝毫不觉得有任何特殊。 清末的甘肃是中国最为困苦的地方，很多外省人来甘肃总是叫苦不迭，对谭嗣同而言，这正是一个锻炼自己的地方。从小锻炼出的勇武，湖南水乡的细腻，甘肃大漠的雄浑，最终铸就了他敢为人先的性格，养成了变法图强的思想基础。
4.写诗《别兰州》，夕阳山色横危槛，夜雨河声上小楼 他给兰州也留下了不少的诗文。张掖路上，曾有个庄严寺，这是唐代名刹。这里是和布政使衙门只有一墙之隔（清代甘肃布政使衙门大体在今张掖路兰州军分区一带）。 庄严寺是谭嗣同经常前去游玩的地方。他在《庄严寺》一诗中这样写道：“访僧入孤寺，一径巷苔深。寒磬秋花落，承尘破传吟。潭光澄夕照。松翠下庭阴。不尽古时意，萧萧鸦满林”。 兰州的日子经谭嗣同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影响。甘肃布政使署院子里的鸽子和牡丹成为他少年时代最为好玩的的地方。他曾经记述道，甘肃布政使署内的鸽子非常有灵气，起着守护藩库的重要作用。甘肃的牡丹由来已久，在全国很有名气。在兰州以金天观、潜园、藩署后园等地方的牡丹最为兴盛。藩署后园以前是肃王的西花园，清初靖逆侯张勇请著名的戏剧家李渔进行过设计。改名为“鸣鹤园”，后改为“若己有园”。谭嗣同在这里留下了几副对联，其中有： 兰州南郊，有个王氏园林。谭嗣同曾经到这里游玩过，写下《兰州王氏园林》一诗。这个地方种有松树，引入渠水，架设两座木桥。谭嗣同游览后，写道：“幽居远城市，秋色满南郊。野水双桥合，斜阳一塔高。天教松自额，人以隐为豪。为睹无怀象，若吟深悔劳”。 1890年谭继洵调任湖北巡抚离开甘肃、而谭嗣同也在这之前离开甘肃，前往湖南浏阳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他写了《别兰州》一诗： “前度别皋兰，驱车今又还。两行出塞柳，一带赴山城；壮士事戎马，侯封入汉关。十年何独似，转徙愧兵间。” 谭嗣同四次到甘肃，第一次大约十二岁，还是个少年。等他最后一次离开甘肃，已经是青年了。他到甘肃除了照顾父亲，在父亲任所读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躲开家庭矛盾。 原来，谭嗣同从小受后母的虐待。这个观点是，梁启超说的。1899年1月，谭嗣同遇害五个月后，梁启超写了第一篇记述谭嗣同生平的传记。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说：“谭君，……，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 众所周知，同时，由于梁启超与谭嗣同之密切关系，再加之戊戌变法的缘故，梁启超的这个说法，受到了很多人研究者的重视，不少谭嗣同的传记中，都有他受后母虐待一事。 不过，对梁启超观点，也有人认为不靠谱。反驳者认为，《谭嗣同全集》中，谭嗣同本人并没有记述这些，没有任何地方说，受到后母的虐待。另外，谭嗣12岁时，生母去世，童年虐待似乎说不过去。再则，谭嗣同在母亲去世后，六年时间里，大部分时间跟随他父亲在甘肃，和他后母生活的时间不过一年多。故而有人认为，梁启超错解谭嗣同给他母亲写的一篇文章的本意。 另有反驳者认为，上述这些观点，恰恰证明了谭嗣同受后母的虐待。梁启超作为一代学者，和谭嗣同相交莫逆，弄错的可能性不大。谭嗣同长期在外，不愿意在老家待，恰恰说明了，家庭关系不好。 谭嗣同没有记述遭受虐待，是出自为尊者讳的缘故。应该是，交谈中和梁启超提及遭后母虐待，而没有形成文字。同时，遭受后母虐待，不能单纯理解为打打骂骂，克扣衣食。在谭继洵这样的家里，不大可能出现，克扣衣食，不让上学等情形。冷嘲热讽、心理压迫，指桑骂槐、故意刁难等等都可以认为是虐待。 这也就是谭嗣同，宁愿千里往返，也不愿意在家的缘故。似乎也是谭嗣同性格坚韧顽强的另一个原因。 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逮捕维新派。眼见大势已去，梁启超劝谭嗣同一起出走日本，日本使馆方面也表示可以为谭嗣同提供“保护”。谭嗣同坚辞不受，并傲然宣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和其他五位参加维新变法志士被杀于北京菜市口。 一代志士就此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这次变法的失败，使中国失去一次追赶世界大潮的机会。落后愚昧的现状，注定中国要承受更多的苦难。也注定要有一批志士用自己的鲜血来刺激这个早已麻木的国家，使他重新振作。 戊戌变法失败时，谭继洵受儿子的影响在家中休养。谭嗣同死后，谭继洵写了一幅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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