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登位篤信道教嚴嵩擅權

尚書章拯冶理黃河督建皇陵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十四日，武宗病死，四十天後堂弟朱厚熜以地方蕃王身份登上皇位，改元嘉靖，是世宗。由於家庭對他的影響，做了皇帝以後便罷黜僧尼，獨尊道教，其篤信程度超過歷史上信仰佛教和道教有名的梁武帝和宋徽宗，連下達詔書也用道士範文的“青詞”來代替，大殿中香煙繚繞齋醮不斷。

朱厚熜初登皇位，也頗有一番雄心大誌，想做一個有為之君，即位之初用賢能、驅奸佞，誅殺了正德時作惡多端的武宗佞臣錢寧、江彬，罷斥大監，拼棄外戚。然而畢競年少，壯誌有余，治才不足，特別是醉心於神仙方術求長生不老，競而自封“靈宵上清統雷元陽妙──飛玄真君”等三個道號，從而導致朝政日益荒怠，長達20余年不見朝臣，嚴嵩等奸臣從中把持朝政，弄得內亂不已，外患頻生，上下交困，民不聊生。

嘉靖四十五年（1566）二月，一代忠臣海瑞上了一道千古聞名的《治安疏》，疏文直指朱厚熜昏庸腐朽，並借百姓之口尖銳地指出：嘉靖者，言家家皆凈而無財也；並直言說妳不是一個好皇帝。明世宗朱厚熜看罷又怒又懼，結果一病不起，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去世，葬於他早在嘉靖七年廿二歲時就策劃建築的永陵。

章拯（1479-1548），字以道，蘭溪渡瀆村人。年少熟讀群書，明宏治十五年（1502）年舉進士，初授工部都水清吏司（本名水部）主事。職掌河川、陂地、橋道、車舟、織造、券契、衡量之政。曾下派廣東、廣西任左右布政使（省最高行政長官），後又調京任都察院右副禦史總理河道，再升工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禦史總理疏治河通。章拯除去兩廣外，均職任黃河治理工作。

黃河是一條變遷無常的河流，歷史上的下遊有26次改道，千百年來滔滔洶湧。《漢書溝血誌》載：“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鬥泥。”黃河“善淤、善決、善徒”所帶來危害，深深觸動了章拯。他初任寓居山東濟寧。因為濟寧是運河南北界中心，也是漕運的中樞，何況又與黃河故道鄰近，但在任內倒也相安無事。嘉靖五年（1526）六月，黃河水泛徐沛地區淹浸豐城縣，遷治縣至華山之陽。洪流而決口南，章拯奉沼前來治水。據《明史·河渠誌》，他參照大學士費宏，河道禦史載金、劉欒，督漕總兵楊宏的多方面意見上“疏治河道說”的整治方案，並會同四省撫按（省級官員負責安撫慰恤）相機行事，次第興工。然而次年夏，洪水又驟發，“河決曹單、城武、楊家、梁靖二口，沖入雞鳴臺，奪運河沛地，淤填七八裏，糧艘阻，不進。”《中國水利史》也載有：“嘉靖六車，河決徐州及曹單、城武、楊家、梁靖二口，沖入雞鳴臺，沛北皆為巨浸，東溢過漕入昭陽湖，泥沙聚壅，運道大阻，罷章拯。”

據《章氏宗譜》載：後來接替章拯的治河方案是：“另開新河，役夫十萬，耗員五十萬兩，中輟未成，人方服公（章拯）之議。”查得明代《治河奏續書》可知，當時黃河之水已如天上來。“自白洋宿遷縣境直到徐州共計二百八十裏，其堤內田地較之堤工程俱低九尺和一丈一二尺不等，而堤外淤灘則較堤工程低三、四、五、六、七尺，甚有淤灘與堤頂相去尺許，及竟與堤頂平者。”歷代的災害造成如此困境，決非章拯一年之功就能奏效。以今觀之，科學技術不發達的當時，對黃河未能上下遊統盤綜合治理，僅在下遊河段局部進行是註定失敗的，故皇上也諒解了他。

章拯解職，即受命督辦顯陵工程。顯陵工程自嘉靖元年五月起開工及至嘉靖三十八年九月，從來沒有停止過，這是一項十分宏偉的皇陵工程，有虎飛殿、陵思殿、陵明樓、祭祠署，還有人工培築顯陵山等近20個單項建築。督辦工程款經廷議，世宗批準計費62萬兩，章拯殫心研究僅用了21萬兩，省近36萬兩，均解入工部以河災備賑濟之用。工程也如期竣工，升工部尚書。

一次世宗主持南北郊分社祭祀中，章拯認為當今民困財乏不需分祀，而罪及世宗，更有人火上添油以顯陵寐殿琉璃瓦滲漏和削減費用太多中傷，罷職回家。

朱厚熜為了炫耀自己，大興土木，如北京現存的天、地、日、月四壇及其太廟等古跡，卻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