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范浚的民本思想对王阳明学术的影响

——邓亚平

范浚者，字茂明，浙江兰溪香溪镇人，世称“香溪先生”。出生在一个门第显赫的诗礼簪缨之家，《范氏宗谱》说他出生在“一门双柱国，十子九登科”的膴仕之家，他的一生如明烛照耀在八婺大地，真仍青史流芳远，丹心照汗青。

范浚之学直宗孔孟遗经，而开婺州斯文之盛，故有“婺州开宗”之誉。范浚之学又集孔门之道，孟子之德于一体，秉持的是故圣人“大中至正”之道，这让婺学在中华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成为一门独特的儒家学术而流芳千古。因此，徐儒宗先生赞范浚开婺州文学之宗说：“婺学之兴，则有赖于香溪之学肇其基也”，此话，是为千真万确。

范浚之学，首发起于兰溪一带，广大于八婺大地，以致在整个中华历史文化发展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朱子尝称：“其学甚正”。朱熹作为儒学之集大成者，大宋一代之理学家，竟然高度地盛赞香溪之学起于婺州而德泽于东南，广大于天下也，这实在是对范浚之学的一种赞誉和肯定。今天我们通过拜读范浚公的著作和查找历史资料后知道，范浚婺学学说的源头，确实直接继承了孔子的仁学和孟子的心性论。

孔子阐发仁爱之心，是来自于人的天然之情，他所说的礼，则是行仁的规范，可见，孔子是要让人以礼来节制。而孟子则是继承孔子的思想，创造出良知良能之学说的，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之论，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量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孔孟之道都非常重视人仁亲情，并由此推爱于民物，范浚深契之。因此，当他满怀一腔报国热血，挺身而出，愿意为国家朝廷分担忧患，却受到秦桧等奸佞排挤时，没有失去对国家民族炽热的爱，为了能使自己忠于国家和爱护黎庶的愿望坚持下去，他便立志回到家乡开办学堂设帐授徒，借以传播其“经世致用”之思想，来让自己的思想理念在学子中得以延续。这种情愫深深地感动着人们，以至于后世的王阳明等所倡导的“格物致知”之思想受其影响是何等的大。

王阳明在摸索致良知的道路时遇到过许多困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是“千古圣贤相传的一点真骨肉血”。他的经历让我们看到：良知人人都有，致良知就是要让心回到“无善无恶”明洁的本真状态，这种思想与范浚所倡导的理念是何等的相似。

传王阳明于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反对宦官得罪刘瑾，差点丧命，最后在众人的斡旋下，被罚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贵阳府修文县治的龙场（即现修文县龙场镇）任驿丞。但是，人都被贬了，途中还被刘瑾派人来追杀，幸他命不该绝而逃过了一劫。龙场为贵州偏僻的西南山区，苗彝杂住，人烟稀少，但在这里生活的那段年日里，王阳明生活虽然很苦，心里却很宁静，这给他以思考人生，思考心性的机会。因此，正是在如此不幸的遭遇中，给了王阳明一个反思的机会，让他得以反复思考人生，后来竟令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感悟，让他忽然领悟到了：“人的内心自然应该包涵世界运行的规则（心即理），又认识到圣人的光明品质人人都具备，这个光明的品质即良知。一个人如果想从外部去寻找良知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内心之处具有孔孟之道才是”。

后来，王阳明在绍兴、余姚等地也创建过书院，并广收门徒，宣讲王学。王阳明借此讲心，讲性，讲良知，讲仁，讲诚，讲修齐治平，讲万物一体，实际上都得益于范浚的民本思想。更兼他用孔孟儒学的初衷，作为思想体系基本框架的所谓良知，良能，诚意，明德，亲民等等范畴来引导人们，其思想理念基本上也与范浚一样，两者都是借以用《孟子》和《大学》之精神来寓教于人，以便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

王阳明认为“人皆具有心，心皆具是理”这个心就是要关心和热爱家国，关爱社会和民生，他哪怕在逆境中，在被贬时还抱着忧国忧民之心。他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其心境与当年范浚被秦桧之流的迫害时，一腔热血作《进策》之经国要务，却不得进呈御览的宽广胸怀是多么的相似。

从王阳明反对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理”的“格物致知”，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这一点可以看出，他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故明“本心”则明“天理”，这种思想与范浚所提倡的以“道”为中心，包括“心”与“物”方面来加以研究，以达到“从新所遇不可逾矩”的思想是多么地相符。可见，范浚的“经世致用”思想，对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基本理念影响是非常大的。

范浚生活在两宋之间正是国家多灾多难的靖康之难时期，因此，一腔报国的热血无法施展，但爱国之心始终坚贞不渝。他看到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战争的接连不断，朝廷的腐败不堪，更兼小人得志，混乱朝纲，欲想报国，却报国无门。在无可奈何之中，才被迫回到家乡，开办新学，欲把自己一身报国的理想，寄托在教育上，借以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帮其实现。所以，他一腔精忠报国的愿望对王阳明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以至于王阳明也开启了良知之学，就是“致良知”之学。王阳明学确立了以道德良知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对于救治当时社会道德滑坡，对于救治当时社会道德滑坡，唯利是图、物欲横流，不顾国家安危之人无疑是一剂对症良药，这一点，也与范浚的以“大中”之道贯穿而教之以孝悌忠信之理念又基本合辙。

范浚自称所学“本无所承，所自喜者，徒以师生谋道，尚见古人自得之意”。但是，香溪之学，盖直宗孔孟遗经，本乎治心养气，以阐发道德性理，进而探讨国是民生之大计，而以“大中之道”贯于期间，以成就圣王济世安民之功业的思想，就是秉承于孔孟之道的儒学思想，他的这种理念贯穿于他的整个中心思想之中，自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对后世的影响特别的巨大。因而，后世的阳明之学正是从这个中心思想上发展起来的。

阳明之学产生于明代中叶，是王阳明奠定的，其弟子后学所传承发扬光大的一门学术，阳明学兴盛于明代末叶，定型于明清之际，弘扬于近现代，被后人尊之为良知之学。王阳明的良知之学，以良知为德性本体，以致良知为休养方法，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以“经世致用”为学习的目的，是富有人文精神的道德理想主义哲学的集中体现，其理念与范浚所倡导的以“道”，包括“心”与“物”为主体的思想更是相一致，如范浚《进策·策略》：“主道在先正心，正心所以自治也。”这不但反映了范浚心性与事业、道德与事功并重的理学思想，也贯彻在王阳明的心学之中。

王阳明在《天涯》一诗中，道出了“长夜星辰瞻阁道，晓天钟鼓隔云楼。思家有泪仍多病，报主无能合远投”的报效国家而不得的无奈心情，那“钟鼓阁（搁）云楼，报主合远投”，的忧国忧民思想和怀才不遇之情怀，与范浚的思想理念也基本一致，主要表现在：

第一是道德理想主义：“香溪之学，盖直孔孟遗经”。孟子的心学可以说是以“仁心”为本体，所以，是直接从孔子那里继承而来的，因此，也叫“仁学”。孟子曾经引用孔子之言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又说“仁义理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这些都体现了“是非”、“好恶”、“真诚”、“恻怛”的“四端”之心。

可见，这根本上就是一个仁心，这“仁心”便是“良知”，这良知便是“天理”。而范浚的这种“良知”和“天理”正体现在他忠君爱国的道德情操上，这种理论后来被王阳明所应用而发扬光大。我们还可以从王阳明其它的诗中看出端倪，王阳明说：“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可见，王阳明是把孔孟儒学奉为至圣而崇尚道德理想主义之精神的。

第二是经史致用理论：范浚因怀才不遇，被奸佞之人排斥，理想和抱负得不到施展。于是，干脆回到家乡来闭门讲道，欲把理想与志向寄托给有志之人。他所教导的是以治心养气为本，阐发心性之学，推行“大中至正”之道，以“经世致用”之孝悌忠信之行，物理性命之学的这一独特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相结合，来为社会培养更多人才的。因而，连朱熹也盛赞他：“授徒至数百人，吾乡亦有从其游者。”这种思想也反映在王阳明的思想理论学术当中。

在朱熹《四书集注》中的《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善”，王阳明就根据《大学古本》把“在新民”改为“在亲民”，这个“亲民”就是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而亲之即仁之，就是孔子所说的“爱百姓”。这也正是一种范浚所苦苦追求的人文精神。在孔子的人生中，主要的就是讲学，而孔子的学术思想，统治者也大多不接受，使他的一片报国理念无从发挥，这些从范浚和王阳明的身上都曾经体现了出来。

第三是民本思想理念：范浚秉承儒家之圣人之道，用道德与事工并重的儒家学术思想，来立志救国救民，在自己抱负难以实现，为国效力希望落空后，没有放弃爱国爱民之抱负。他十分重视人才培养，专心闭门讲道，把理想与志向，寄托于有志学子，这是范浚民本思想的一个真实体现。因而，他教人以治心养气之本，阐发心性之学，推行孝悌忠信之理，这一独特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其精髓根植于民众之心，特别被社会所接受。因而，后世的王阳明正是继承了范浚的民本思想，才深得民心，“使远近负笈而至者甚众，以至弟子达数以百计，”为国家栽培了大拨的人才。

范浚力行实践之精神和认真办学这种思想境界，后来被王阳明运用到了极致。因此，当王阳明被贬远谪贵州龙场那穷乡僻壤之地时，也没有被生活的不幸遭遇所打倒，即使是身处逆境之中，处在危难之时也没有放弃心中的理想。他用自己的学问和所研究的“心学”去感化和教导那里的人们，与那里的人们讲人生，并在那地讲学育人，以致很多读书人闻其名，不远千里，前来跟随他。因此，王阳明借此机会大谈人生之感悟，“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缅怀风沂兴，千载相为谋”正是王阳明承继范浚儒学以心性为本体，本乎“修己以敬，进而修己以安人，而成于修己以安百姓”的真实写照。

另外，总结范浚的一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成就是值得今人去效法的。

一、刚正不阿，不畏权势：“绍兴中，举贤良，以秦桧当政，辞不赴，因不愿与秦桧为伍，累招不就。后返回家乡兰溪，在宝惠书院设帐授徒，传播其经世致用的理学思想。于是，闭门讲学，笃志研求，学者称香溪先生”。

这几句话点明了一位刚正不阿的忠良正直之臣的心迹，范浚是那么地刚正，忠直。他为了国家的和平稳定，为了民族的长治久安，为了百姓的安居乐业，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于不顾自己的生死，敢与秦桧等奸佞之徒进行坚决的斗争。其不畏权势，敢于犯上之抗争精神，正是他人所没有的真实体现。因此，这种刚正不阿，不畏权势的精神，至今一直被人们称道和被人们所推崇。

二、忧国爱民，心怀天下：而当国家处在外辱侵略，朝廷腐败之机，范浚亲眼目睹人民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靖康之难给他带来了切肤之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范浚以“心性为本体”，本乎圣人之道。他是爱国之楷模，在一闻文宗下诏御驾亲进时，遂作《进策》二十五篇进呈御览，所言皆经国之要务。但是虽一腔热血勤珍重，反被奸佞废弃之，他的满怀报国之心，竟被秦桧之流所阻而不得逐愿，然其贯义理于经世之旨于斯可见。

可见，他的其心性之学，所提倡的“经史并重”理念，以及力主道德心性的思想，正是他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真实写照。

三、开婺学之宗，启愚蒙之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宋代大学者张载所说的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我把这几句话拿来形容范浚先生感到比较合适。

范浚出生的那一年，正是宋徽宗第二个年号出台的时候，即宋崇宁年间。当时北宋使用这个年号仅5年。但是，仅仅是宋徽宗一人在位，就用过6个年号（建中靖国、崇宁、大观、政和、重和、宣和）。由于宋徽宗一生在政治和军事上无能，致使奸佞当道，国将不国，因此使社会动荡不安，政治腐败不堪，学术萎靡不振。所以，在范浚的青少年间，亲眼目睹了这种种民不聊生的景象，因而，他怀着立志成为圣贤的抱负，以启蒙天下苍生为己任，最后才会作出了令人瞻目的“开婺学之宗，托浙学之始”决策。

范浚还有更值得人们尊崇之处，就在于他有博爱的精神境界，范浚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精神的传承和立新两个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都体现在他愿意用教育来引导人，启发人的博爱情怀。因而可见，范浚儒家的民本思想不仅对王阳明学术有重大的影响，对我们现今中华文化的发展，也同样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诗曰：

天开理学一宗承，大宋贤良保国臣。二五文章论战策，三千著作警愚民。

丹心遂不方正受，碧血能与佞贼嗔。敬道传文播懿德，心箴百字盖人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