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兴起原因探析

自明代中叶起，晋商正式形成了一个商帮。所谓商帮，就是以地邻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一种商人集团。它主要由有一定贸易自由的贩运商人组成。明嘉靖年间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儿子严世藩与人说：“天下富家，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结果是当时全国十七家列入，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两姓。”明人沈思孝在《晋录》中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史料文献和实物佐证都能够说明至少在明朝中叶的嘉靖万历之时，晋商已经开始在经营范围和财富积累的过程中崭露头角。到了清代，晋商就进入了鼎盛时期，尤其在清代创立票号之后，商品经营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一度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在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晋商一直是地主制经济运转过程中的主体集团之一。在重要商品的地域性买卖以及全国性商品运销、对外贸易、金融汇兑，乃至在政府军事物资供应、饷源以及财政支持等方面，晋商都曾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骄傲地以明清晋商而“自夸于世界人之前”。本文将从五个角度出发，探析晋商兴起的原因。

一、得天独厚的交通地理优势是晋商成功的客观原因。我国的农业经济生态区可以分为两大块。从黑龙江的漠河到云南的腾冲，画一条东北－西南向的斜线，这条线的西北是游牧经济区域，而东南是中原汉族广大农业、手工业区域，它们是两类不同的农业生态系统。这两类农业生态系统分界线，在北方大体与长城平行。而山西背靠蒙古草原，南接中州河南，右连陕西，左屏河北，位于这两种经济区域之间。因此，山西就自然而然充当了促进相互联系和彼此互补的这一角色。作为农耕经济文化极为发达的中原地区，自古需求游牧经济文化的某些补充。比如游牧地区的特产马、羊、骆驼及皮毛、药材等，这是农耕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因此，蒙古游牧地区对中原农耕社会和生活的补充是全面的，而非某一时、某一地、某一物的交换。只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文化区域，就存在着这种互补。同样，中原先进的农耕社会对蒙古游牧地区在各个方面的“汉化”和补充性更强，也更全面。无论持久的“汉化”，还是时断时续的“互市”，从未隔断过这两大经济区域之间的联系。晋商就是从明代开始，做边贸生意渐渐壮大的。

可以说，是历史上的地理优势造就了晋商。他们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农耕和游牧两大区域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互补性这一无限的商机，在从事南北物资交流中获利并兴起。

二、明代晋省南部地狭人稠是把晋人逼向商业领域的根本原因。山西从明代开始，就有众多的人口从事商业，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山西所面临的巨大的人口压力。元末明初的农民战争，主要是在中原地区。经过十几年的战乱，中原地区人口丧失非常严重。相对来讲，山西却是一个相对风调雨顺的社会环境，在明代初年朱元璋洪武年间的时候，山西的人口总数就达到了四百万。这个数目已经相当于当时河北、河南两个省人口的总和。而与此相对应的却是“土地小狭，民人众”，“晋俗倍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以耕也。”同时，还有“阳邑民多而田少，靖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的史料记载。所以，晋人多商贾，起初并非是想发大财，而仅仅是为了有口饱饭吃。可以说，是恶劣的自然环境把晋人逼向了市场，逼出了一大批商贾，至少在他们起步时是一种无奈之举。

三、明代政府为北边各边镇筹集军饷而推行的开中制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重要机遇。明中期以后，蒙古的瓦剌与鞑靼兴起，对明的长城造成巨大压力。而明从宣宗以后，已经“今非昔比”，再无力出征漠北，只好改为防御。于是沿长城线，设立九个边镇，由东到西，沿长城线一字排开，形成一条防御屏障。九镇驻有约八十多万人的军队、二十多万的马匹，为了维持庞大军队，供应就成了大问题。明洪武三年山西一行省参政杨宪上书朱元璋提出了“开中法”的奏议，按照这个奏议朝廷不再自出巨银输边，而是借助商人的力量运粮到边地，然后给商人“盐引”若干作为回报，这个“盐引”相当于是贩运、出售盐的凭证，商人凭借“盐引”到盐产地管理机构取盐，然后销售获利，除补偿转运粮食费用外的利润就归自己所有。运粮的艰难远远超出人的想像，但是这对于晋商来说无疑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军粮由官运改为民运，商人付出千辛万苦仅仅只能得到一纸“盐引”，但这张纸在过去却是难以得到的特权，凭此才能获利。因贩盐有厚利可图，晋商纷纷竞争向驻军供粮。他们以此为基础，逐步扩大经营范围。他们之所以能成为“边塞”中的主干、商帮中的劲旅，得益于“开中法”，而“开中法”的关键在于保证军粮的运送。粮价的高昂，在于地区间的差额。由于地区差异、时间差异、交通运输差异以及商人操纵市场能力的差异，都造成了同一种商品的不同价格，商业利润都来源于商品流通过程中的价格差。近百万大军的粮食需求蕴含着巨大的商机，晋商正是抓住了这一重要的机遇迅速兴起。

四、重商的风气是晋商能够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是一个没有经商传统的国度，习惯所说的文明，也指的是农耕文明。商业，被称为末业；农业，才是本业，重本抑末，是历朝历代不变的既定国策。商人，在社会的地位不高，士农工商，商排在各个阶层的末位。但情况自明代有了转变，政府改变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社会舆论也有所转变。纪昀称：“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贸易。”《山西通志》及许多县志，都有关于重商的记述。这些地方志中还记述有许多弃儒就商的人物，他们或因家境所迫，或谨遵父命，都放弃了考取功名，而专务商贾。许多尚未入学的孩子，也把经商视为成才之路。这说明晋人能较大程度地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背离了儒家思想中“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的行为准则。晋中有“生子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个茶票庄”的谚语。晋商能暴富，利益的强力驱动，促成了弃儒就商风气的形成。但晋地的弃儒，并非完全放弃了读书，而是把千百年读书做官成就功名的途径改了。通过经商，也能光宗耀祖，扬名四方；通过经商，也能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通过经商，也能“捐官”，照样享有读书做官的荣耀。这种观念的更新无疑是其富足的原因之一。在晋地，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传统颠倒过来了。但是，晋商并不轻视读书，而读书的目的与其他地区不同，晋人子弟不愿十年寒窗考取功名、谋求官位，而把对功名的追求用在了兴生意上。学而优则商，造就了一个个世商巨贾，也造就了精明、诚信的晋商群体。

五、晋人艰苦奋斗、诚信守约、以诚待客是晋商兴起的人文因素。《史记》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晋商也是在这种利益的诱惑和驱使下，不远万里背井离乡，风餐露宿，在外经商。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晋商正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而成就大业的，尤其往来于“茶马之路”的商人，“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他们贩茶于福建、湖南，销售于大漠之北。行千山万水，穿沙漠强海，夏头顶烈日，冬餐冰饮雪，年复一年奔波于商途，有一首民谣形容晋商路途的艰辛：“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尤其经商于新疆、蒙古、俄国、日本的山西商人，更要克服语言和生活习惯的障碍。可见没有自强不息的精神，晋商是不可能称雄于商界数百年的。重信守约、以诚待客是晋商成功的内在文化原因，晋商是最讲职业道德的商帮。他们无论是在对内贸易还是对外贸易中，都毫无例外地遵循着信、义等道德约束，这种深刻的文化背景就是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晋商将仁、义、礼、智、信作为做人和做事的基本准则，提倡“见利思义”，不仅诚信待客，而且仁义律己，以顾客为中心构筑起贸易的金字塔。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关公是信义之神，因此，晋商最尊崇关公。他们不仅在店铺和家中供奉关公，而且在各地的晋商会馆中都为关公修殿、供奉。其目的就是请这位“神威广大”的神灵，日夜监督他们的全部商业交往活动甚至精神世界，杜绝违背信义的事情发生；同时在关公的保佑下，使商业旺盛、财源广进。因此，晋商的成功与诚信仁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可见，明初晋商的崛起不是偶然的，它是晋人在一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下，利用开中制的机遇，进行经济交流的需要，靠自身的文化因素与性格特征等因素综合促进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