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初，经过连续4次惨败后，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又向赣南、闽西一带的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为了确保胜利，蒋介石不顾在东北、华北咄咄逼人的日寇，从全国各地抽调了上百万精锐部队，并在江西庐山开办军官教育团，分批对参战军官进行培训；同时，蒋氏还总结以往的教训，针对红军不善攻坚的特点，围绕着苏区边缘大量修筑碉堡，其中仅在江西境内的就多达2900座，加上湖南、广东、广西等省，总数达到14294座。
碉堡政策在欧洲战场早已落伍
由于蒋介石身边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总结使用这些碉堡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堡垒主义”一词，因此很多人将碉堡政策的提出归结到德国军事顾问团身上，并将顾问团团长、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冯·塞克特的名字与堡垒主义长期连在了一起。但实际上，塞克特到中国的时候，第五次围剿都已开始7个月，苏区周围早已建起上万座碉堡。
另外，碉堡、堡垒作为无法抵御强大炮火的防守工具，在火力强大的欧洲军队早已舍弃不用，即便在一战时期也普遍用“堑壕战”取代了“堡垒战”。那么这些初来乍到，擅长使用重炮的德国军官们怎么会想起过时的碉堡呢？毕竟他们并不知道红军的底细，不知道他们缺乏重武器，更缺乏足够的炮弹，来摧毁仓促修筑起来的最粗糙的碉堡。实际上，提出碉堡政策的并不是德国人，而是国民党军本身，而且是长期与红军对战的杂牌将领们。
第一次“围剿”的败将提出碉堡政策
在第一次对中央苏区“围剿”前，江西、湖南两省军阀曾对交界处的井冈山根据地连续发动三次“会剿”，无一例外以失败告终。1929年冬，主持“会剿”的江西省主席鲁涤平在南昌召开会议，商讨消灭红军的办法。会上，出身滇军的第12师师长金汉鼎提出，清朝末年云南的起义军曾利用碉堡抵抗清军镇压，后来清军也有样学样，最后剿灭了起义军。因此，建议下步进剿也采用修筑碉堡、层层推进的办法，一方面巩固原有阵地，一方面逐步压缩红军根据地，占据主动。
不过，由于对红军的普遍轻视，无论鲁涤平还是后来的蒋介石，都不愿意采用费时费力的碉堡政策。1930年10月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军部分将领清醒了过来，其中就有第18师52旅旅长戴岳，他所在的第18师在龙冈战斗中全军覆灭，师长张辉瓒也被砍了脑袋，戴岳好不容易才逃出生天，回来后痛定思痛，用两天时间整理出一份《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特别强调了修筑碉堡的重要。
碉堡政策在历次“围剿”中成熟
不久，这份材料被呈送给军政部长何应钦，他同时也是对中央苏区第二次“围剿”的总指挥，他看过材料后十分赏识，亲自写了序言，并印发各部队，要求“党政军各界同志，人手一册，细心研究，应时运用”。从此，各式各样的碉堡、堡垒、桥头堡、护路堡等，开始在国民党各路大军的战线上出现。
1933年6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集会议，讨论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时，许多部队已经有了使用碉堡的丰富经验，并在会上提出推行“堡垒政策”的建议，被蒋介石确定为重要作战原则，南昌行营第一厅还专设第六课，担任碉堡设计指导事宜，凭借碉堡封锁防守开始成为围剿红军的主要作战方式，并最终夺占了中央苏区，逼迫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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