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树军
今日清明，天气阴沉，雨点零星。
近日梦见老娘，相貌依然清瘦慈祥，言语喏喏，不知所云。春节之后，我心中有一种情绪在涌动，特别想写点什么，但迟迟不敢动笔。话还未说，泪已两行。
我娘出生在邻村的李家沟，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我姥爷在解放前是当地的一位私塾先生，因此三个子女都受过教育。我娘读完了高小，虽然终生务农，但到了晚年还能认识一些文字。
我娘嫁给我父亲，谁料想从第一个孩子起，连续生了五个女儿，这在过去重男轻女的家庭中是难以容忍的。更难堪的是，在差不多同一时期，我姨母生了三个儿子，我堂叔生了四个儿子。因此家庭矛盾频发，我娘受到婆母和丈夫的多重责难，甚至遭到多次家暴。不论是什么问题引发的冲突，其背后的原因都指向我娘没有生儿子。在我和弟弟成年之后，我娘曾多次提及此事，可见当年所受的屈辱有多么严重，以致几十年后愤懑之情仍难以平复。
我娘三十四岁生下了我，终于一展愁眉。这个晚来的小男孩，为家庭带来了极大的满足与希望，被视若至宝，受到了百般的疼爱与呵护。那时候，家中的大人要为生计操劳，我的姐姐们除了上学、干活之外，还负责轮流看护我，只要我有点儿磕磕碰碰，轻则被大人责骂，重则受到体罚，因此我的姐姐们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至今说起这段往事，我都觉着不好意思，欠了姐姐们天大的人情，也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母爱和同胞亲情。
我娘尽管对我十分疼爱，却不溺爱，也不护短。小孩子不懂事，有时候在家里不守规矩，或在外面打架、搞恶作剧，或对长辈失礼，或糟践了邻居的物件，做了诸如此类事情，必定会受到严厉的训斥，有时被强制去赔礼道歉，严重的还被打屁股。我和弟弟就是在这样的家风中长大成人的。
自我记事时起，家庭特别困难，因为孩子多，劳力少，挣分就少，年年是生产队里的欠款大户，春天断粮是常有的事。我娘操扯着办饭吃，几乎天天围着锅台蒸窝窝头和菜团子，趴在大鏊子上摊煎饼，而且每隔四五天就得摊一次，每次都得干大半天时间，烟熏火燎，灰头土脸，有时候坐久了站都站不起来。尽管如此，我们一家人都能穿上干净的衣服，吃上热乎的饭菜，还能时常接济与我年龄相仿的子侄们。
我父母重视子女教育。我和弟弟分别于1978年、1980年读高中，四姐、五姐读高中的时间还要早，像我们那样的家庭供养四个子女高中毕业，在村里还是不多见的。我在高中学校寄宿，每周步行八里路回家一次。我娘提前烙好煎饼卷，炒一罐头瓶的咸菜，打好包裹等我来取。临去学校前，我娘再做一碗热乎的饭菜，看着我吃饱喝足了，把我送出家门口，我在我娘殷切期盼的目光中一路远行。可以说，我们姐妹兄弟四人的高中毕业证书，是我娘在七八年的时间内用一摞又一摞的“煎饼卷”换来的。
我分配到潍坊工作，远离父母，生活上对二老照顾不周。我结婚生子之后，经常把儿子送回老家，二老有了孙子的陪伴，获得了许多快乐与慰藉。
二十二年前，父亲病逝。我娘六十多岁了，身体还算硬朗，她坚持独立生活。幸亏四姐离着老娘近，包吃包住，偶尔有点小病小灾也包医包治。四姐对老娘的孝心和赡养为我们做出了一个好榜样。我的其他四位姐姐和弟弟常来陪伴老娘，庶几可以暂且安心。
老娘晚年患上了痴呆症，或许是有一段独自生活经历的原因，特别害怕在密闭空间里独处。到了冬天，我把老娘接来过冬，因为夫妻两人都有各自的工作，必须按时上班，老娘就会惴惴不安，反复地问：“你走得那么早干什么？”或者一遍遍的嘱咐：“下了班早回家呀！”等到回了家，发现老娘坐在防盗门外发呆，老娘说：“我在这里透透气。”我们起初缺乏这方面的常识，并未在意，便信以为真。老娘的眼睛怕强光刺激，基本上不看电视，很是落寞孤寂，我们便尽量地抽时间陪她说说话，老娘说的多半是过去的往事和家长里短。老娘有时候从书架上找出一册书，用指头一个字一个字的指认，然后问：“这几个字是这么念吗？”“念对了，真了不起！”我们在她的面前挑起大拇指点一点，老娘便会绽放一脸的笑容。有时候故意逗老娘，“您要不要钱呀？”“要嘛。”“要钱干什么用？”“我回老家赶集买吃的。”我找出厚厚的一摞票面较新的小额纸币，掀开老娘的外衣装进内口袋里，再轻轻地拍几下，附在她耳旁大声说：“装好了，别丢了！”老娘嘿嘿着一概笑纳不拒。对老娘来说，早已分辨不出金额的多少，有钱也花不了啦；对我们来说，这已经不是钱了，只是逗老娘开心的道具。花白稀疏的头发，清瘦的脸庞，笑起来半露一口人工牙齿，两只小裹脚尖尖的，多么慈祥可爱的老太太呀！
老娘在世的最后时光是我弟弟两口子陪伴度过的，我见过老娘生前的最后一面也是在弟弟家中，我们母子额头对额头，轻轻蹭磨，亲面而别。
我娘生于1929年12月24日，去世于2013年2月22日（正月廿三日），享年85岁。
娘在家就在，尽孝莫等待。他日驾鹤西游去，天人阻隔徒伤怀。
谨以此文遥祭我的老娘！
2018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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