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至隋唐时期黄河流域的西域胡人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黄河文明，在中华文明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地位非常重要。黄河文明在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不断地与周边地区文明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北朝至隋唐所处的中古时期是黄河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民族融合的加剧，大量胡人的进入，使得黄河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显现出胡化的现象。这里所说的胡人，主要是指西北地区诸民族，包括塔里木河流域于阗、龟兹、疏勒、鄯善等国，也包括中亚昭武九姓粟特人以及来自西亚的波斯人等。他们在北朝至隋唐时期大量进入黄河流域，其所带来的异域文明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产生了碰撞，丰富了黄河文明的内容，给黄河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西域胡人进入黄河流域早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之所以从北朝到隋唐时期，大量的西域胡人再次进入黄河流域，这与当时大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自从北魏统一黄河流域以来，中原地区结束了长期战乱的局面。尤其是自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北方经济得到恢复，国力日趋强盛，使得许多西北游牧部落归附。黄河流域的诸多城市，如长安、洛阳等都非常繁荣，是这一区域重要的经济中心。更由于北魏一直到隋唐，历朝皇室都与鲜卑等少数民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对于外来民族、外来文化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使得这一时期有大量的西域胡人进入黄河流域。

　　根据历史文献与石刻史料的记载，这一时期西域胡人大量地进入和分布在黄河流域诸多地区，一些地区甚至形成了区域文化聚落，而在以下几个地方最为集中：

　　河西地区，以凉州为中心。凉州是北朝至隋唐间西北地区的军事重镇和交通要道，也是胡人进入中原地区的必由之路。玄奘曾经指出：“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根据墓志资料，许多东迁的粟特人如安延、康留买、何摩诃等，其先世在北朝时期都曾居住在这里，可以说，这里是西域胡人东迁的中转站。隋唐时期，这里仍旧居住着大量的西域胡人。

　　关内陆区，其中西域胡人居住最为集中的是长安。长安自西汉以来就是西域胡人的重要聚居区，北朝时期就有大量的粟特胡人在长安周边聚族而居，如2000年在西安出土的北周《安伽墓志》，志主就是北周时期归附的粟特安姓。到了隋唐时期，长安成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域胡人的数量进一步增加，如于阗尉迟氏、疏勒裴氏、龟兹白氏以及昭武九姓康、安、史、何、曹、米、石等粟特人、波斯诸国胡人、吐火罗人等。与其他地区相比，长安的西域胡人存在的时间最长，贯穿北朝与隋唐始终。另外，这一地区周边还居住着不少西域胡人。如唐中期高僧神会，“俗姓石，本西域人也。祖父徙居，因家于岐，遂为凤翔人”（《宋高僧传·神会传》），《安令节墓志》称其先辈“历仕魏、周、隋，仕于京洛，故今为豳州宜禄人也”（《唐代墓志汇编》）；长安西北的原州也有胡人家族，根据近年来对两个史氏家族墓地的发掘得知，他们也是在北魏、北周时期迁居原州的。可见，长安周边的岐州、豳州、原州都有胡人的身影。

　　河洛地区，以洛阳为中心。洛阳自东汉以来一直是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中间虽历经战乱，但自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这里又恢复了昔日的繁华。《洛阳伽蓝记》卷三就记载了当时西域胡族来华的盛况：“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洛阳出土的正始二年（505年）《鄯月光墓志》就记载了北魏后期鄯善人鄯月光与其夫车师王子居住并葬于洛阳的史实（《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隋唐以降一直到唐中前期，洛阳作为陪都，经济地位更加重要，因之来此的胡人数量更多，石刻资料证明了这一点：疏勒国的裴沙，月支胡的支氏，昭武九姓中的康、安、史姓等粟特胡人，还有翟突娑、和守阳等，也是来自粟特地区的西域胡人，还有吐火罗国罗甑升、僧人宝隆，波斯国酋长阿罗憾与其子俱罗。另外，洛阳周边的新安、偃师等地也有粟特胡人的踪迹。

　　河东地区，以太原为中心。太原这一时期是北方的交通要道与军事重镇，在东魏、北齐时为“别都”，到了唐代，太原成为李唐的龙兴之地，称为“北都”，是黄河流域仅次于长安、洛阳的第三大都市，因此，这里也聚集了相当多的西域胡人。如近年来出土于太原的《虞弘墓志》，根据志文，虞弘是北齐时开始定居于太原的鱼国人。出土于洛阳的《翟突娑墓志》就指出其为“并州太原人”，可见其祖辈曾居住在太原。在太原出土的龙氏家族墓志，经荣新江考证是西域焉耆胡的后裔。另外，根据出土墓志，我们还知道安师、康武通、安孝臣等昭武九姓粟特人的祖辈也曾经居住在太原，所以学者们认为在太原地区存在着胡人聚落。

　　河北地区，邺城是这一地区的重要城市。邺城自曹魏以来也是北方的军事重镇，北朝时又是北齐的首都，这里胡人的数量也相当多。据出土的《康玄敬墓志》称“相州安阳人也。原夫吹律命氏，其先肇自康居毕万之后，因从孝文，遂居于邺”（《唐代墓志汇编》），则其先世在北魏时期迁居邺城。《康哲墓志》也称其先祖“夕因仕邺，今卜居焉”（《唐代墓志汇编》）。北齐时，这里许多西域胡人也得到皇帝的信用，如后主时佞臣和士开，“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史丑多、曹僧奴等胡人乐工，“咸能舞工歌，亦至仪同开府、封王”（《北齐书·恩幸传》）。除了邺城之外，这一地区的魏州、恒州、定州等地也都有胡人居住。

　　在进入黄河流域后，西域胡人担负着何种社会角色呢？通过各种史料分析，可知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在各政权中仕宦为官。这一时期，大量的西域胡人由于出使、朝贡、归附、入质等原因进入黄河流域各政权。如北魏时，归附的鄯善王鄯宠担任魏镇西将军，其子鄯视为平西将军，青、平、凉三州刺史（《鄯乾墓志》，《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康婆的先祖也在孝文帝时归附，其祖、父先后担任齐相府常侍、隋定州萨宝；疏勒王裴纠，“武德中来朝，拜鹰扬大将军，封天山郡公。留不去，遂籍京兆”（《新唐书·裴玢传》）。康庭兰曾祖康匿任唐游击将军守左卫翊府中郎将，祖康宁担任归德将军行右领军卫将军，父康烦陀云摩将军上柱国，康氏家族也是归唐后宿卫京师的胡人（《康庭兰墓志》）。另外，还有许多西域艺术家在宫廷担任乐工等工作。

　　西域胡人多数善于经商，如康国人，“善商贾，争分铢之利……利之所在，无所不到”（《旧唐书·康国传》）。而长安、洛阳都是重要的经济中心，因此这里集聚了大量进行贸易的胡人。向达指出长安商胡多在西市附近。在敦煌出土的《文明判集》所记载的案例中就有一个居住在长安的商胡石婆陀，“家兴贩，资财巨富，其有勋官骁骑尉，其园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侯王”。洛阳早在北魏时已经是“商胡贩客，日奔塞下”。隋炀帝时，命裴矩“引致诸胡，啖之以利”，并在洛阳设市，鼓励诸胡贸易。唐前期，洛阳也有大量商胡，洛阳商胡康婆，“既而世袭衣缨，生资丰渥，家僮数百，藏镪巨万，招延宾□，门多轩盖。锦衣珠服，入必珍羞；击钟鼎食，出便联骑”（《康婆墓志》）。在今天的龙门石窟，还留有《北市香行社社人造像题记》，它就是在北市从事香料贸易的胡人出资刊刻的。

　　除了仕宦与经商之外，还有一些西域胡人，抱定自己的宗教信仰，到中原来传教。他们“不吝乡邦，杖锡孤征，来臻中夏”。《宋高僧传》记载了许多这样的僧人，如西域僧满月，“务在翻传瑜伽法门”。僧人般若，来自宾国，“在京师，充义学沙门”。其他还有于阗僧戒法、提云般若，龟兹僧莲华精进，高昌僧玄觉等。除了佛教之外，还有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僧侣。可见，来到黄河流域的僧侣数量相当大。

　　 由此可见，在北朝至隋唐时期，在黄河流域的广大区域，尤其是地区政治、经济的中心，都有相当多的西域胡人，尽管他们进入黄河流域的原因不尽相同，但此后他们逐渐在此区域繁衍生息，其所承袭的西域文明也在黄河流域社会展示出独特的魅力。

　　 西域文明进入黄河流域，在丝绸之路开通以来就出现了。东汉时期，胡人的进入使得当时的洛阳掀起一阵胡风。北朝至隋唐时期，进入黄河流域的形形色色的胡人，不可避免地再次将西域的风俗传统、文化艺术、物质生活等带到了黄河流域。这一时期，以农耕文明为主的黄河文明与以游牧文明和商业文明为核心的西域文明发生了碰撞和交流。

　　关于这一时期西域胡人对西域文明的传播情况，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饮食方面。北朝至隋唐间，最有代表性的胡食是胡饼，还有等。此外，葡萄酒也非常流行。

　　音乐、歌舞方面。许多胡乐，如《康国乐》、《龟兹乐》等进入宫廷。胡舞也大行其道，唐代乐舞中，健舞中的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等皆来自西域。西域胡人带来的大量乐器也风行一时，如羯鼓、胡笳、胡琴、箜篌、琵琶等。

　　绘画方面。一些西域画家如曹仲达、尉迟跋质那及其子尉迟乙僧等，来到中原。其中北齐曹仲达，来自曹国，在描绘人物的服饰时，“其势稠叠，衣服紧窄”，给人以薄衣贴体的美感，颇具异域色彩，所以有“曹衣出水”之誉。来自于阗国的尉迟跋质那及其子尉迟乙僧，皆以善画菩萨、人物而著称，尉迟乙僧尤工花鸟，更精于凹凸法，极富立体感。

　　宗教方面。西域佛教僧侣的进入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的传播，如来自吐火罗、于阗、宾、康国等国的僧人就翻译了许多佛经。

　　另外，在服饰上，这一时期一度流行窄袖、细腰身的胡服。在体育上，源自波斯的波斯球在唐代也相当流行。

　　进入了黄河流域的西域胡人，尽管在最初阶段保持了本区域的民族传统，但也开始受到黄河文明的潜移默化，走上了一条逐渐趋同的道路。其自身的变化主要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丧葬习俗。传统西域胡人在丧葬形式上主要流行天葬、野葬、火葬等。但是，据考古发现，黄河流域的西域人墓葬无一例外都是采用土葬的方式，如宁夏固原史氏家族墓地，在洛阳发现的安菩墓以及近年在太原发现的虞弘墓，等等。不仅如此，这些来到中原的西域胡人都有自己的家族墓地，如龙门粟特康氏家族墓地，太原的焉耆龙氏家族墓地。即使卒于外地，也要归葬和祖先埋在一起，如康磨伽和康留买兄弟卒于长安，却都归葬于洛阳的家族墓地。讲求家族的团结和一体，这是典型的黄河流域宗法制社会的传统丧葬习俗。来华西域胡人的墓葬还遵从黄河流域普遍流行的夫妻合葬方式，如粟特人康智与其妻月支胡支氏合葬。另外，碑石和墓志是黄河流域社会丧葬中常用的葬具，这一时期来华的西域各国胡人墓葬中发现了许多墓志，这在西域的墓葬中也是没有的。从墓志来看，经常出现“礼也”等字句，表明胡人在丧葬礼俗上，强调自己遵循传统礼法，这种礼当然就是黄河流域的丧葬礼俗。

　　姓氏由于涵盖大量民俗、社会、心理等文化要素而成为反映区域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进入黄河流域的西域胡人在姓名上也越来越受到黄河文明的影响。向达先生指出，来华的胡人皆有汉姓，“然其模仿汉姓，则无可疑也”。在名字上这种痕迹也非常明显，胡人来华之初，名字多由本民族语言音译为汉字，带有本民族痕迹。如安怀夫人史氏祖父名盘陀，是粟特语Vandak（意为仆人）的音译。其他如安真健、安比失、安神俨、何摩诃、米萨宝等。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收藏有《史诺匹延墓志》，志主是史国人，也是胡名，这些名字都具有浓厚的西域色彩。但是长期居住在黄河流域之后，这些胡人的姓名也变化了，如安孝臣、史乔如、康敬本、安修仁、史孝章、康智等，其中仁、孝、敬、智都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传统中国社会常用的名字，说明他们已经与这一区域的汉族百姓没有区别了，这同样也是受到黄河文明的影响。为了取得社会的认同，他们还冒称自己的祖先来自黄河流域，如焉耆人龙润，其墓志就称其姓氏源出少昊（《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山西卷》）。粟特人安静的墓志则称是夏后氏的后裔（《安静墓志》）。他们的目的很明确，自认其根在黄河流域。

　　由于长期受到黄河文明儒家文化的濡染，“居于仁义之地，崇于礼让之风”，这些胡人对儒家文化的热情也日趋高涨。如康敬本，“司成硕学，就释十翼之微；弘文大儒，询明六义之奥”（《康敬本墓志》），俨然是精通儒学义理的学者；疏勒僧人慧琳，汉语言文化造诣精深，史称他“内持密藏，外究儒流，印度声明，支那诂训，靡不精奥”（《宋高僧传·慧琳传》）。他花费了25年时间，用汉文编纂出一部100卷的《一切经音义》，这部著作引用了大量汉文经典如《字林》、《字统》、《声类》、《切韵》、《玉篇》等对佛经音义的详尽注解，包含有许多语言文学方面的知识以及大量有关历史、地理、物产、风俗民情等方面的宝贵资料，非精通儒学者不能为之。自身学养的提高使许多胡人遵循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讲究仁义道德，温文尔雅，淡漠功名利禄。如《史诺匹延墓志》就描述志主品性是“志操温和，心怀柔波。仁风薄扇，四海推名”，一副儒雅君子的形象。史诺匹延无显赫的仕宦经历，墓志就称赞他“不觅上荣，恒居下位”。再如康元敬，其墓志上称他“生于□□之门，幼闻仁义之训。居心廉慎，口无择言。立性恭俭，交游以信。不贪荣禄，怡然自安”，也具有许多儒家观念所推崇的良好品德。三从四德、居家和睦也成为衡量胡人女性品行的标准，如曹谅妻安氏，“温恭□朗，妇顺外融，一醮齐于恭姜，四德谐于孟母”（《曹谅墓志》），史夫人“女仪无爽，一志贞心，妇礼有功，四德兼备”（《史夫人墓志》）。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说，进入黄河流域的胡人，其自身特有的区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经过一段时间的交融后，从精神层面上越来越受到黄河文化的涤荡，从文化特征来看，他们已经与黄河流域生活的汉族了无二致了。随之而来的，是胡人与汉人通婚的逐渐普遍。许多胡人娶汉族女子为妻，上面提到的焉耆龙氏家族就逐渐和汉族通婚，如龙义妻游氏、龙寿妻粟氏、龙睿妻张氏等。这样，大量胡人开始具有汉族血统。最终，黄河流域的西域胡人从精神上到肉体上都和黄河流域的汉民族融合在了一起。尽管这种融合由于区域政治、经济等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到唐、五代以后，这批进入黄河流域的西域胡人已经完全融入了黄河文明的洪流中去了。

　　在黄河流域的西域胡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文明碰撞的痕迹。

　　西域胡人的到来将西域的物质文明与文化艺术传播到了黄河流域，极大地丰富了黄河流域人民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如胡饼与葡萄酒等胡食丰富了黄河流域的饮食文化；音乐方面，中原王朝本来有其礼乐制度，但由于战乱原因导致其逐渐湮没，所以北魏政权“卒无洞晓声律者，乐部不能立，其事弥缺。然方乐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乐”（《魏书·乐志》）。到了隋朝，隋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隋书·音乐志》）。其中有五部来自西域，胡乐补充了汉族音乐的缺憾；绘画方面，曹仲达的曹衣出水和大小尉迟父子的凹凸画法，都成为了中国画史上的经典技法。这些都促进了黄河流域社会的进步，丰富了黄河流域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推动了黄河文明的发展。与此同时，来到黄河流域的胡人时时刻刻也感受到黄河文明的影响，尤其是黄河流域传统宗法制社会的心理认知、思想观念、伦理道德、行为方式等，使这些胡人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许多西域风俗习惯在他们身上逐渐淡化，原来西域民族的文化特征逐渐消失。他们开始接受新的观念与思想，开始和这一区域的汉族融合。

　　 由于西域文明的进入，黄河流域社会一度出现了胡化的风气。西域文明中的一些风俗习惯，如胡服、胡妆、胡戏、胡食成为一种新奇时尚在黄河流域风行一时。入唐的日本僧人圆仁就指出，“时行胡饼，俗家皆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诗人王建在《凉州词》也有“洛阳家家学胡乐”的说法。刘肃指出在贞观时长安已经是“胡着汉帽，汉着胡帽”（《大唐新语·从善》）。《旧唐书·舆服志》称开元之际，“士女皆竟衣胡服”。另外，许多妇女的装扮也模仿西域妇女如堆髻之类。这正体现了中古时期处于强盛时期的黄河文明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在其自身瑰丽灿烂的文化基础上，她以其豁达的胸襟海纳百川，接纳这些高鼻深目的异域胡人，对外来文明与文化也非常地宽宏与包容，并不因为其非我族类就嗤之以鼻，一味地排斥，而是对其有利于中原社会发展的内容如服装、饮食、歌舞、工艺技术等予以吸纳，使之为我所用，更促进自身文明的进步，而受到外来文明浸润的黄河文明也体现出一种异域风情。

　　黄河文明对外来文明是开放的，所以，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的社会风气中出现了胡化的现象。一些学者由此认为胡化对当时的汉文化造成了冲击。我们承认当时存在着胡化这一社会现象，但仔细地分析，黄河文明对外来文明的吸收是有选择、有限度的。在吸纳西域文明的过程中，黄河文明更偏重于对建筑、饮食、音乐、歌舞、美术的合理吸收，这种吸收注重外在层面的方法与形式的吸取。所以，胡化的现象在当时只是黄河文明表层上的浮光掠影，是一种短暂的流行，并不涉及黄河流域民族最本质的精神内核，不侵害其根深蒂固的传统伦理道德准则。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黄河文明在数千年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具备了强大的自我更新的适应能力，形成了稳定的发展机制，能在其发展过程中将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吸收消化，同时又将可能威胁本民族基本精神的风俗习惯淘汰掉。西域胡人流行的一些风俗习惯如泼胡乞寒之戏，在唐中宗时期曾盛行一时，但遭到了大臣的强烈反对，最有代表性的言论莫过于张说，指责这种行为“裸体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鲁礼，亵比齐优。恐非干羽柔远之义，樽俎折冲之道。愿择刍言，请罢此戏”（《唐会要·论乐》）。到了开元年间，此风俗就被唐政府禁止。其他的风俗习惯如面割耳等这些在汉族传统观念中怪诞而有悖伦理的出格行为，与乞寒之戏有着相同的命运，在黄河流域也曾流行过一段时间，但表面的那种新鲜感冷却之后，就在黄河流域销声匿迹了。所以说，尽管在黄河流域出现了胡化的现象，但黄河文明所创造的精神理念与道德观念为基础的社会风俗习惯始终是发展的主流，胡化之风只是黄河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段插曲。

　　我们还看到，黄河文明具有稳定性的特点，面对不同区域文明的挑战，尽管外在的形式可能会有所变化，但黄河文明农耕文明的特性、儒道文化的内核始终岿然不动。西域文明中的争强好胜的冒险精神，重商好利的商业文化都在黄河文明的理性精神面前败下阵来。最终，这些高鼻深目的胡人反倒成为知书达礼、温良儒雅的谦谦君子。正是由于这些特性，黄河文明在其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融合了包括西域胡人在内的大量异族。在吸收了其他文明的成果之后，黄河文明仍旧按照固有的轨迹向前发展。于是，西方哲人黑格尔才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只有黄河、长江流域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历史哲学·东方世界》，上海书店，1999年版）（题图：唐代郑仁泰墓出土的彩绘胡人牵驼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