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陪都重庆人口激增，贫富间差距也随之拉大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政府出于战略安全方面的考虑，于当年10月作出了迁都重庆的决定。1940年9月6日，正式定重庆为“陪都”。由此，重庆一跃成为全国战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随后，大批院校机关及军队开始涌入，给当地市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据统计，1937年重庆市人口仅为47万，到1943年8月已达88万多人，1944年突破百万，达103万人。此后重庆市的人口，一直维持在百万以上，直至抗战结束。但这成倍增加的人口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住房紧张

为缓解人口压力，重庆建了大量捆绑结构的简易工棚，面积达195万平方米，全市约有30％的居民就居住在这种破旧阴暗的房屋中。这种简易住房质量很差，几乎一推就倒，加上人员密集，又多设在长江边上，布局混乱，没有系统的下水道等，住宿、卫生环境极差。

物价飞涨

这是最让民众怨声载道的，也是国民政府最感头疼的问题。抗战八年，重庆物价上涨了1560多倍。当时居住在重庆的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回忆道，起初四川的东西真便宜，“一角钱买十个很大的烧饼，一个铜板买一束鲜桂圆”，但从1940年起就不再便宜了，物价几乎一天一倍的天天往上涨。

就业压力加大

生活质量下降、物价迅猛上涨的同时，由于抗战后涌入重庆的多数都是成年男女，导致求职者数量原因超过了市场需求，也挤压了当地人的就业空间。在1943年12月重庆市政府编制的“本市人口职业概况表”上显示，当时重庆的无业人口已经超过12万人，另有超过13万5千人打些零工，勉强度日。

贫富差距更加悬殊

随着国民党中央机关及企业的不断进驻，以富商官僚为主的上层人物云集重庆，“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之类的调侃也开始广为流传。当时在重庆，不仅有从国外走私进来的高档奢侈品，还有从沦陷区运来的阳澄湖大闸蟹等高档特产，当然价格都极为昂贵，只能满足达官贵人的需求。

正式由于这些高档食材奢侈品的流入，孔祥熙曾专门发起所谓的“食物营养研究会”，侈谈“物价愈贵，愈要讲求营养”，并专门为“新生活运动”开列餐单，里面还有维他命汁、糖芋头、猪肝等。这与当时前方的连天战火及重庆普通市民的困苦生活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