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末年，政局黑暗，贪官污吏横行，广大百姓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汉灵帝建宁（168年-172 年）、熹平（172年-178年）之际，大瘟疫又频繁爆发，四处流行；缺吃少穿,又缺衣少药的百姓纷纷毙命于疫病之中，绝家灭户的惨境时有发生。
瘟疫肆虐，太平道趁机而起
就在瘟疫肆虐之机，太平道的首领张角“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一些病情不甚严重的病人，经过太平道的道师救治，纷纷痊愈了；而那些已经病人膏肓的人，道师们也有一种无损自己声誉的说法，即“得病或日浅 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者，则为不信道”，这种神乎其神的解释，更使得太平道的神奇和神秘感倍增。
在死亡线上挣扎而又求助无门的百姓，看到太平道非常灵验的治病助贫功能，立即被拨动了心弦，民众皆“神而信之”。这种遍及各地的轰动效果，使首领张角备受鼓舞，积极寻求拓展布道之机。光和年间（178年-184年）,大瘟疫再次接连不断地在东汉帝国境内流行开来，为张角之流通过送医布道扩大势力提供了良机。“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潜相连结”。
治病助贫，太平道不断壮大
在“八使”的动员和组织，“青、徐、幽、冀、 荆、扬、衮、豫八州之人，莫不响应。或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八州之人云合响应，投奔者多得阻塞道路,其声威与气势是何等壮大！”张角趁势又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16字口号，几年之内，数十万百姓便聚集在太平道内。
太平道治病助贫的实际功能不仅有力地吸引了广大民众，而且对组织、号召起义具有极强的掩护性。当时，广大百姓贫困交加，又时刻面临瘟疫的威胁，各级统治者无力助其摆脱困境，正在焦头烂额之际，太平道却出面救治百姓，使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千百万贫民因获得安慰，避免他们为了最后的生存铤而走险。
大乱之前的稳定，反而使东汉统治者放松了警惕
黄巾起义前的十多年，尽管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但各种反抗活动反而大为减少，这种反常的“沉寂”，不得不说与太平道的活动有直接关系，因此不少地方的地方官对太平道持宽容态度，对其公开流传并不阻拦，甚至还大力支持。到了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太平道己有“众徒数十万”，并按军事编制“置三十六方”，大者数万，小者也有数千人。
面临八州之民纷纷投奔太平道,“郡县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但并不是东汉统治集团内部所有人都对太平道的迅猛发展麻木不仁、不闻不问，也有许多有识之士敏锐的意识到了潜在危险。卫尉刘宽、司空张济、司徒杨赐、侍御史刘陶等人先后上书朝廷，指出太平道有谋反迹象,奏请未雨绸缪，提前捕杀张角等人，瓦解太平道。可是这些有关太平道的“上奏”，并没引起朝廷应有的警觉。以汉灵帝为首的统治集团高层渴望天下太平无事，加上十余年来果然天下太平，使其滋生了“宁可信其无，不愿信其有”的消极心理。也正是在这一心理支配下，东汉王朝眼睁睁看着太平道不受限制的迅速发展壮大，直至最后组织了规模空前的农民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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