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公所与法租界的两次流血冲突

 

　

　　所谓“四明”，乃宁波别称。历史上的宁波府治内，有会稽山兀然而立，其主峰之上，四穴昭然，形同窗户，透阳通明，故曰“四明”。

　　四明公所为宁波籍人士在沪建立的同乡会馆。清嘉庆二年(1797年)，旅沪宁波人以每人每日捐款一文的方式，积累下一笔资金，遂择址于上海县城北门以外，购得土地三十余亩，于次年“建厂寄柩”，“而以余地为义冢”。到嘉庆八年(1803年)，“建正殿五楹，廊庑必备，崇祀关帝，公所规模始具”。嘉庆十四年(1809年)，四明公所再收买附近土地，“建丙舍三十楹，又推广义冢，并从宁波风俗，建一土地祠，奉祀土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公所“更建后殿”，并且成功地将“地产编入官图，免去税课”，至此“公所体裁已全部具备”。(见《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租界开辟以后，此处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被整体圈入法租界，从此便动辄得咎。法国人反客为主，对这块长期享受特权、免交捐税的地皮忌恨不已，以为是对自身权利的侵害，千方百计据为己有。为维护本籍人士的利益，宁波会馆曾同法租界当局发生过多次冲突，交恶已久。

　　四明公所同法国人的第一次流血冲突发生在1874年。

　　按照1849年4月6日麟桂与敏体尼商定的界址，法租界应为“上海北门外：南至城河浜，北至洋泾浜，西至关帝庙诸家桥，东至广东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随着光阴的流逝，敏体尼的继任者爱棠对这点地皮越来越感到不满足。由于太平军东征，涌入法租界的人口日益增多，对地皮的需求日涨夜大，极大地刺激了地价。在一些投机商手里，每亩一千两银子买进的地皮，经几个转手，便可以两千五百两的价格再卖出。爱棠遂萌生了向上海地方当局提出所谓更正界线、实则扩张地艋的要求。

　　因为有所顾忌，这位法国领事故意把要求说得轻描淡写，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更正”，即：将法租界的东部界址扩展到“小东门的那条小河”，“与通往黄浦江的道路相平行”而已。

　　或许是因为没把这点地皮放在眼里，也或许是因为爱棠对镇压太平军出过力，1861年4月，上海道吴煦对爱棠的申请慨然允诺。

　　同年12月，法国人开始扩界，并借机对位于界内的四明公所提出收购要求，表示要在其间修筑三条马路。公董局的理由是，公所内停放的大量棺枢和大片坟冢，以及“臭名昭著的孩尸坑”，既有碍市容，也容易导致瘟疫流行；而事实上，近年来上海确曾爆发过霍乱、鼠疫等急性传染病，造成了一部分外侨死于非命，闹得租界内人心惶惶。比如。其中就有前法国驻沪领事敏体尼的小女儿白囡。白囡与雷米的侄子施密特在法国完婚后，于1862年4月回到上海，然而仅仅四个月后的8月29日，就被鼠疫夺去了生命。时任法国领事爱棠因为早在1848年就与敏体尼一家相伴左右，亲眼看着白囡一点点长大，因此不免格外伤怀：“我亲眼看着施密特夫人天真烂漫的童年在上海酷热的阳光下幸福地度过。她刚回来就从我们法租界、从全体侨民中被夺走了……”

　　同时被鼠疫夺去生命的还有另外一些法国侨民。

　　因而公董局关于消除传染源的理由显得冠冕堂皇。

　　但是，祀神、合乐、义举、公约乃公所基本的职责，厝棺停尸、人土为安，向为崇拜神灵、敬奉祖先的中国人的风俗使然，客居上海的宁波人怎么可能同意出让这方已经建立了近80年、埋有上万具宁波同乡棺椁的义冢之地?

　　公董局的交涉毫无结果。

　　双方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现实立场所产生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1873年冬，公董局以不能抛弃欧洲人讲究卫生的习惯为由，再次决定筑路，路线仍拟从四明公所的坟区穿过。

　　宁波同乡会认为此举涉及起棺改葬，殊不可行。于是，20位董事联名，于1874年4月28日，呈文法国总领事葛笃，言辞恳切地表示，如果新筑的马路穿越坟地，不单单是“朽骨抛残”的问题，而且通车后“马车震动”，会使“地下幽魂亦多未安”，作为后人，“何忍漠视”?因此，如果必须修筑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建议法方稍作改动，“拟请移开丈余”――丈余是多少?充其量也就4、5米的样子，就可以“藉供驰骋”了。而且，“所有改筑经费，均由四明在沪之人并力措办”，也就是全由在沪的宁波人承担。呈文最后，20位腰包鼓鼓的宁波富商不惜放低身段， “环求法总领事大人俯鉴舆情，恩准履勘，谆劝公董局，谕将冢地让出，改道另筑，以安幽冥而全善举”。

　　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提出这样的要求实在算不得什么大事嘛，拐个4.5米的弯，就可以吟咏一首安魂曲，积德行善，何乐而不为?哪怕放在你们法国，市民不愿意干的事，政府恐怕也是要斟酌再三的吧。

　　可是，公董局处心积虑，原本就是冲着你的累累坟冢来的，筑路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必欲除去心中的忌讳，岂肯轻易易辙，因此断然拒绝。

　　双方互不退让，经数月纠缠，致使事态逐渐恶化。

　　1874年5月3日下午，数百宁波籍市民聚集四明公所，以示抗议，期间同法国巡捕发生冲突，抗议人群遂移师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包围了公董局路政管理所工程师佩斯布瓦――扩界筑路工程的设计者――的住宅。面对院外情绪激昂的人群，佩斯布瓦竟悍然开枪，当场射杀1人。

　　当晚，愤怒的人群密密匝匝地包围了公董局，并向内投掷石块。公董局急召法国水兵、巡捕，以及英美巡捕、水兵、商团，前来护驾。时任上海道沈秉成闻讯后，不但不护卫自己的子民，相反，还派出亲兵洋枪队帮助洋人镇压暴民。

　　5月，萤飞草长的上海之春，流萤般飞过的却是噬血的子弹――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再加上中国人自己的子弹。

　　石块如矢终究不敌弹雨横飞，抗议人群最终以7死、20人伤的代价败下阵来；法租界内也有房屋四十余间遭火焚毁，树木、路灯(煤气灯)一片狼藉。

　　冲突过后，中法双方直到1878年方才达成赔偿协议：上海道赔法国人白银37650两，法国人赔付七名中国亡者恤银7000两，四明公所及其所属地产依照惯例免纳捐税。

　　如此结局只能令人扼腕。

　　自有第一次流血冲突以来，法国人便与四明公所结下了宿仇，对这块横鲠在喉咙口的地皮横看竖看就是不可容忍，排斥、厌恶之上更添仇视，诸多恶念与垂涎相交织，此后一二十年一直耿耿于怀，不断制造出大大小小的各种冲突。

　　到了1898年1月，法国驻沪总领事以及公董局故态复萌，再一次向上海道及四明公所提出扩展租界、征用公所土地的要求，在遭到拒绝以后，仍不断纠缠，长达数月，大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之势。7月16日清晨，蓄意已久的法方终于按捺不住，悍然动武。

　　此时的法国领事已易人为白藻泰。

经过精心策划，白藻泰亲率法军80余人，全副武装进入四明公所，同时命巡捕把守四面道路，隔绝交通。一切布置定当，预先遣调的民工已将四明公所包围，随着一声令下，对其三面围墙实施强拆。一时之间锤响凿鸣、烟尘飞扬，不消顷刻，围墙即轰然垮塌。白藻泰再命法军驱逐公所人众。在黑洞洞的枪口威逼下，上千工人极不情愿地被赶了出来，诅咒声、叱骂声不绝于口，公所内外群情鼎沸，骚动不已。

　　当晚八时，愤怒的人群涌向十六铺法国巡捕房，报复性地将其围墙拆毁。法方开枪镇压。

　　第二天上午，以宁波籍为主的沪上民众集聚法租界巡捕房，抗议法方暴行。白藻泰指挥法军先以高压水枪喷射，继而下令开火。下午，150多法国水兵登岸增援，封锁道路，阻止交通，对抗议人群施行血腥镇压。

　　短短两天时间里，上海市民有17人被杀，20多人受伤。

　　此后四明公所虽以罢工罢市相号召，然在血腥的枪口之下，这一举措显得孱弱无力。

　　子民被创，等于掮堂堂父母官的嘴巴子，岂能坐视，上海道台等官员与白藻泰几经交涉，双方答应各自克制，不致事态进一步扩大。

　　7月20日，江苏布政使抵沪，法方乘机再次提出扩张租界的要求。以“羁縻”(即“妥协”)为外交原则的中国官员，最终答应了对方的扩界要求，才总算保住四明公所的土地所有权。但，法方明确：(法方)可以在四明公所的地面上开筑道路，四明公所则不可以再掩埋新尸和停放棺柩。

　　中国的官员与民众，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咽，必须为自己的陋习支付代价，其状也惨，其情也哀，今人不知何慨。

　　1899年6月，法租界扩界议妥，范围东至城河浜(今人民路西段)，西至顾家宅、关帝庙浜(今重庆南路)，南至丁家桥晏公庙浜、打铁浜(今西门路、自忠路)，北至北长浜(今延安东路西段)。面积翻倍。从原来的1023亩，扩展到21 35亩，净增1112亩。

　　1900年1月，得便宜卖乖的公董局，在四明公所应允拆除部分围墙、出让部分土地，供法国人修筑宁波路(今淮海东路)的前提下，很“慷慨”地为四明公所修复了破损的大门与围墙。又过了两年，到1902年1月，公董局再向1898年的死难者支付了每人一百两恤银，一起血腥的屠戮终告休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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