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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里来百花香
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
照到了我的破衣裳
朗里格朗里格朗
……
由著名演员赵丹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中的这首插曲，相信年龄长一些的人都知道，甚至还会哼哼，但是有多少人能说出这歌的词作者是谁？
高尔基的著名散文诗《海燕》曾被选进中学语文教材，相信中年以上的人都能背诵出一两句，但是又有多少人能说出它的首译者是谁？
近年拍摄的电影《风声》中，当红影星周迅因其中顾晓梦一角而又多了许多年轻“粉丝”，但这些“周粉”中有多少人知道顾晓梦的原型是谁？
是关露！
关露是谁？
——一个让人心惊、心痛和心寒的名字！
1982年12月5日，关露自杀身亡，她的妹妹胡绣枫抱着她的遗像痛苦而负疚地说：“我真不该把姐姐也认识李士群的事情告诉潘汉年呵！去‘76号’的本应该是我，是姐姐代替了我呵！”
后来胡绣枫还对《关露传》的作者柯兴具体说出了一个惊人的内幕：“76”头目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是胡绣枫复旦的同学，1933年，李士群被国民党逮捕期间，叶吉卿身怀六甲、走投无路，胡绣枫曾接待了她并帮了她不少忙，李士群为此而一直对胡绣枫心存感激；正是基于这层关系，中共地下党组织准备派胡绣枫去李士群身边卧底，通过“76号”获得日伪情报，并相机策反李士群。但此时恰恰胡绣枫工作繁忙一时难以脱身，于是她推荐了自己的姐姐关露，说她与李士群夫妇也相识，于是关露进入了“76号”——汪伪设在上海的被称为“魔窟”的特务机构。
关露一辈子的所有不幸都是因为她阴错阳差地进入了“76号”。
——看起来一切都似乎只是阴错阳差！
一
关露本来很有可能会成为第二个张爱玲。
据说一个人成为作家，除了文化知识和政治思想的原因外，往往具有敏感的心理和不平则鸣的性格，而这又常常与一个人的早年的生活经历甚至出身有关。关露的出身和早年生活经历与张爱玲很是大同小异。
关露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关露”是她发表文学作品时用的笔名。她原籍河北延庆。1907年7月出生于山西省右玉县一个没落官僚家庭。幼年时在母亲指导下启蒙，并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后通过自学，于1927年和1928年，先后考入上海法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学习。如果仅从这样的一份简历上看，关露的出身和早期人生的确很近似于张爱玲，因此一般人很容易凭主观想象，觉得她似乎也更应该成为张爱玲，但是，如果我们对关露人生历程梳理得略微细致一点，就会发现她的人生中还是有许多地方与张爱玲同中有异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关露人生中的一切又似乎都是注定了的，是一种必然。
在胡家这个没落官僚家庭里，关露是“后娘养的”，且在关露几个哥哥的眼里，他们的这个“后娘”是他们的爷爷赢得的。
原来关露的祖父与人赌博时赢了钱，但是那个同为没落官僚的徐姓输家给不起钱，愿意将自己的女儿徐绣枫给胡家少爷胡元陔做“填房”（正好不久前他死了妻子）以抵赌债，徐绣枫便这样嫁到了胡家——她便是关露和她妹妹胡绣枫（她原名胡寿华，徐绣枫死后为纪念母亲改名胡绣枫）的母亲。徐绣枫是以这样的方式进入胡家的，又是“后娘”，她在胡家的地位可想而知，而由她生下的关露姐妹，在胡家的地位更是可想而知。关露八岁那年，父亲胡元陔因病身亡，母女三人在胡家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但关露姐妹唯一幸运的一点是，徐绣枫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女性——这一点又与张爱玲的母亲黄逸凡相同，但是不同的是黄逸凡似乎对张爱玲不太负责任，而徐绣枫却是一位很称职的母亲——徐绣枫不但从小教关露姐妹读书，给她们打下了很好的文化基础，而且还教育她们在自己以后的人生中要争取自立、自强，而读书是其唯的一途径。然而万般不幸的是，关露十五岁那年，母亲竟然也因病过早地去世了，同父异母的哥哥们将父亲的遗产全部据为己有，还将关露姐妹赶出了胡家，她们一下子成了实际的孤儿。好在她们的二姨收留了她们——这又与张爱玲相似，张爱玲实际上长期与其姑姑张茂渊相依为命。
但是关露的二姨不像张爱玲的姑姑单身一人，她有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她背后还有一个大家庭，她终究不能代替关露姐妹的母亲，与她们相依为命，并给她们保护和教育，她只能救她们“一时”，并不想也不能救她们“一世”，或许她收留她们时就曾想：好在她们是女的，长得模样又都不错，很快就能各自找个人家嫁掉了，不会拖累自己太久。在熟人的介绍下，二姨很快就给关露物色了一位做银行经理的如意郎君，准备将关露嫁掉。说实话，二姨的想法和做法按常理都没什么大错，再说她为关露挑选的这个男人，看起来也不错，关露嫁过去一般来说至少会衣食无忧，做长辈的能为晚辈寻得这么一门亲事，无论如何也是好心好意；但问题是关露自小受母亲教育，而母亲是一个与二姨完全不同的女性，她的思想已牢牢地植根在关露的脑海中了；再说，关露也从自己母亲身上事实上看到了一个女人自立、自强的重要性——之所以在胡家这样的家庭里，关露姐妹还能读书，完全是因为母亲徐绣枫，即使是在父亲去世后，母亲似乎也有足够的能力拉扯她们俩姐妹，因为徐绣枫当时已谋得了一份在北洋政府教育大臣张百熙家做家庭教师的工作——这份工作本身足可以说明关露母亲徐绣枫的文化水平和行为能力是非同一般的。因此，在关露姐妹眼中，自己只要与母亲一样具有同样的文化和能力，是终将能自立、自强的，而要获得这一切，唯有读书。因此，当二姨与关露说出了她的想法并要她去相亲时，关露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二姨当然认为关露的这种拒绝只是因年幼无知而不知好歹，并不当一回事，而是更铁了心一定要将关露嫁掉。
此时我们回过头去再看张爱玲，发现她在这一点上比关露幸运许多，因为收留她的姑姑张茂渊，从来不曾像关露的二姨逼关露那样逼张爱玲嫁人——这或许是因为张茂渊自己本就是一个不肯委屈自己随便嫁人的新女性，她在生活上表现得非常自立、自强，她炒房子、炒股票、炒黄金，她做过会计、翻译和播音员等。在这方面，她似乎与关露的母亲徐绣枫倒很相像。因此这不由得让人想到，如果关露的母亲不英年早逝，关露姐妹能在她的保护和教育下长大，或许关露最终真说不定会成为又一个张爱玲。可惜收留关露的二姨与收留张爱玲的张茂渊很不同，她只相信女人“过得好一定要嫁得好”。
此时关露能走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如民国时许多所谓的“新女性”一样逃婚，然后继续学业。然而这便意味着关露姐妹与二姨的彻底的决裂，再次成为孤儿。此时的关露，似乎又站在了人生的一个节点上。就有这个节点上，关露遇到了一个人，可以说是这个人改变了关露姐妹俩的人生，也使后来成为了女作家的关露，终将是一个与张爱玲不同的女作家,尽管她很快便因为自己的文学创作而与潘柳黛、张爱玲、苏青一起被誉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
二
1982年5月，关露虽还没正式平反，但终于出狱了，还补发给了她10000元工资，这在当时算是一笔“巨款”了，拿到这笔钱后，她做了两件事，一是花2000元为自己的外甥女家买了一架钢琴，二是取出1000块赠予了一刘姓人家。
关露一生未嫁，没有子嗣，外甥女在她心目中如同亲女儿，所以她为她花这么一大笔钱，自在情理之中；那么这刘姓人家她为什么要赠予这么一大笔钱呢？不明就里的人可能会想到这是一户烈属，或者因为其主人新中国成立前也曾是一位地下工作者，而“文革”中被迫害至死了，她此举是表达慰问。其实并非如此，最主要的原因是这刘家的长辈，也就是“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这位刘家主人，当年在关露面临着失学人生陷入危机时曾无私地资助过她完成了学业。
——他就是刘道衡。
可以说，刘道衡是让关露姐妹一生的人生轨迹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人物，这样说当然并不仅仅因为他曾经资助过她们，更是因为他的影响，她们早早地了解了国民党的腐败和黑暗，并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原来刘道衡本是辛亥元老，也是国民党员，但是辛亥革命后，尤其是1927年以后，他看够了国民党内部的种种丑恶，终于觉得“国民党内无好人”，宣布退出了国民党，不再过问政治，在上海的交易所里开个户头，做起了证券生意，且收获颇丰。关露的遭遇让刘道衡心生同情，因为他自己早年也曾有过逃婚的经历。于是刘道衡全力资助关露，送她到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后改名为法学院）读书。关露进校时，教务长是沈钧儒，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中，有不少是职业革命家和爱国志士，其中如讲授社会学和劳动法的李剑华，很早就接受革命思想，在法科大学任教授时，在课堂上抨击黑暗社会，宣传新思想。关露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也第一次知道了“反对不合理的制度”“反抗私有制”等，她因此而感到自己是多么渺小，天地是多么博大，世界上还有这样灿烂、神圣、庄严的事业。李剑华后来成了关露的妹夫，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关露姐妹俩在他的影响下自己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此，关露虽然成为一名作家的基础和准备已经完成，但是她身上的色彩已发生了根本改变，她已不可能成为第二个张爱玲了，尽管她们作为作家有着许多的相同之处。如，她们成名都很早，尽管关露从来没有像张爱玲那样说过“出名在趁早”的话：张爱玲是在23岁发表《沉香屑》而成名的，巧的是关露也是在23岁发表了她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她的故乡》而为文坛所知名。因此在文学才华上关露似乎也不输张爱玲。然而她们更多的方面所表现的是不同，如题材的取向，张爱玲多才子佳人，而关露多底层民众；作品风格张爱玲婉约凄绝，关露明朗激越；人生态度张爱玲孤芳自赏，关露乐观温情；政治倾向上张爱玲明显偏右，关露则是明显左翼。
至此，人们或许又会想，如果关露不是1939年底走进“76号”，她完全又可以成为与丁玲齐名的左翼作家，因为至此关露已发表了包括长篇小说《仲夏夜之梦》和译作《邓肯自传》在内的大量文学作品，长篇小说《新旧时代》也基本完成，总之她文笔正健，文势正劲，文名正盛；况且她自己主观上又是那么想成为丁玲那样的左翼作家，并为此而努力着。
然而，只是因为走进了“76号”，关露最终也没有成为第二个丁玲，而且几乎就此从文坛上消失了
三
1939年11月，关露正在为自己的长篇小说《新旧时代》作最后的修改和润色。一天夜里，她接到了一份中共华南局最高领导人的密电——速去香港见廖承志！
关露立即赴港。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天，就有两位客人前来“拜访”了，其中一位就是廖承志，此时廖承志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另一位则自我介绍说自己叫潘汉年。一听潘汉年这名字，关露似乎油然而生出一种亲近感，因为潘汉年本来也是一位知名于上海滩的新文学作家，说起来是关露的前辈同行，她早就听说了他现在是共产党特科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本来极为严肃的绝密谈话，因为这样的关系其过程中倒多了几分轻松气氛。关露所要接受的任务由潘汉年向她具体布置，那竟是要关露返回上海，潜入“76号”，设法获得日伪情报并及时传递出来，同时设法策反李士群。
也许是这样的任务本身就太过艰巨了，也许是这样艰巨的任务让一个已经驰名的作家去完成太过残忍了，潘汉年在具体布置完任务后特地对关露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
当关露坚定地回答“我不辩护”后，潘汉年又意味深长地说：“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此时的关露已只想着如何去完成党交给自己的这个任务，她不会想到潘汉年此言的真正分量，更不会想到潘汉年此言终于有一天似乎真成了他们共同的人生谶语，使他们陷入巨大的灾难而自辩不能。
就这样，关露一时间内似乎从上海蒸发了，已基本完成的长篇小说《新旧时代》不但不见发表和出版，连所有报刊上不再有署名关露的文学作品发表，各种抗日集会和宣传活动中也不再有关露的身影出现，甚至原来她朋友圈内的文学沙龙等她也不再参加。当她再次在人们视野中出现时，人们首先惊奇地发现本来就青春靓丽的她，似乎变得更漂亮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组织上曾让她做了整容手术，将她稍稍有点低的鼻梁垫高了一些），然后很快发现她的身影越来越多地与“76号”的头目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一起出现在上海滩各大奢华的公开交际场所，或是购物，或是喝茶，或看戏，或是打牌；与此同时，她还以李士群秘书的身份陪他时常出现于各种会议和宴会上，此时的关露俨然成了“76号”的红人。而这不但让昔日“左联”的文朋诗友们震惊和愤怒，也让她的广大读者大大失望，甚至也让一般人感到不齿，他们震惊、愤怒、失望、不齿于一个曾写下“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的热血青年才女作家怎么就“沦为”了汉奸！
是的，关露在人们的眼中和心中就这样“沦为”了汉奸！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上海的敌特空前猖獗。而与此同时，文艺界进步团体的抗日热情也空前高涨，组织各种活动也显得有点“人手不够”，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左联”的负责人还是明确表示：今后不要再让关露参加任何活动了。这一表示等于从组织上实际将关露开除了“左联”，昔日的同事、朋友偶尔在街上遇到，都对她侧目而视，甚至会往地上吐唾沫，向她背影吐口水。有一次，“左联”主管诗歌工作的蒋锡金在路上碰到关露，关露上前与他招呼，但只聊了几句后蒋锡金就对关露说：“我没去过你的家，你的家在什么地址我全忘了！”而这时，尽管关露心中万般委曲，但是她牢记住潘汉年当初对她的叮嘱交代，也牢记自己对组织的承诺——不辩护。
有一次，关露走在大街上，远远地看见许广平带着海婴迎面走来，她多么想上前去与许广平打一个招呼，问一问许广平过得还好吗，也逗一逗又长高许多的小海婴。她正在犹豫时，许广平似乎也看到了她，并似乎有意绕她而行，见此她呆立在原地半天，然后只能含泪走开。她能怎么样呢？对于昔日师友的种种误会，她只能理解；对于自己因此所受的种种委曲，她只能忍受。她相信，只要自己能将组织交给的任务最后完成，到那一天，人们的所有误解都会自然消除的。她盼望着那一天。
从前，我们一般人无法了解关露在“76号”究竟做了哪些工作，对于党组织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但是近年来，随着许多有关档案的解密，我们知道了许多当时的细节，由此我们大致上可以对关露当年潜入“76号”后的工作有一个大致的断判。据史料载，1941年，关露与李士群曾进行了一次这样的对话：“我妹妹来信了，说她有个朋友想做生意，你愿意不愿意？”关露问李士群。李士群当然是个聪明人，他一听就明白了关露的话外之音，并表示愿意。很快，潘汉年根据关露的判断，在上海秘密约见了李士群。从此以后，日军的清乡、扫荡计划，总能提前送到新四军手中。仅凭这一点我们就不难判断，关露在“76号”的工作应该是卓有成效的；但是，也因为李士群在这期间曾狡猾地“拖住”潘汉年并在他无法向中央事先请示并得到批准后就去南京面见了汪精卫，让潘汉年许多年后都无法证明其中的原委，也让关露深陷其中，从而为他们最终的人生大难打下了伏笔。
至此，关露策反李士群的任务应该说基本完成了。据胡绣枫透露，在此期间关露曾给她写过一封信：“我想到‘爸爸、妈妈’身边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妈妈’同意吗。”
这里的“爸爸妈妈”就是指解放区、延安。胡绣枫说，接到关露来信后，自己立刻跟邓颖超汇报了此事。没多久，八路军办事处一个人就找到胡绣枫，随后胡绣枫回信给关露说：“‘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你还在上海。”关露只得继续留在“76号”魔窟，继续着她的“汉奸”生涯。
1942年5月，日本海军部控制下的《女声》杂志来了一位新编辑，她面容姣好、皮肤白皙、身材窈窕，穿着也十分时髦，她就是关露。因为此时她已在敌人心脏中磨炼了两年多，举手投足间除了机警和灵活外，更多了几分成熟和老练。
原来关露到《女报》来也是党交给她的另一个任务，这就是利用她的作家身份和能力，同时也利用她已在日伪中取得的地位，设法获得与日本共产党的联系，从而促使其在日本国内进一步发动反战斗争。
尽管在此之后的日子里，关露行使编辑的权力，力所能及地在《女声》刊登了很多暗含反战爱国色彩的文章，也培养和发掘了一大批进步的文学青年，但由于《女声》本身是日本人的刊物，所以她此时做得虽是文学工作，但仍被人们视之为“汉奸”行径；再加上1943年7月，《女声》杂志社派关露去出席8月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正是利用参加这次大会的机会，关露将潘汉年派人送给她一封信，设法转交了秋田教授，并通过秋田，使中日两国的共产党恢复了联系。但是这一切一般人是不知道了，也是不可能看到的，他们看到的是，包括关露在内的十多人的照片全部被登在日本报纸的显要位置——而这无疑是“汉奸文人”的一次集体亮相，光是这，关露的“汉奸”之名就已经很难洗刷了，再加上日本人又让她在大会上做了《中日妇女文化交流》的专题讲话，因此在人们的眼中，关露的“汉奸生涯”至此已达到了顶点。
当关露从日本回到上海时，上海的《时事新报》上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理所当然，关露作为“文化汉奸”其名字赫然在列于国民政府的锄奸名单中，随时将被“正法”，好在党组织接到了密报，于是立刻安排她来到了苏北新四军根据地。
丁玲当年从上海的国民党监狱中逃掉来到延安，享受了“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的待遇，随后丁玲去了前方，毛泽东亲填词作《临江仙》并用电报发给她，一时传为佳话。而关露来到解放区后会有这样的待遇吗？
四
1982年12月5日，星期日。天特别冷。天快黑时，关露的外甥女，也就是她妹妹胡绣枫的女儿李康将突然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是大姨的保姆小金打来的，说她的大姨关露不行了。
她放下电话立即打车赶到位于朝内203号关露住处时，天已经黑了。屋里只有关露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从上到下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两手叠放在胸前，像睡着了一样，脸色苍白而平静。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水，两个小药瓶，碗里还有两个煮鸡蛋。枕头边有一只布娃娃，旁边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英俊的男人，背面有一行刚劲的题字：“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应该是照片上这个男人写下的；下面还有一行更小一点的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是两句诗，字体清秀，应该是关露的笔迹。
1982年12月16日，文化部为关露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一个简短但还算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尽管因为是自杀而没有致悼词，但隆重的葬礼、喧哗的人群与关露生前孤寂还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是在那次葬礼上，细心人发现，有一位既不属于文化部机关也不是文艺界人士，神情极其沉郁的老人，一直默默地立在人群的后面，自始至终都未与任何人说一句话，他就是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炳南，再细看，他就是关露保存至死的那张照片中的那个男人。
王炳南默默地自始至终参加了关露的葬礼，最终向关露遗像深深地三鞠躬。
至此，他能做的似乎只能如此而已！
不久后，王炳南在悼念关露的座谈会上，他公开了一段往事：“那时每星期有一次班机到淮阴，我曾想搭乘飞机去看她。领导上临时决定不让我去，说因为她名声不好。”接着他又不无感慨地说，“让一个已经驰名的左翼作家去当‘文化汉奸’，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现在看来这样的安排是不妥当的！”
关露回到位于苏北淮阴的新四军驻地后，心情最迫切的事情，一是组织尽快帮她澄清她身份，洗刷掉“汉奸”的罪名；二是尽快地投入革命工作，投入她热爱的文学创作中去。另外，此时的关露已39岁，她当然很希望自己能尽快有一个人生的归属，能尽早与自己相爱多年的人王炳南团圆。
然而她哪里知道，一切并不如此简单。
先是她多次要求发表诗作而不能，最后《新华日报》社长范长江客气地要求她换一个署名，并解释说如果共产党报纸上出现关露的名字，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有人会以此为口实攻击共产党。许多朋友都这样劝她：“你为甚么不能让人们把关露这个名字忘掉呢？你应该考虑党报的荣誉，不要去考虑你个人的荣誉。”不明真相的群众误会可以理解，但还有什么比同志间的误会更让人伤心呵！更何况在她看来一切都已真相大白之后了呵！关露失声大哭。
此时她更加的盼望爱人的理解和安慰，但是她盼来的竟然是不久后王炳南寄来的一封绝交信。
原来，当时王炳南为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成员（周恩来为团长），按党组织原则他向周恩来夫妇汇报了与关露的恋情。周氏夫妇认为两人结合会对党不利而表示反对，当王炳南欲乘飞机去淮阴与关露相见时，邓颖超赶到机场将王炳南留了下来，并对他说：“恩来和我反复研究，认为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为了党的利益，王炳南向关露写了绝交信，并说明了原因。
然而为什么组织上就不能出面给关露澄清事实真相呢？因为当时国共处于关系极为微妙的时刻，中共怕公开与日伪间的秘密关系会引起公众的误解，所以暂时还不能为关露公开澄清事实。
只是可怜的关露，她不清楚自己到底错在哪里，她只能一次次地问自己，为什么忍辱负重的几年特工生涯换来的是如此结局？难道真如潘汉年当年跟她说过的那样，“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此时，关露偶尔走在解放区的大街上，有时人们依然会指着她痛骂她，朝她扔石头吐口水。这一切真是一种黑色幽默，不，简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而更让她讶异和不解的是，在随后的整风运动中，她每次都成为重点审查的对象，且大有越审越说不清、越审越失去自由和被剥夺工作权利的趋势。虽然其间因潘汉年为她出面内部为她写出材料为她作证，使得她一度恢复了工作和自由，但是，当1955年潘汉年自己也被打成叛徒和特务后，直至1976年，20多年中她先后两次入狱，达10年之久，真到1982年才正式平反。一代才女作家，后半生数十年间，发表的作品竟然除了几首“狱中诗”外，什么也没有了，她那支曾经生花的妙笔，几乎一直都在没完没了地写着检讨、审诉、汇报等各种材料！
五
关露的绝笔便是为潘汉年写的一份证明材料——《我在潘汉年领导下为新四军做了一点李士群的工作》。这份材料在她于1982年3月23日正式获得平反后就开始写了，这份材料与以往她写过的数不清的材料不同的一点是，它是她自己想写，甚至是她觉得不能不写的，因为此时自己虽已获平反，但是老上级潘汉年的冤案尚未获得正式平反，她要为此而作出自己的努力，因为他们两人实际上早已成了一根绳子上的两个蚂蚱。
1955年，潘汉年因“汉奸”“日本特务”等罪名被捕，关露自然而然作为这一“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也跟着被捕，两年后出狱后无任何结论被勒令退休。1967年，“文革”开始后，关露再次因“潘案”被捕，这一次在秦城监狱一关就是8年。的确关露的命运实际上早就同潘汉年命运纠缠在一起了。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根据中纪委的复查结果，正式作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中发[1982]37号文）。但是直到9月15日，关露才知道。那一天，阳光明媚。这样的天气似乎预示着将是一个好日子。果真，老朋友丁玲在那天突然来到关露那间只有11平方多一点的住处，给她带来这个好消息。
陪同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丁玲一同去的是她的秘书王增如，他事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他们走进门时，“她抬起一双眼睛惊恐地望着我们……仔细端详了好一阵，才哽咽地问道：‘丁玲！你是丁玲大姐吗？’”这就是这两位30年代上海滩上齐名的才女，“左联”时期的老朋友，多年后的首次见面。
丁玲告诉关露：“我来是要告诉你一件大喜事，汉年平反了！”
原来，潘汉年的冤案终于在陈云和廖承志的过问下终获平反，只是此时的潘汉年早已含冤死于劳改农场而无法听到这一消息了。
听了丁玲的话，关露的眼圈红了：“真的吗？我盼的就是这一天！我中风后几次想到死，可一想到汉年的冤狱还没平反，泼在他身上的脏水还没洗干净，我就想，我得活下去，我得替他等到那一天！”
作为曾经齐名的才女作家，丁玲的那次登门不但给关露带来了潘汉年平反的好消息，而且其表现也很“仗义”：她看到关露住处几乎无处立脚的事实后，表示要帮关露解决住房问题，而且说做就做，当天就去找作协秘书长，建议用关露香山的房子在城里换一套单元房，而且立刻返回关露住处把房子有望解决的好消息告诉了她。后来，有关部门确实也给关露安排了一套三居的单元房，但她拒绝了。对此，丁玲后来说了这样的话，“她的性格在重重压力下扭曲了，使她什么都怕。怕搬到作协宿舍后文化部不再管她，怕上医院看病时要不到汽车……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她身上。”
看来此时高高在上的丁玲，是一点也没有从关露不合常情的举动中读懂这位昔日的姐妹呵！
或许在关露想来，只要真能有“那一天”，一切也都无所谓了！
1982年12月4日，在老朋友陈慧芝的帮助下，关露终于将自己的回忆录《我在潘汉年领导下为新四军做了一点李士群的工作》一文写完了，心情似乎很不错。陈慧芝见此，问是不是把回忆录给念一遍，看看需不需要修改。关露说：“好，你念我听，把稿子定下来，再抄一份给梅益同志。他看完还要转给夏衍同志看看，再给上海市委寄去。”完了后关露几次给梅益打电话，梅曾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也是“左联”著名的翻译家，电话中关露说有事托他帮忙，而事情便是两天前梅益来看望她时已与他说过的，她在写回忆潘汉年的文章，还有关于李士群的一些材料，整理好后就给他送去，要他帮着看看是否有什么差错。第二天，梅益在收到关露转来的那份材料的同时，也得到了关露自杀的噩耗。
多年后，这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首译者说，得到这个噩耗，他头脑中浮现的是1936年他第一次见到关露的情景：清晨，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家中，关露身穿一袭曳地白色长裙，手拿书本，很优雅地坐在一张扶手椅里……而他这个才从北平来的文学青年，与她整个谈话过程中，一直都双手扶膝，连椅背都没敢靠。同时，他也对关露的自杀而有几分不解，她为什么在获得平反后竟然自杀了——既已得到平反，应该扬眉吐气地好好活几年，过几年好日子才是呵！
是的，这是个谜！谜底只有关露自己知道，任何人都可以去猜测，但任何说法也都只是猜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